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國的領導人喜歡強調「中國特色」，然而，中國特色有精華也有糟粕，有正確也有謬誤；中國歷史有治世也有亂世，有前進也有倒退。我們當然只能繼承那些前進的、優良的、治世的傳統與特色，並使他們進行現代化的轉化。可是，現在的影視屏幕以至文學創作，把清朝的歷史和秦始皇、武則天的歷史反反覆覆的進行炒作，實在叫人厭煩透了。我現在一看到影視屏幕上出現了陰陽頭、大辮子、馬蹄袖、紅纓帽，一聽到卑躬屈膝的自稱「奴才、奴才」就感到噁心。其實，滿清這個朝代和秦始皇之類的暴君值得宣傳和繼承的東西實在太少了。且不說清兵入關時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和「留發不留頭」；也不說滿清末期道光、咸豐和慈禧太后的昏庸腐朽、喪權辱國、荼毒百姓；僅就當代一些作家和影視製作者鼓吹和美化的「康干盛世」來說，也是不足為訓的。
明代後期，皇權、政權是極端腐朽的。但是，由於當時的朝廷是一個弱政府，不如清朝統治那麼多事和極權。{例如：萬曆皇帝長年不上朝，不辦公；天啟皇帝只顧遊戲和做木工}，腐朽、軟弱的政權並沒有完全壓倒社會、經濟、文化的進步。那時，城市民營工商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佣工數百人的手工作坊和經營規模較大的商人；程朱理學和科舉制、八股文走到末路；出現了講究「致良知」和重實踐的王陽明學和後期王學；西方的科學技術隨著利瑪竇、鄂本篤、龍華民、熊三拔、畢方濟、湯若望、羅雅各、艾儒略等傳教士的源源東進，傳入中國；一大批高官和儒學權威徐光啟、李之藻、葉益藩、楊廷筠、丁魁楚、瞿式耜等接受了西學，甚至信奉了基督教；南明的永曆皇帝及其皇后、太子、妃嬪全家入教；反映市民生活的優秀小說「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中國最好的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隋唐演義》和神怪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相繼問世；中國第一部諷刺小說《儒林外史》把科舉制度和庸俗、迂腐的兩種儒生揭露得入木三分；人性化、自由化的散文小品層出不窮；反專制、反儒家名教和提倡個人自由、政治自由的大思想家李贄和中國最早的政黨－－東林、復社應運而生；後來又出現了全面揭露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積弊，反對君主專制、官僚政治、紳士政治，民主思想呼之欲出的中國最早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如果由這些進步思想家領導的反清鬥爭能夠取勝，並改造農民的起義隊伍，中國的近代化必將大大提前。可是，為滿清二百餘年統治建立典章制度、提供指導思想的康熙皇帝，卻沒有像同時代的彼得大帝一樣，走「歐化」 －－即近代化的道路，為中國發展近代科學，建立近代工業、近代學校和近代軍隊，也沒有接受明末那些先進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的思想去改革封建專制制度，卻是以程朱理學和已經腐朽不堪的科舉制度、八股文章去牢籠士子，選拔人才、治理國家；加上，重農輕商、閉關鎖國和大興文字獄。雖然取得一時的統一和安定，但在政治、經濟制度和思想文化導向方面，同那些實行近代化的國家背道而馳。所以，中國在1840年以後落後挨打以至淪為積貧積弱的半殖民地境地，在所謂「康干盛世」已經埋下了禍根。「康干盛世」，不過是封建末世的迴光返照而已。盲目歌頌「康干盛世」的人，他們的思想境界遠遠落後於當時的曹雪芹。
漢唐盛世卻大有不同。
所謂漢唐盛世，大體上是指西漢開國以後，歷經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劉詢執政的170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東漢復國以後，歷經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執政的76年，即：公元前25年到 105年；唐朝貞觀以後，歷經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寶14年「安史之亂」以前大約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5年。在這前後 380年中，中國是堪與西羅馬比美、超過東羅馬的世界東方最富強、最文明的泱泱大國。漢唐盛世的優性文化和她們在內政、外交方面的積極經驗，對於正在和平振興的當代中國，具有可資借鑒的意義。
推行「無為」或「有為」的仁政。
西漢、東漢和唐朝，是推翻了極端專制、極端殘暴、極端勞民、虐民的秦始皇、王莽和隋煬帝而贏得民心、取得政權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義的仁政。在漢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於暴秦的殺伐、苛法、苦役、重負鬧得人口銳減、民窮財盡，漢朝就實行了道家的「無為而治」的仁政，讓老百姓修養、生息、恢復和發展生產。無為」，是人治的無為和法治的有為。
西漢，第一個開國丞相是蕭何。當劉邦與項羽在滎陽、成皋之間以戰爭爭奪政權的時間，蕭何就在劉邦的大後方關中建立法律、制度。蕭何原來是秦朝的縣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體會到秦法的嚴酷，他在《漢律》中放寬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繼續放寬。例如，惠帝廢除了「挾書律」，即：不許民間挾書、藏書；廢除了「夷三族」律，即：誅殺父族、母族、妻族；並規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滿十歲者，有罪當刑皆免」；減田租，十五稅一。漢文帝元年，「盡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廢除有罪者連坐親友、鄰里的苛法。文帝二年，開言路，廢除誹謗妖言之罪，這同近現代的 「言論自由」有些類似。文帝十三年，廢除了墨、鼻、剕三種肉刑，用剃髮、割須代替了臉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腳的「鼻」和 「剕」刑；保留了宮刑和死刑。景帝元年，又減少了笞刑的數量，規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元二年，明令改剮刑（即千刀萬剮）為斬首棄命。景帝二年，又將田賦減為三十分稅一，這個稅率一直維持到東漢末年。文帝和景帝還規定了輕罪可以納粟贖罪。由於法律較為寬鬆、合理，長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樂於遵守寬鬆合理的漢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
從西漢高祖到惠、文、景帝，政風寬大，絕不奴役和掠奪人民，相反的，多方減刑減稅，也不濫用兵力大修宮室，輕啟戰端。概括起來說，慎選官吏，明修賞罰，不求多事，不事擾民，讓人民在法律範圍之內休養生息，享有較多的自由。這就是西漢的「無為而治」。從惠帝、文帝到景帝，經過五十多年的「無為而治」，西漢人民逐漸富庶起來，據《史記-平淮書》記載：在景帝末年，除非有水旱大災，城鄉家給人足，安居樂業，幾乎家家有馬役使；公家倉庫裡存糧過剩，陳陳相因；長安錢庫裡存錢數十萬萬，穿錢的繩子都爛了。五十年以民為本的仁政，為西漢培養了雄厚的國力，才產生了漢武帝和漢宣帝由「無為」到「大有為」的時代。
東漢光武帝也是一個以民為本，關心人民疾苦的皇帝。他自己是有知識的太學生，即位以後，以仁愛、忠恕的儒學治國，他先後下詔七次解放奴婢。例如：建武十一年的詔書說:「天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敢灼奴婢者，論如律。」他愛惜民力，崇尚節儉，「身衣大練，衣無重彩，宮室無私愛，左右無偏私」，對於後宮、外戚、官吏約束很嚴。光武帝一朝33年，沒有大規模營造宮室和巡遊勞民之舉，也沒有大的貪污和腐敗。明帝、章帝繼續大興學校，以儒術治國，並從西域引進佛教，以致風俗醇厚，天下太平。史稱「明章之治」。尤其是：他允許人民有說話的自由，也有不說話的自由，有從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他尊重嚴光、周黨等「不臣」之士，倡導士節，即：獨立人格和高尚氣節，其影響所及，東漢二百年間特立獨行、重節義輕生死之士，不絕於書，直到漢末「黨錮之獄」中，富有獨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識份子數以千計。
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盛世」，使中國古代民本主義的「仁政」達到頂峰，也使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達到頂峰。
盛唐的生產水平很高。據唐玄宗天寶四年記載，人均畝產糧食800多斤，相當於當代的最高水平。那時，實行的均田制和租用調製，男丁一口受田100畝，其中口分田80畝，每年納粟2石。以每畝收穫1石計算，80畝收80石，所納田賦，僅佔其農業收入的1/40。這比漢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的 1/30更輕。以庸而言，唐制：每人每年為國家服役20天，也比漢朝的30天更輕。以調（布帛之征）而言，每人每年交納綾、絹各2丈，僅及西晉的1/6。除了租庸調以外，唐初沒有鹽、酒、茶等苛捐雜稅。由於民生富庶，物價很低。唐太宗貞觀4年斗米3文，唐玄宗開元13年，洛陽米價1斗10文，青州、徐州斗米5文。國家的糧庫、錢庫、布泉庫都裝滿了。例如，河北的清河（是唐朝北方的一個倉庫）。小小的州城，戶口就有10餘萬人，天寶年間儲存糧食30餘萬斛，布300餘萬匹，帛80餘萬匹，錢30餘萬串（一串千錢）。所以杜甫賦詩：「憶惜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當時的百姓，不僅在家安居樂業，出外旅行也很舒適。《通典》記載：開元時東至洛陽、汴梁，西至關中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肆豐溢，每個驛站都出賃驢馬供客人騎乘。南詣荊襄，北至太原、範陽，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驛站和店舖。杜甫描寫從秦州（今甘肅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驛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當時甘肅到新疆的驛舍有池、有竹，可見氣候和水源遠比現在好得多。
盛唐的文化也達到中國古代的頂峰。詩仙李白、詩聖杜甫，畫聖吳道子，草聖張旭，還有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褚遂良等第一流的書法家，李龜年、李mu 等第一流的樂師，宇文愷等第一流的建築師，劉知幾、杜佑等第一流的史學家，玄奘等第一流的佛學家、翻譯家和旅行家，還有在敦煌、龍門、大同留下他們傑作的佚名的第一流雕塑家和壁畫家，都出在這個輝煌的時代。還有一個數據，很能說明社會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唐太宗貞觀4年，處決死囚20餘人。唐玄宗開元18年，全國犯罪的僅24人。
從「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沒有發生過農民或市民暴亂、起義的事件（不包括宮廷、貴族中的奪權鬥爭）。
為什麼在清朝雍正、乾隆時期，以大興「文字獄」來鉗制言論、鎮壓漢族人民，以嚴刑峻法來整飭吏治，可是，在滿清一代，官吏貪污越整越嚴重，人民起義越鎮壓越激烈。而在政簡刑清、輕徭薄賦的漢唐盛世，官吏貪污者少，人民犯罪者更少，民間暴亂起義事件基本上沒有發生。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特別是非常注意政治安定的現在的執政者，更需要研究這個問題。下面，我只提出個人的一點初步的看法。
第一、不拘一格選用賢才
漢文帝劉恆、漢武帝劉徹、漢光武帝劉秀、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是有知識、有才能的人，他們都能夠大興學校、培養人才。而在兩漢初期選拔人才的薦舉制度，還在上升時期，不像東漢末期和魏晉那樣腐朽；唐太宗李世民又推行了隋文帝楊堅創始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在它實行的初期，突破了「九品中正」等貴族壟斷政權的制度，擴大了選拔人才的範圍和政權的基礎，起了革命性作用，以致西方國家也加以效法。選拔人才的標準，重視德行、學問和從政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貴賤、親疏的界限，以至在漢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初期人才濟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以唐太宗「貞觀之治」為例，那時中央政府的重臣，有李世民的親友長孫無忌、段志玄、高士廉，有隋朝舊臣蕭瑀、裴矩，有地方小吏出身的房玄齡、杜如晦，有敵方降將李世績、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和異黨政敵魏徵、王珪，還有外國人史大奈和出身寒微的馬周。李世民都能兼收並蓄，推誠相待，量才器使。再以唐玄宗「開元盛世」為例，當時的賢明宰相，就有姚崇、宋璟、張嘉貞、李元紘、杜暹、張說、韓休等人。同時，這些朝代都注意裁汰冗員，精官簡政。西漢成帝時官民之比是：1：7945；唐玄宗時官民之比是：1：3927。官員越少，人民的負擔越小，擾民的興作也少。
第二、建立了一套制約官員權力的制度
近現代民主制度的要義是：制約政府權力和保障人民權利。這個制度，在西歐和北美發展成為較為完善的最不壞的政治制度（更好或最好的制度，現在尚未發現）。但是，這個制度的起源，不在西歐、北美，而在世界上幾個文明古國，尤其是中國。
監察御史制度和科舉制度都是中國的發明。戰國和秦朝就有御史，不過那時的御史地位還不高。漢代，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平行，後來又稱司徒、司空、司馬，稱為三公。三公都有專門的衙門，各自開府辦公，即：丞相府、御史府和太尉府，再後來太傅和大將軍也開府，就由三權分立變成五權分立了。唐太宗貞觀年間，中央政府的權力制約制度更加完善。那時，中央政府的最高領導機構是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和御史臺。尚書省總理國家庶政，由左、右僕射統率著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六個部。中書省承旨制訂法令和詔書，是立法機構，由中書令和中書侍郎主持。門下省掌管出納帝命，讚相禮儀和審議法令、詔書，相當於秘書長和審議機關。御史臺，由御史大夫主持，御史中丞輔佐，下設三院，即：臺院，掌管糾察中央政府百官，並與「大理寺」、「刑部」共同審理刑獄大案，稱為「三法司」。殿院，設殿中侍御史，掌管朝延供奉，肅正朝儀，並對皇帝進諫。察院，設監察御史，掌管巡查地方州縣，具體任務是：1、察官員善惡；2、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3、察農桑不勤，倉庫損耗；4、察妖猾盜賊，為公私禍害；5、察德行孝廉，茂才異等，應時用者，也就是發現和舉薦人才；6、察黠吏豪宗兼併土地，欺壓良民和為貧弱人民伸理冤屈苦難。
唐太宗貞觀3年，還建立了三省駁議與合議制度。所謂駁議制，即：國家大政，由中書省草擬法令、詔書，交門下省審核，門下省如認為不妥，可以塗改發還，謂之「塗歸」，再經過中書令審閱，黃門侍郎駁正，尚書省同意後，呈皇帝審核批准，再由尚書省執行。一項法令，一紙詔書，要經過多次反覆檢討駁正才能夠定案。所謂合議制，就是遇到國家大事，由三省長官會議於政事堂，共商對策。這種三省駁議制與合議制，既能互相監督制約，又能互相合作，收到相反相成的效果，同現代的民主決策很近似了。皇帝本人也受到一定的監督。他要接受御史和百官的諫諍；史官要如實記錄他的言行，叫做「起居注」；欽天監，還可以借天象示警，要求皇帝反省自己的失德，以便減刑、減稅，甚至下「罪已詔」。唐太宗李世民還制定了死刑裁決「三復奏」和「五復奏」的制度，來限制皇帝濫殺和誤殺。即：全國死刑的裁決權集中在皇帝手裡。皇帝判決死刑以後，執法部門和監察部門可以反駁，再判決，再反駁，直到反覆三次到五次以後，最後的裁決才算定案。
此外，唐玄宗李隆基還採納了第一任宰相姚崇關於「宰相權重，不可久任」的建議，實行宰相輪換的制度（天寶年間被他自己破壞了，長期任用李林甫、楊國忠）。採納宰相張九齡的建議，制訂了京官和外官互相遷調的制度。實行了對官員甄別試驗的制度，成績優異者升遷，考試不及格者，解職歸田。
第三、廣開言路
唐太宗在他所作的《帝京篇》中，有兩句詩說：「察善納忠諫，明科慎刑罰」。這就是說：從政之道，一要廣開言路；二要賞罰分明。他確實做到了這兩點。貞觀一朝，政治上形成了敢於直言，敢於批評的風氣。他的大臣，如魏徵、王珪、孫伏伽、戴冑、張玄素、柳範、馬周、褚遂良等，無不以直言敢諫名垂青史。就連在隋朝以逢迎煬帝著名的裴矩，到了李世民手下，也累上諫章。這是李世民提倡、鼓勵、寬容諫諍的結果。由於唐太宗「典型在宿夙」，唐朝後世的中主、庸主，也不敢打擊直言極諫的官員和知識份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詩歌中，都有指名批評皇帝的內容，唐玄宗、唐憲宗等並未加罪於他們。朝廷的風氣，自然會影響到民間。在「文景」、「明章」和武則天以外的盛唐，下情上述比較通暢，沒有以言獲罪的人民。漢哀帝是個大昏君，他要殺彈劾權臣的著名知識份子鮑宣，引起中國第一次學生運動，即1000餘太學生伏闕上書，為鮑宣鳴不平。漢哀帝不僅沒有降罪，還採納了太學生們的意見。
第四、在各方面實行寬容政策
一、民族寬容唐太宗自己總結「貞觀之治」的五條經驗，最後一條是：自古都是貴中華，賤夷狄，我卻實行「華夷一體」的政策。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李唐家族，至少是李世民的祖父母、父母和他與長孫皇后，都是漢族同鮮卑族混血，因而很少有排斥異民族的大漢族主義心態；加上李世民本人胸懷廣闊，目光遠大，能夠實行民族寬容，宗教寬容，社會寬容和文化寬容。唐代，留居中國的外族人空前之多，將相、官員、富商中外族人也很多。唐朝的宰相，有29人是外族人。大臣和大將中，突厥人有阿史那社爾、阿史那思摩、執失思力、阿史那承慶、阿史那彌射、斛瑟羅等；沙陀人有沙叱阿博、沙叱忠義，而李國昌，李克用竟然封王；回紇人有契必何力、渾釋之、李思義，而僕固懷恩、渾瑊、李光顏、王庭湊竟成為有大功於唐朝的名將；奚人和契丹人中有張孝忠、李寶臣、李唯岳、史憲臣、孫萬榮、孫孝哲、李楷洛，而李先弼竟成為與郭文儀齊名的再造唐室的統帥；高麗、百濟、新羅人有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禮、李思道、黑齒常之、金人問、李元佑等；中亞九國有康國人康待寶、康日知；安國人李國臣、駱光先、安祿山；何國人何稠、何潘仁；天竺（印度）人瞿曇謙、瞿曇悉達；日本人也很多，最著名的是官至左散騎常侍、北海郡公的阿部仲麻呂，凡此等等，不勝枚舉.
唐代的長安、揚州、廣州、交州等繁榮城市，胡商很多。波斯人和大食（阿拉伯）人把西亞和東南亞的珠寶、象牙、犀角、琉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販入中國；把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運到西方。胡商康謙在天寶年間官至安南都護，可見胡商可以為官參政。唐代的大都市，還有胡人開的酒店，用胡女招徠顧客。例如李白詩：「胡姬美如花，當爐笑春風」。
二、宗教寬容唐太宗李世民崇尚儒學，以儒術為立國之本。但他對其他學說和宗教也能夠兼容並蓄。佛教，早在西漢末期就已傳入中國；官方引進佛教，始於東漢明帝的「白馬馱經」。唐朝武德初年，李淵和李世民曾經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教的無神論。但是，貞觀 19年，玄奘和尚從天竺取經歸來，唐太宗在洛陽宮召見，詢問佛教教義和西域、天竺的風俗民情以後，開始信佛。他特令宰相房玄齡選拔精通梵文的碩學沙門50 人，協助玄奘在洪福寺、玉華宮等處譯經，後來又親筆為玄奘的譯著撰寫《大唐三藏聖教序》。唐太宗、高宗、武則天和武宗以外的歷代皇帝都篤信佛法，佛教的禪宗、法相、唯識、天臺、華嚴、淨土、律宗、真言各宗派，都是在唐代形成的。道教之盛，僅次於佛教。因為道教尊老子為道祖，唐朝因老子姓李奉為祖先，所以大興道教。貞觀9年，西方人阿羅本到長安傳授基督教的別派－－景教，唐太宗也接見問道，賜教堂，允許翻譯經典，公開傳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和後來的伊斯蘭教，唐朝廷都允許他們在中國建教堂，自由傳教。唐朝對各種宗教兼容並包的精神，只有西羅馬可以相比。唐朝是中國各種宗教最昌盛的朝代，也是國家最富強、人民最自由的朝代。我認為：這兩者之間是有因果關係的。因為宗教給社會帶來不用強力維持的行為規範和秩序，保證了社會的安定和繁榮；宗教給人民帶來了精神安慰、精神寄託和最終關懷，使人民能夠活得平安、幸福，而不去作姦犯科。
三、社會寬容漢唐盛世，對外的侵略擴張和朝廷上層的權力鬥爭，也是很厲害的，特別是漢武帝和武則天生活豪奢、濫用民力和鎮壓異己力量，是不足為訓的。不過社會上個人之間、不同人群之間和風俗習慣方面的寬容和諧精神，超過中國封建社會的任何時代，辛亥革命以後的現代中國，恐怕也難以相比。例如：詩人元結描寫盛唐的農村生活說。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 由於人民安居樂業，和睦相處，在「安史之亂」之前，關中有些老百姓沒有見過兵器是什麼樣子。盛唐的婚姻也很自由開放。唐太宗下詔規定：「庶人男女無家室者，並仰州縣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者，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貞節，亦任其情，無勞抑以婚嫁。」漢武帝的姐姐平陽公主，漢光武的姐姐湖陽公主，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孫女安樂公主，都曾經再嫁。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有6個女兒，他在客廳牆壁上開了一個橫窗，每當貴族子弟到他家來，他就讓6個女兒在窗內窺視，自由選婿。
四、文化的寬容和多樣化唐代文化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一是宗教、哲學；二是科學技術；三是繪畫、雕塑、服飾；四是音樂、舞蹈、雜技。在科學技術方面，唐代官辦六學中有算學一科。除了研習「九章」「周髀」、「海島」、「五曹」等中國算學以外，在玄宗以後，還要研習印度瞿曇悉達傳來的「九執術」，即西方算學。玄宗還任用印度瞿曇謙為宗正承，作《大唐甲子元辰歷》。印度和阿拉伯的醫學也傳入中國，與中醫並用。印度和西域的繪畫和雕塑也進入東土，同中國固有的藝術互相融合。「昭陵六黢」、「乾陵石獅」、「開成石經」、「樂山大佛」，其氣魄和精美的程度，都為後世所不及。石窟造像，如敦煌、龍門、大同、麥積山、濟南千佛崖、廣元千佛崖等，雖然是北魏、西魏等朝代開拓營造的，但其中的造像和壁畫，以盛唐最為精美。唐代是詩的時代，也是歌舞的時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愛好歌舞。而唐人愛好的歌舞，並不是朝廷創製的「國樂」、「雅樂」，而是雜揉胡樂胡舞的「新聲」。唐太宗令太常寺置十部樂。這十部樂是：一宴樂，二清樂，三西涼伎，四天竺伎，五高麗伎，六龜茲伎，七安國伎，八疏勒伎，九高昌伎，十康國伎。除了宴樂和清樂以外都是胡樂。樂工。很多是西域人、高麗人和印度人。舞蹈同音樂相配合。唐代的舞蹈，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諸目。健舞中有棱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諸目。軟舞中有涼州、綠腰、蘇和香、屈柘、團圓諸目，一看名稱就知道它們大都來自西域和印度、阿拉伯。唐代雜技種類繁多，有戴竿戲、弄槍戲、藏挾戲、雜旋戲、拗腰戲、飛彈戲、蹴鞠戲、婆羅門戲等等，大都來自西方。從上述情況看來，漢唐盛世在內政方面有三項治國方略。一是，放寬和鼓勵農工商業，實行富民政策，讓人民富裕，安居樂業；二是，廣選和慎選官吏，並實行權力制約和嚴格考核管理，使官員不致人數過多，權力過大，掌權過久，不致貪污、濫權和庸碌無能；三是，對人民實行仁愛、寬容的政策，使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婚姻自由、民族平等、社會寬容和文化自由多樣的幸福。正因為這樣，在「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期間，貪污濫權的官員很少，犯罪的百姓很少，人民暴亂起義的事件幾乎沒有。這些治國經驗都是值得中國當代政府加以繼承和發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