與此同時，其他的一些海外華文媒體也對「九評」與百萬退黨這樣的重大事件及相關活動絕口不提，保持了詭異而一致的奇特沉寂。
這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現象，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具備基本新聞常識與嗅覺的記者願意放過這一絕佳的報導機會。透過這種異乎尋常的沉默，人們不難看到幕後中共黑手的影子。
事實上，這次「九評」和退黨並不是海外華文媒體的第一次改變立場。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輪功之初，海外很多華文媒體都紛紛對迫害進行揭露和譴責。但在中共加大海外滲透力度的時候，華文媒體對法輪功的正面報導和聲援文章就漸漸減少。很多以前受媒體歡迎的海外民主人士，在被中共列入新的黑名單後，他們文章和活動在華文媒體的曝光量也逐漸減少。
在中共仍然繼續加強對法輪功學員、各種宗教信眾、上訪民眾、異議人士進行打壓的時候，海外華文媒體對它的讚美之詞卻顯得空前熾漲。
在人類的文明歷史上，善與惡、正與邪、自由與專制，一直在進行著各種形式的較量。在近代，這種較量體現為民主社會與共產極權的對抗。在前蘇聯與東歐解體後，中共成了專制勢力的核心，繼續為禍人類。
然而這個歷史罕見的邪惡權力體系、殘害過千千萬萬華人的極權系統，正從曾經的不可一世走向今天的窮途末路。《大紀元時報》最近發表的「九評共產黨」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百萬退黨大潮，對邪黨體系砸下了又一千鈞重錘。勿庸置疑，中共邪惡統治已經搖搖欲墜，中國社會將面臨重大的精神變革，中國以至世界的民眾擺脫中共暴政、迎向自由民主的努力日漸曙光。
在正邪較量的天平日益傾斜之時，中共不忘垂死掙扎，在國內嚴控媒體，大肆抓捕無辜民眾，甚至把黑手伸向海外，大力鉗制民主自由的聲音，並企圖對「九評」以及退黨的消息進行強力消音封鎖。
目睹海外華文媒體如此令人費解的轉變，人們不禁要問，到底海外華文媒體這幾年發生了些什麼？是因為中共的經濟利益與政治壓力對他們進行收編，還是因為他們自己對中共的前景判斷出了問題？他們與中共背後到底做了什麼樣的交易？
媒體扮演的是社會公器、社會良心的角色。任何一個媒體如果希望在現代社會的樹立與維持自己的聲望，就不能不恪守這一基本的職業操守，肩負自己的道義責任。
一個公正的媒體，需要有獨立崇高的報格，需要反映和昭示歷史的潮流，這是媒體的最大歷史使命。
當中共這一人類最大的專製毒瘤走向垮臺的時候，海外很多華文媒體屈服於一點眼前利益和中共壓力，對此歷史潮流視而不見、一致禁聲，甚至為極權機器粉飾太平，配合中共黑名單對海外各種民主力量進行打壓，無疑是華文傳媒界的奇恥大辱。
不管怎麼說，中共的解體命運已經不可避免，中國的民主化潮流也沒人能夠阻擋，把自己本來光明的前途與中共的必然滅亡命運連在一起，實屬大不智。這樣背棄媒體基本道德操守、違背歷史大勢的做法，既對華文媒體本身的口碑和聲望構成莫大傷害，也對華人社會的發展進步帶來傷害，造成華人世界的大不幸。
從另一角度說，作為期盼中國走向民主富強、關心國內民眾未來的海外華人，能夠帶給中國國內百姓的最大幫助，不是金錢支援，更不是面子上的塗脂抹粉，而是精神道義與自由資訊的聲援。因為前者只會增加獨裁者肆虐百姓的資本，加劇人民的苦難，而後者才有可能促成社會的進步、民眾的自由。因此，積極聲援海外各種民主運動，聲援「九評」與退黨、共同參與清除中共惡黨，將成為海外華文媒體貢獻中國社會的最好著力點。在這些問題上的退卻與沉默，將成為華文媒體拋棄原則、不負責任的最大見證。
邱吉爾說：善良的軟弱強化了邪惡的刻毒。
作為海外華人，我們應該好好思考一下，是否海外華文媒體對中共惡行的沉默低調和變相縱容應該對中國大陸百姓的悲劇延續與加劇負有一份責任？我們應該捫心自問，我們是否為幫助解脫他們的困境盡下了我們的責任──至少是道義上的責任？
可以預見，在中共面對滅亡的時候，它會使出各種手段來苟延殘喘。海外華文媒體如何選擇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成為海外華人以及主流社會關注的焦點。一個能夠獨立公正報導社會真相、不畏壓力傳播正義之聲的媒體，將為中國社會的進步和即將到來的歷史巨變寫上輝煌的一筆；反之，一個背離歷史潮流，打壓勇者，討好獨裁的墮落媒體則對時代的變遷構成阻礙，給自己帶來恥辱。
歷史將記住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
作為海外華文傳媒業的一員，我們願意與同行一起，發出民主自由的時代強音，共同開創海外華文傳媒的新局面。我們期盼海外華文媒體在這中共邪惡即將垮臺的歷史時刻，能夠順應時代的潮流，勇敢承擔自己的道義責任，扮演一個公正媒體的角色，不要在促成共產邪惡徹底垮臺的歷史洪流中缺席，不要漠視「九評」退黨等重大歷史現象，更不要逆歷史潮流而動，助紂為虐配合中共惡黨打壓時代的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