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辨識的第一個結論，就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中華民國國民乃擁有著極大的出版自由。甚至這個自由，迄今都為生活在中共統治下的文學家們，不能想像和不敢想像。
而所謂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時期，一般地說，應該是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因一期北伐勝利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開始；準確地說，則應該從一九二八年二度北伐成功、東北易幟和中國獲得初步統一及和平開始。因為，正是從彼時起，中國國民黨才在她的前身中國同盟會歷經了十七年民族民主革命，並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君主制度之後，又進行了十七年反覆辟的艱辛歷程，才終於領導北伐打倒了軍閥，並真正地建立了中華民國「第二共和」 的政權。但正是這個因接受了歷史的教訓才不得不實行「訓政」的「第二共和」政權，卻在她一開始，便被蘇俄和中共將它定性為「國民黨反動統治」。
但是，就是在這個剛剛開始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文學不僅繼承了辛亥以來的自由，而且享受著只有在一個真正共和的國家才可能享有的「出版自由」。因為，沒有出版的自由，所謂文學的自由自然就是一句空話。對此，當年的共產派文化人竟在後來對它回憶道：「……我小學時代的一位老師，在鄉間屬於縉紳階級一流的人物……鄉居無聊，一九三零年春天剛過，他竟忽發奇想，決定到上海辦一種《時事週刊》……於是，老師就帶著我這個初到上海的無名小卒，一個鄉下的小知識份子，居然輕而易舉地就把《時事週刊》辦了起來……」4如此的出版自由在中共已經統治了五十年的大陸，豈非只是一個「神話」？
而另一位共產派文化人，則更其詳細地追述了他們後來便再也沒有享受過的這種自由了。他說：「……劉吶鷗願意拿幾千塊錢辦出版事業，邀望舒與我合作……這個計畫，商量了五六天，就決定了。於是我們一方面編印了一個小型的半月刊，定名為《無軌列車》，雪峰的『革命與知識階級』便在《無軌列車》上公開發表了……同時，劉吶鷗在北四川路東寶興路口租下了一座臨街的房屋，開設一家書店……叫做《第一線書店》……」5這對於一九四九年之後直至今日的中國大陸文化人來說，不過是一個「夢幻」而已。
但在當時，甚至那兩個已經有了革命作家名聲的丁玲和胡也頻，竟也要「摹仿當時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沈從文也支持他，有朋友贊成，於是，《紅黑出版社》和《紅黑月刊》都辦起來了……」6他們的幸運，是否直到今天，都還是當代中國文學青年所夢寐難求的？
（二）
我們辨識的第二個結論，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竟然對那個一心要推翻她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同樣給予了若大的自由。因為，由各類新文學史家所提供的史實，實在是證明了了這種自由的確實存在：
「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一群共產黨及左傾青年，從武漢回到上海，開設了《春野書店》，創辦了《太陽社》，並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創辦了《太陽季刊》，宣揚『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主要人物有蔣光慈、錢杏村，楊村人、洪靈菲等……」香港的新文學史家如此說道。7
一九二七年八月，當郁達夫將創造社的出版部交給成仿吾之後……其機關刊物，先是《創造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又創辦《文化批判》， 「……中共黨員成仿吾攥『文化批判祝詞』，強調『沒有革命的力量，便沒有革命的行動』，已屬共產黨腔調……一九二九年又出版《流沙》，李初梨主編，於創刊號發表『流沙前言』，稱：『……文學是喚起階級意識的一種工具』」。臺灣的中共黨史專家則如是說。8
「創造社和太陽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一個力圖擺脫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自覺地把自己的文學活動和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的新的文學運動，也是一個以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原理的思想運動。它適應於無產階級單獨領導中國革命的新形勢，在文學界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了這個新的口號……」9當代的中共新文學史家，於此，雖然沒有承「國民黨反動派」的情，卻對中共文化人敢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倡導「要與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作出了如此「欣然於懷」的歌頌。雖然，他們五十餘年來，除掉繼續敢於歌頌中國共產黨所需要的文學以外，還敢於歌頌過什麼樣的文學呢？
「國民黨反動派」們是用實際行動來給予中共提倡「共產革命文學」的自由的。中共新文學史家們居然也十分情願地對此「作證」說：「…… 口號提出以後，很快便得到了兩個社團內外的廣泛響應和支持，在先後出版的《流沙》、《戰線》、《戈壁》、《洪荒》、《我們月刊》、《畸形》、《摩洛》、《澎湃》以及《泰東月刊》等雜誌上，都曾展開熱烈的宣傳和討論，從而形成了盛大的聲勢……」10
於是，當代的中共新文學史家們才會這樣興高彩烈地為著別人的自由寫道：「在大革命失敗而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來的歷史轉折階段，正當知識界和文學界不少人對革命前途產生悲觀失望情緒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猶如在白色包圍的環境中樹起了一桿鮮艷的紅旗，振奮了人心，鼓舞了鬥志，指出了前進的方向……」11
「國民黨反動派」在文學上對於「要革自己命」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其文學家，非但允許他們「結社、結夥」以宣傳和從事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事業，甚至允許他們在中共的直接領導下公然建立「左翼作家聯盟」，並允許這個共產黨的「作家聯盟」來創辦形形色色的無產階級文學雜誌，以宣傳和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即：「來革他們這些反動派的命」。所以，中共新文學史家們，才能意氣昂揚地告訴我們說：「左聯自成立後，陸續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爾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頭》、《北斗》、《文學月報》等刊物和秘密發行的《文學導報》(創刊號名《前哨》)、《文學》(半月刊)等雜誌，還改組或接辦了《大眾文藝》、《現代小說》、《文藝新聞》等期刊。至於由『左聯』成員出面主持編輯、出版的刊物，為數更多。」12然而，這對於五十餘年來從來就無權享有任何文學結社自由的中共文學史家們來說，豈非是一個「致命的嘲弄」？
有計畫、有步驟地要顛覆中華民國的蘇聯共產黨，其時，不僅正在命令著和指揮著中國共產黨的造反和革命，而且還在諄諄地教導著中國共產黨，為了促使中國共產革命的發動和成功，還必須將文學當成「整個共產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還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特別是蘇維埃俄國的「馬教」文藝理論，來武裝中國的共產派文化人，以符合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原則。因為，「中國現代革命文學從一開始就是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的」；13因為，「我們要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必須先從理論上打好基礎」；14因為，「……我們認為系統地介紹蘇聯文藝理論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15所以，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已經獲得了極大出版自由的中共文化人，又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立之初，就謹遵教主列寧的教導，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被列寧稱讚為「整個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最優秀著作」的蒲列漢諾夫理論，特別是他的「馬教」文藝理論，進行了急切的翻譯和介紹。
於是，在國民黨剛剛開始的「反動統治」下：
一九二八年二月，托落斯基的《文學與革命》即於北京《未名社》出版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九三零年六月，他們翻譯出版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論叢」。它包括：
馮雪峰翻譯的，蘇俄──盧那卡爾斯基著的《藝術之社會基礎》；蘇汶譯的，蘇俄──波格丹諾夫著的《新藝術論》；馮雪峰譯的，蘇俄──蒲力漢諾夫著的《藝術與社會生活》；魯迅譯的，蘇俄──盧那卡爾斯基著的《文藝與批評》；馮雪峰譯的，蘇俄──梅林格著的《文學評論》。
一九三零年六月之後：魯迅譯的蒲力漢諾夫的《藝術論》亦在光華書局出版，並首先發表在一九三零年六月一日的的《新地月刊》、即《萌芽》雜誌第一卷第六期上。其後，蘇俄的《唯物史觀文學論》和《藝術社會學》也都在這套叢書中相繼出版。
「國民黨反動派」所給予的自由實在不可謂不大。因為，任何人都不會給予自己的敵人以這樣大的自由；因為，自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專制政權不用說從來就沒有給過他的敵人以這樣的自由，而且也沒有給過任何文化人，哪怕是他自己的「文化奴才」以這樣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