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後共產時代，東亞大陸地區的人民，可參考日本二戰後的成功經驗
21世紀初期，日本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他們的經驗，值得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我認為，學習成功者的經驗，遠比採行自我摸索的方式，要更具有成功的效能。
在後共產時代，東亞大陸地區的人民，要有效發展自由化的市場經濟，有必要參考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驗。日本二戰後在經濟上的成功，主要有三大原因，茲列於下，供參考：
1、 日本採行美國的憲法：二戰後美國軍事佔領日本，在美國的幫助之下，日本開始各種政治與經濟的重建工作，例如，日本採行美國的憲法，其中僅改變美國憲法中的兩個條款，即「人民不可以擁有槍械」與「國家不可以擁有軍隊」。由於日本採行美國式的憲法，因此民主憲政的發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成績。在這部充分體現人權與自由的憲法之下，日本的國會運作方式與美國相同，奠定了未來經濟發展的良好條件。
2、 日本學會了西方國際資本運作（SWAP）的方法：二戰後，日本為了盡快恢復經濟與生產力，他們非常認真地學習國際資本運作的知識與操作技巧，由於他們是充分保障人權與自由的國家，也由於他們高水平的管理能力，他們成為富國俱樂部（G7）的國家。透過國際資本運作，他們從國際金融市場裡，取得了無限的資金，成為典型運用國際金融資金，而成功地建設國家經濟的國家。
3、 日本人認真地學習美國品管之父戴明博士的品管知識：二戰後，日本由於引進了戴明博士（W. Edwards Deming）的「品管」觀念，使日本的商業文明邁向了，追求高質量的理念。這種理念，使日本的商業與產業文明，逐漸走向了「世界性優良品牌」的方向，造成了日本商品文明的大復興。如今，日本的商業已逐步跨越世界各國的競爭者，成為人類優秀商品文明的典範；如欲充分瞭解日本商品文明的精髓，必須從研究戴明博士的品管觀念開始。如此才能充分學習日本成功的經驗，使企業未來能走向世界優質商品文明的可能性。
二、戴明博士的品管理論
所謂全質量管理，是以將管理對象做到零缺點、零故障、零後修、零後遺症、零抱怨的境界為目標。所謂的「品管」，是以下列四種方式，來提高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與獲利。
1、增加售價：由於產品質量優良，因此售價可以提高。
2、增加銷售量：由於產品精良，購買的人多，市場佔有率增加。
3、降低檢修與重複生產的開支：由於一次便做好了最高質量的產品。因此產品不用再回廠修理或重作，降低了成本。
4、減少故障品庫存開支及資金積壓風險：由於產品不用再回廠修理，或成為報廢品庫存在工廠，因此沒有資金積壓、額外倉庫租用與額外管理開銷，相對地降低了成本。
前兩種方法是「直接增加利潤」；後兩種方法是降低成本，是「間接增加利潤」。所謂的間接增加利潤，實際上也達到了企業增加利潤的目的。這就是日本產品，戰後在國際市場上成功的原因。
現代品管的理念，以戴明博士品管的理論，為最著名。有關於戴明管理理論的精髓，需先參考戴明管理十四要點，茲摘錄其內容資料如下：（本資料引述自戴明的著作：Out of the Crisis）
這十四要點，是美國工業發展與轉型的基石。這十四要點，可以幫助管理者，有效提高經營的成功績效，也可以有效幫助企業提高產品的質量，以便爭取市場上成功的機會。這十四要點，也是1950年以來，日本高階管理者努力實踐的課題。
這十四要點隨處可用，不論公司大小，服務業或製造業均可使用；它們亦可適合應用在公司的任何部門。
1、改善產品與服務，要有持續不變的目的。此目的即是：要具有競爭力、持續經營，以及提供就業機會。
2、採用新觀念：創新。我們處在一個新經濟時代，管理者必須迎接世界的挑戰，瞭解自己的責任，並領導轉型。
3、停止靠檢驗來達成質量控制。第一次就把產品作好，不要再依賴大量及額外的檢驗。如果要靠嚴格的檢驗制度來改善或控制質量，等於是原本就計畫生產不良品，承認製成沒有能力達到規格的要求。
經由檢驗來改善質量，往往太遲、無效，而且浪費金錢。質量並非由檢驗而來，而是由改善生產製程獲得。檢驗、報廢、降級及重加工，都不是製程上的正確措施。重新加工會增加成本，而且也沒有人喜歡作修理的工作。放在一旁等待重作的東西不但會愈積愈多，造成成本浪費，而且在下游製程急需零件的狀況下，往往會來不及修好就會被使用。應培養工人的榮譽心，一次便把產品做到最高的品質。
4、廢除以最低價競標的制度。以降低總成本的方法來取代，每項物料以單一供貨商為原則，建立彼此之間忠實與信賴的長期關係。切勿在單一項目（原料）上壓低價格，而取得質量差或貨源不穩定的原料，使得生產質量下降、效率降低、重複修補或有事補救成本的產生，造成整個生產總成本不當地提高。
5、不斷地改善生產與服務系統，以改善質量與生產力，如此成本也會不斷降低。
6、建立在職訓練制度。訓練必須瞭解業務真正的需要。管理階層必須接受訓練，從進料到客戶都要徹底瞭解。
管理者必須瞭解哪些問題造成了員工無法在工作上獲得滿足，並採取行動予以解決。
日本管理階層先天就比美國管理階層佔優勢。日本管理者在公司裡通常都得待上四至十二年，從現場工作開始，然後從事公司的其它職務。他熟知生產方面的問題，也做過採購、會計、分配與銷售等工作，因此管理的績效較佳。
7、建立領導體系。管理的目的不是監督，而是領導、幫助員工，讓他表現得更好，更有效率地使用機器設備。管理者的管理也需要重新檢修，就像員工一樣。
8、掃除恐懼，使人人都能有效地為公司工作。
9、破除部門與部門間的藩籬。研發、設計、銷售與生產人員必須團結合作，並事先發覺產品及服務所可能碰到的潛在問題。
10、消除那些要求員工做到零缺點及高生產力水平的口號、訓示，及目標。這些東西只會造成反效果，因為造成低質量生產力的許多原因是「系統」的問題，而非工人所能控制。
11、廢除工作現場的工作標準量，代之以領導。廢除目標管理、數字管理法及數值目標，代之以領導。
12、排除那些不能讓工人以技術為榮的障礙。管理者的職責，必須由僅重視數量改為重視質量；亦不可以為了管理指標，而讓屬下虛報資料或縱容屬下提供滿足上級規定的假統計資料。排除那些不能讓管理人員及工程師以技術為榮的障礙。這也就是說年度考績制度及目標管理必須停用。
許多工人常會報怨說：他們作過的每項工作，都有印成厚厚的書面指示與規定，但卻沒人讀完。因為每個人讀了一半，就已一頭霧水，再讀下去恐怕只會更糊塗。
*如果檢驗出了問題，讓檢驗員不能確定合格與否。如果檢驗員也不能確定儀器、規板是否正常，領班又不顧質量地催促產量時，如此的生產結構，如何能讓工人以工作為榮呢？
*當工人要花時間修理或隱藏前項作業的不良品，或隱藏毀損品時，叫他如何以工作為榮？
*當工人每天要生產一定數量（工作標準）的產品（不管好的、壞的、廢品，統統都算在內）時，他又如何以工作為榮呢？
*機器故障而又沒有人來修理時，他如何能以工作為榮呢？
*當他因不良品而停機修理時，領班命令他「開機」，要他「製造」不良品，他又如何以工作為榮呢？
13、建立一個有活力的教育與自我改善機制。好的人才並不缺乏，一般企業所缺少的是較高層次的知識。每個人都有責任成功，都需要再教育，管理者也一樣。
14、讓公司每個人都致力於轉型。這種轉型是每一個人的工作。
採取行動達成轉型：為了達成組織的轉型，我們應採取以下行動計畫。
(1)、負責的管理當局應針對上述十三要點、致命惡疾、各種障礙等，奮鬥不懈。他們應深切體認上述新觀念的意義與執行方向，並且切實實行這個新哲學。
(2)、管理當局必須採用新哲學、以負起新責任為榮。他們必須勇於突破傳統，即使遭同僚排擠亦在所不惜。
(3)、管理當局必須以研討會或其它方式，向公司內「重用的多數」解釋為何要改變，而人人都將參與。公司裡必須有夠多人瞭解這十四要點，否則管理者將會勢單力孤。
三、後共產時代東亞地區，商品與自由經濟市場化的問題
在後共產時代，東亞大陸地區的人民，有必要針對人類商品與市場發展的自然規律，來探討如何建立新的商品與市場發展機制。我認為，商品與市場的發展，也必須符合自由經濟市場的原則，讓市場走向充分的自由化與國際化，使後共產時代的東亞人民，也能夠充分享有類似西方自由市場的理想發展環境。
21世紀的商業文明，是以消費者需求為主體的商業形態，為了符合消費者主體的需求，所有的企業與生產機制，必須提供一種符合消費者需求與滿意的產品。
此外，所有的商品，也必須符合人文關懷的立場，基於商品是為人服務的目的，因此所有的產品，也必須符合良好質量與高質量服務的特質，如此才能使企業與商品，建立永續發展的可能性。
雖然，21世紀是商業產品與消費者充分互動的時代，兩者的供需與回饋關係，決定了商業形體的性質與機制。但是，我認為人類商業產品與消費者的關係，還必須建立在充分關懷人類、關懷大自然生態系統、關懷地球有限資源、關懷地球環境與地球可持續性發展等問題之上；否則人類的商品經濟，將成為危害人類道德、大自然生態與地球環境的最大破壞者。
例如，後共產時代，東亞地區的人民，也必須面對過去中國大型企業所有的問題，如：如何作經營目標定位、如何創機制、如何調整產權結構、如何引進現代管理機制、如何提高經營績效、如何規劃經營策略、如何掌握市場營銷、如何提高品管質量、如何使用現代化人力資源等問題，如果上述問題改革進程緩慢或調整效度不彰，則中國的國企將有可能在國際經濟市場上處於弱勢與被動的位置。
在專制體制的國家，那些大型的國有企業， 大抵存在有「服從」與「服務」機制的衝突現象。國有企業屬於國家經營的項目，因此企業倫理著重於「服從上級的規劃與意志」，至於企業的盈虧屬於國家承擔的範疇，企業的管理者與屬下不用真正承擔責任與風險，因此對企業所屬的員工而言，是零風險的經營項目，既然屬於零風險，員工只要管好個人分內的工作與固定領薪外， 不用太擔心企業的效績與盈虧。
在自由經濟市場的國家，一般民營企業屬於股份或個人經營的項目，因此企業倫理著重於「服務」消費者，消費者滿意後，企業才有盈利與永續經營的可能， 因為民營企業屬於民間自負盈虧的項目，所有企業的風險由經營者承擔，是高風險項目，經營者為了避免負債戶或破產，勢必要求員工提高工作質量與效率，如此企業才能滿足消費者及站穩市場，企業才有活力與生存的機會。
因此，上述國營企業的員工，是以「服從」為經營的主體訴求，屬於反市場導向的經營機制；上述民營企業的員工，是以「服務」為經營的主體訴求，屬於市場導向的經營機制。
所有的經濟建設，必須建立在充分關懷人文、保護生態系統與維護地球環境的三種立場上，如此才可以使後共產時代東亞地區人民，能夠獲得追求真正幸福與快樂價值的權利。
後共產時代，東亞地區人民，為了有效建立自由化的商品經濟，應該盡量學習西方自由市場營銷的概念，如此將有助於商品建立自由流通與發展的有利條件。例如，在自由化市場營銷方面，必須重視上述三種關懷的立場，也必須提供良好的商品服務價值，例如，可以參考下列市場營銷中產品三個絕對與生命週期的概念，以便建立對人的合理服務概念。
1、絕對的產品：
一個產品，如果擁有三個獨一無二的特點，它將成為市場最絕對與強勢的產品，甚至在市場上能爭取到接近100%無競爭對象的產品。企業如何將現有的產品，額外創造出三個獨一無二的特點，這關係到該產品在市場上的絕對比率性的競爭力。
2、絕對的市場佔有率：
一個產品要成為市場上絕對的佔有率，應該盡量具備有下列條件：
(1)、該產品是世界上最好的產品（質量必須是世界第一名）
(2)、該產品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服務（售後服務必須是世界第一名）
(3)、該產品提供最多的附加價值（產品價值必須物超所值十倍或二十倍以上，必須爭取成為世界第一名）
3、絕對的利潤：
一個產品要產生絕對高的利潤，應該盡量具備有下列三個條件：
(1)、增加更多的購買客戶（必須比世界銷售第一名還要多的客戶）
(2)、增加客戶重複回來購買該產品的次數（必須創造世界第一名的客戶重複率）
(3)、增加客戶每次消費最多的可能（必須創造世界第一名的客戶消費數量）
4、產品的生命週期：
任何商品均有一定的生命週期，其發展程序有如生命的基本規律，如出生、生長、成熟、衰退四期，當商品在市場上開始進入衰退時，必須想辦法延長生命週期，否則便會邁入商品死亡期。延長的方式在於將商品做適度的「轉型」，重新塑造商品新的獨特點，成為市場上新形態優勢的商品，從而重新進入另一個階段四期的發展程序。
對於產品的生命週期，有一個通俗概念非常好，可供參考：即是：人無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變，人變我升。商品必需求精、求新、求變，以便永遠在市場上領先，否則便會成為市場自然競爭中的淘汰對象，因此增加產品的優勢，才能增加產品永續性的生命週期。
任何一種產品的發展規律與生命週期邏輯，實際上與人類文明的發展規律與生命週期邏輯相似。人類文明會因應不同時代與環境的需求，作各種求精、求新、求變之創造，如此文明才能有強大的生命力與擴張性，任何一種文明產品又何嘗不是。
四、後共產時代，東亞地區人民可以請美日專家，協助各種經濟重建的工作
後共產時代東亞地區人民，為了盡快恢復各種經濟重建的工作，可以聘請美國或日本著名的金融與經濟專家，來幫助他們進行各種經濟重建的工作。
例如，鼓勵民間建立銀行、制定自由市場經濟的政策、建立亞洲區域物流的機制、學習國際資本運作（SWAP）的方法、促進貿易自由化、有限度工業化政策、建設綠色國家計畫、保護生態系統、保護地球資源與環境等。
過去的中國人，喜歡從事閉門造車的文明改造工作，這種做法非常危險。在一個官方完全不重視教育的國家，讓這些人民，用閉門造車的方式，來建設國家，這無疑是玩火自焚的行為。為什麼我說中國的官方，完全不重視教育？因為中國對教育的投資，GDP教育人均比只佔約2%，屬於世界為開發國家的水平，這樣的國家，如何能夠期望任何文化進步、經濟發展與科學創造？
基於這個客觀的事實，我主張後共產時代東亞地區人民，應該拋棄狹隘的國家意識，大量高新聘用外國專家與學者，來擔任國家的政務官與高級顧問。治理國家，就像管理企業一樣，如果不聘用第一流的人才，那麼這個國家，就沒有有利的發展機會了。
例如，後共產時代東亞地區人民，如果能夠聘用，類似於如美國格林斯潘、克林頓、墨西哥塞狄奧（Evnesto Zedillo，1951年生，1994年起擔任墨西哥總統）、甘迺迪（John Kennedy，1917-1963年，1961--1963年擔任美國總統）等人，來擔任國家高級領導人或顧問，那麼國家豈有不進步發展的理由？
塞狄奧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是墨西哥著名的經濟與教育改革家，十分成功地改造了墨西哥的文明，並增強了該國的經濟實力。像這樣的人，他能夠將墨西哥從一個貧窮與文化落後的國家，而改造成為一個經濟與文化進步的國家，他所擁有的治國能力，絕對是值得認真學習與探討的對象。
後共產時代東亞地區人民，必須站在世界文明的最高點，然後尋找出有利的文明經驗，來幫助國家建設，並且應該充分保障人們追求愛、正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幸福與快樂價值的權利。
五、以自由與民主的核心價值，建立東亞永久幸福與和平的文明價值
中國1百多年來苦難的歷史，說明瞭一群缺乏自由與民主核心價值的人民，絕對無法建立人民追求幸福與和平的文明價值。
事實上，自由與民主的核心價值，已經在人類的歷史，具有兩個世紀以上的歷史，例如，美國就是一個具有充分自由與民主核心價值的國家，也是人類自由與民主文明成功的典範。在後共產時代東亞地區人民，沒有必要再像過去的孫中山一樣，重新設計什麼新憲法或建國大綱，只要學習二戰後日本與德國的成功經驗，就可以了。
二戰後日本與德國成功的經驗，十分簡單。他們學習第一流的世界文明，因此分別成為世界排名第二與第三的文明，例如，美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日本如今已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德國如今已是世界第三經濟強國。後共產時代東亞地區人民，如果要在經濟上建設成功，那麼就應該聰明地學習二戰後日本與德國成功的經驗。
所謂學習二戰後日本與德國成功的經驗，並不是只是學習他們文明的表面形式，而是學習他們文明的內在核心價值。中國1百年來的歷史，都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那就是太過於短視與急功近利了，他們為了快速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只想學習進步國家的船堅炮利技術，或者學習進步國家的治國制度與政策，完全忽略了進步國家的文明理念與核心價值，這種部分改革式的文明學習方式，注定要走向失敗的命運。
什麼是美國、日本與德國等文明的內在核心價值？我認為，在理念上，那就是自由與民主的價值，這其中包括自由、平等、法治、民主、人權、幸福與快樂的價值。當人類有了這種文明的內在核心價值之後，人類才有資格談所謂的文明制度與政策建設的工作。
基於自由與民主的理念，人類自然可以逐步設計出符合自由與民主理念的制度，也可以逐步制定出符合自由與民主理念的政策。所謂符合自由與民主理念的制度，例如，建立以人權立國的理念，然後推行各種民主憲政的制度與政策，如依照民主程序，制定憲法、實行多黨政治、開放言論自由、尊重宗教與信仰的自由、推行民主憲政、採行三權分立、尊重人權、廢除死刑、開放全民普選、要求軍隊國家化、成立聯邦政府、建立綠色國家等。
為什麼一定要先有自由與民主的理念，然後才能真正建立民主的制度與制定民主的政策？這個道理十分簡單，所謂民主的制度與制定民主的政策，完全是建立在自由與民主理念的基礎上；如果這個基礎不穩固，那麼一切在這個基礎上，所建立的文明結構，將很快就崩潰了。
六、中國百年來民主憲政的誤區
人類民主憲政的發展，必須按民主憲政的規律，也就是人民應該先建立「自由與民主」的信仰與理念。然後依據這個信仰與理念，發展出民主的制度與政策。
以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為例，孫中山考察世界各國的政治，他想要設計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理想政治制度。然而，他卻沒有真正自由與民主的信仰，也沒有真正自由與民主的理念，因此他所設計出來的制度，便會牴觸到自由與民主的理念；這就是這套五權憲法，無法在中國實行成功的根本原因。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1911年民國成立時，革命同盟會的女會員，非常憤怒地反對宋教仁與黃興等人的政策，他們不允許婦女有投票權。這些女會員，找到了孫中山，孫中山以中國女子普遍缺乏文化條件，而說服這些女會員，放棄爭取婦女投票權的決議。孫中山根本沒有所謂人人平等、主權在民與基本人權的理念，否則他就不會跟著反對婦女投票權了。
為什麼我認為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注定要邁向失敗的命運？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因為它完全違反了現代自由與民主的理念，凡是違反自由與民主理念的制度，都不是屬於民主憲政的文明結構。現代自由與民主的理念，非常重視保障人權與建立合理的法治機制，因此在現代民主憲政的國家，基本上採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這套體制，可以充分維護人權，也可以保護自由與民主的核心價值。
五權憲法，表面上比三權分立，還多出兩權；但是事實上，它是一黨專制與中央集權的工具，也是完全否定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所謂五權憲法，就是設五個院，即是行政、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院，這五院的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不必經過國會的同意，如此這五個院，豈不是成為總統的直屬行政單位？如果總統要打擊反對黨，那麼他就可以公然透過司法的系統，來迫害所有的反對者。
1911年至2005年的今天，中國依然是一黨執政，依然是黨權凌駕於國權，依然是由執政黨直接任命司法最高領導職務，司法機構居然成為一個行政的部門，那麼就無所謂的司法獨立的概念，也違反了三權分立的原則。這些不合民主政治的體制，都是由孫中山實行五權憲法，所造成的後遺症。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一部大量抄襲西方政治制度與概念的著作，這部著作，有許多地方不符合邏輯與錯誤，也有許多地方違反了自由與民主的理念。這部著作，成為國民黨當年一黨專制的權力神主牌；最後這套權力神主牌，居然還被臺灣沿用到今天，真是臺灣人民莫大的不幸。
如果臺灣能夠在1949年，便按美國的憲法模式，實行民主憲政，那麼今天臺灣的文化與經濟發展，絕對不是現在這種落後的局面。同理可證，如果1911年民國成立時，中國能夠按美國的憲法模式，實行民主憲政，那麼今天中國的文化與經濟發展，也絕對不是現在這種落後的局面。
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的民主憲政，必須記取上述中國近代的歷史教訓。換言之，人民應該先建立「自由與民主」的信仰與理念，然後學習美國、德國或日本的政治經驗，以舉行公民直選的方式，建立各地的政府與國家。在尊重人民的選擇權利前提條件下，探討未來亞洲地區邦聯或聯邦的組織方案。
六、參考日本成功的法則，建立未來人類幸福的文明
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時候，有大量的知識份子，介紹了西方的人文理念、制度與科技的知識，由於日本過於短視與急功近利，他們只追求富國強兵之道，而忽略了西方人文理念中人文關懷、人道正義與人權的思想，最後雖然國力增強了，但是卻成為新的帝國主義。
日本這種功利主義的改造文明思想，最後在二次世界大戰，證明了他們走向失敗的命運。二戰後，由於美國的協助，使日本又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成為G7中重要的會員國家。
從日本近代發展的歷史模式，非常有助於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文明的建設。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絕對不能夠再犯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錯誤，而應該學習二戰後日本成功的經驗。我所指的日本的成功的經驗，僅限於日本正面文明成功的經驗，也就是日本學習美國經驗的部分，例如，上述的學習美國的憲政、熟悉國際金融市場操作的能力、良好的管理與商譽等。
此外，日本也有許多值得人類學習的文化，例如，高度重視道德與倫理的國家、高度的文學與藝術成就、重視環保、廢水處理技術、重視生態保育工作、嚴謹的治學態度、進步的科技創新與研發、農業技術的進步與創新、進步的醫學技術、重視宗教信仰、重視商業誠信、重視普及教育、重視文化建設、重視思考人性的問題、優秀的國民教養與素質，高度關懷人文等。
如果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能夠認真地學習國際資本運作、以人權立國、建立商業誠信的社會、學習現代管理的知識、充分地自由與民主化，那麼基於這五點客觀的條件，那麼也有可能可以加入G7的國際組織。加入G7的國際組織，有助於提高國家的經濟力。目前G7國家的國民，平均年收入都在3萬美元的收入之上，這就是熟悉國際資本運作的經濟發展優勢。如果沒有成熟的自由、民主、人權、誠信、國際資本運作知識與管理能力，絕對不可能成為G7的成員國；即使是加入了，也會像現在的俄國一樣，不能得到G7國家真正經濟上的幫助。
當然日本也有些缺點，例如，有一部分的人，仍然有軍國主義的思想，也有領土擴張的慾望；有一部分日本商人，在中國南方開設對人體有危害的製造工廠等。但是這並不代表全體日本的國民。有些中國人，並不知道日本國民對中國所做的工作，例如，貸款給中國、大量地捐款與修建中國佛寺與古蹟等。
簡單的說，學習日本成功的經驗，就是學習美國的經驗；將日本變成第二個美國，這就是日本文明成功的模式。千萬不要像過去的中國人一樣，喜歡從事愚公移山、土法煉鋼、摸著石頭過河、搞大躍進、閉門造車、四個現代化、強調中國特色、強調中國國情、強調階段論、喜歡搞莫名其妙的政治創新方案（如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等；這些做法，不僅誤國誤民，而且耽誤了國家文化與經濟建設的根本大問題。
換言之，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一開始時，千萬不要隨便從事各種文明創新的工作，例如，對文化、教育、政治、經濟、農業、環保、交通、城市規劃、金融資本運作、銀行管理與憲政的創新；只要認真地學習美國人的治國方法與民主憲政，就可以了。等學習到一定的程度之後，自然可以有各種優秀的文明創新能力與機會了。
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可以參考日本的成功的法則，認真學習美國的經驗，將國家變成第二個美國，並且用心建立未來人類幸福的文明。
20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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