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週，中國出現一浪接一浪的聲勢浩大的反日遊行。部分示威群眾激烈的行動和亢奮的情緒，在「穩定壓倒一切」和「構建和諧社會」的主旋律中，留下了動湯的影子。四月十六、十七日，上海、杭州、寧波、成都、南寧、瀋陽、天津、廣州、深圳、武漢、長沙等十多個城市的市民，手持五星紅旗和「反日」標語橫幅，走上街頭，掀起了中國民眾反日示威的新一波熱潮，成為「六四」以後十六年來民間最具規模和影響的示威抗議活動。上海鬧市區的南京路、延安路，自發聚集示威的民眾如泄洪的大閘被打開；聚集在深圳市區的民眾手持標語從早到晚在深南大道上穿梭往來，猶如被衝開的氣閥。這是中國民間對日本右翼反華勢力最痛快的一擊。
在中國民間反日示威的壓力下，為免激起中國民眾更強烈的反日情緒、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已決定取消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參拜靖國神社的春祭活動。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也表示，日本希望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必須獲得亞洲國家的認同。小泉也意識到，日本「爭常」的行動，比想像中困難。這都顯示中國民間反日示威已產生了震懾的力量。
在激情中宣泄鬱悶
但是，一些地方的示威遊行到後來卻出現了砸日本牌子車輛、日資店舖、衝擊日本領事館等過激、非理性的行為，深圳甚至因為示威人員與保安衝突而發生流血事件。各地的示威群眾揮動國旗、高歌《義勇軍進行曲》、高呼反日口號，遊行隊伍還得到路旁圍觀者的掌聲鼓勵。群眾情緒在互動中發酵，顯然，發泄的不僅是歷史上的家仇國恨，還有現實生活中的鬱悶。示威者衝擊武警的人牆，他們要衝破的還有這段時期當局加大了輿論控制、壓制哀悼趙紫陽逝世等帶來的鬱悶和壓抑。一些年輕人首次參加遊行後熱烈慶祝，顯示出鬱悶情緒釋放之後的輕鬆和興奮。當局不得不在四月二十日透過官方媒體緊急呼籲群眾理性、冷靜。
反日遊行示威夾雜著情緒發泄後的亢奮，愛國的行動被扭曲，正暴露了中國社會的隱患，其中釋放的信息值得引起關注。十五年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憲法賦予的遊行示威權利受到限制，民間的不滿和怨氣沒有正常的宣泄渠道，社會表面的平靜就像一個安全閥被堵住的壓力鍋，當中積聚的壓抑情緒一旦找到突破口，就會演變成激烈的社會行為。
七大壓抑尋找突破口
歸納起來，目前中國大陸社會有七大壓抑：一是民族主義的壓抑，二是新聞媒體的壓抑，三是弱勢群體的壓抑，四是校園的壓抑，五是知識份子的壓抑，六是網路世界的壓抑，七是憲法的壓抑。壓抑的社會要逐步開放，釋放怨氣，否則很小的社會事件都會被燃點，引爆社會危機。
（一）民族主義的壓抑
民族主義及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龍的傳人亦有強烈的民族感，這是一種民族自尊的自然情感。但在神州大陸，民族情感的抒發仍然受到黨政當局的行政干預。中華民族的反日情緒被壓抑了很久，從痛苦的歷史記憶開始，到這些年日本政府變本加厲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引發中國民間反日的呼聲日益強烈，但中國官方以「穩定」、「維護中日關係」為理由，不予支持。全球華人保釣三十年，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宣布釣魚島的最新形勢，海內外很多中國人指出現在釣島已經淪陷。這次中國各地的示威遊行中，出現「光復釣魚臺」的標語，因為島上的燈塔已被日本政府接管，周邊海域已被日艦控制，令全球華人感到無比的壓抑。
民間對日索償均敗訴
中國民間對日軍侵華罪行的索償和抗議，基本上是個人行為，但得不到當局的支持，資訊不能公開透明，廣大的受害者投訴無門，基本上無功而回。釣魚島淪陷、慰安婦得不到賠償，中國的民族尊嚴在反日抗爭中不斷受挫。
（二）媒體的壓抑
這次反日示威，顯示媒體的壓抑。沸騰的街頭與全國失聲的媒體形成強烈的對比。改革開放二十五年，中國開放最為顯著的還是經濟領域，媒體資訊的審查和控制制度與正在走向全球化軌道的中國經濟形成落差。對重大問題變相的「輿論一律」依然是中國媒體的特色，連續幾個星期在中國大陸爆發的反日浪潮，除了由中央宣傳主管部門控制的新華社作些簡單的報導，中央其他主要媒體和地方媒體都萬馬齊□。電視上都不准出現示威畫面，中國各地的反日熱情，在中國媒體上一片空白，人民的知情權蕩然無存，也是莫大的壓抑。
為保股市抽起財經版
三月三十一日，中國廣州《南方都市報》財經版原擬刊出一篇有關一千五百億人民幣游資撤離中國股市的報導，當局擔心會引起股市震湯，中宣部緊急下令禁止刊登這篇文章，結果臨時將整疊財經版抽起，導致《南都》當日沒有財經版。地方媒體恢復了主要報刊出版前大樣送主管宣傳部門審核的制度。
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留英博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黃煜表示，當局壓抑媒體是因為對新聞媒體認識不正確，「有的人要麼將媒體看作是罪魁禍首，一切均由媒體而起，要麼就認為控制了媒體就可以控制一切」。黃煜認為，媒體是現代化社會表達民意和疏導民意的有效途徑，媒體開放度是社會良性互動的指標，媒體被壓抑了，不能表達不同利益團體的呼聲，這些利益團體必定要找尋出口。
（三）弱勢群體的壓抑
改革開放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引導，包括工人、農民等佔大部分人口的社會群體是受壓抑的群體，在生存、工作，甚至城市房屋拆遷等方面，這個群體的聲音被壓抑了。儘管胡溫新政已經開始考慮更多關心生活在社會底層弱勢群體的利益，如強制發放拖欠民工的工資，給農民、農業免稅，關心煤礦工人、愛滋重災區等等，但短期內仍難根本改變弱勢群體受壓抑的現況。
九億農民在電視畫面中看到的中國城市繁榮，與他們的生活距離遙遠；無產階級工人本是社會的主人，但上海、北京、深圳的民工每月六七百元人民幣的薪水還不夠城市大款一頓飯的錢，巨大的兩極化加深了階級矛盾。另一方面，近年中國大裁軍後，退伍軍人不甘心成為邊緣人，也走上了上訪的路，就在周前千多名退伍軍官從各地到北京討個說法，引起北京當局震動。
殺妻案農民蒙冤十年
湖北農民佘祥林早前因「殺妻」案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繫獄十年後，被「殺」的妻子突然出現，「殺妻」冤案才得以昭雪，佘祥林的母親當年為兒子喊冤上訪也被關押，含冤去世。佘祥林冤案曝光，一時又出現了更多的冤案，雲南省丘北縣農民王樹紅被疑強姦殺人，三百天後真凶歸案，他重獲自由時已成殘疾人了。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透露，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二年的五年中，檢察機關決定不批准逮捕的有四十六萬人，被宣告無罪的約近三萬人，大部分來自基層。
這次反日浪潮中，更出現工人抗爭罷工事件，東莞一家日資工廠日前爆發千名工人集體罷工，日籍管理層報警，但當局不能強制復工，管理層只好宣布工廠放假一天。事件雖未擴大，但也反映工人在當前中國社會的壓抑心情。
（四）校園的壓抑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動因主要來自校園的學生，所以大學生被當局認為是最需要控制的群體。中國大陸的校園中不僅有嚴密的管理制度，每個班級都配備有教師任指導員，隨時掌握學生的動向，與西方開放式學習的大學生活相比較，大陸的學生也處於一種壓抑狀態。
不久前，繼北京大學「一塌糊塗」網站遭關閉後，教育部門以加強大學生思想教育為名，關閉南京大學BBS「小百合」並刪除所有資料，還禁止包括「水木清華」在內的所有大學BBS與外界互動，高校學生不滿言論自由和話語空間受限，清華校友開設網站徵集簽名，發表公開信表示「無法理解」教育部的決定，呼籲恢復 BBS校外接入功能。四千多人登陸網站並簽實名。
大學生摘下校徽遊行
上海反日示威以學生為主力，但在一些校園，早前校方與學生接觸，學生都說功課很緊，沒有興趣上街，請老師放心。其實他們早就打算上街，而不想讓校方知道。上海一些大學的學生走出校門前拿下了校征，悄悄走上街頭。
大學生是中國的未來主人，他們今日所面對的壓抑，也可能化為未來中國變革的動力。他們深深體會當前體制的侷限性，必須衝出框框。當年「一二九」反日示威的學生領袖，很多人後來都成為國共雙方的領袖人物。二零零五年反日示威的學生領袖，也許將來會成日中政壇的領袖。
（五）知識份子的壓抑
與文革時期相比，中國知識份子已經從「臭老九」變成主流之一，但中國知識份子富于思索、善於爭辯，思想活躍，極具正義感，中國的知識份子一直是當權者爭取利用改造的對象。從「五四」開始，知識份子在中國社會的激變中，一直是社會的中堅，所以就容易成為受監視的對象。當局往往以控制知識份子的活動平臺，包括研討會、論壇、出版部門來控制知識份子。以不讓出國、不准出版、甚至不准上講臺等方式圍堵。受泛政治化思維的影響，結果是，學術自由的空氣至今尚未在中國知識份子中形成。知識份子雖然不要夾著尾巴做人，但在商業化和市場化的大潮中被異化了，難以在權貴面前講真話。
中國軟權力的匱乏
知識份子被壓抑，也造成中國「軟權力」的匱乏。由於泛政治化力量統領知識界的領域，使人文空間及創意空間受到損害，也使製造「軟權力」的知識份子未能發揮最大的力量。當中國的電器產品、紡織品進佔全世界市場之際，中國的創意產品卻在全球市場中佔非常少的份額，難以與西方的好萊塢、迪士尼分庭抗禮，中國的國力無法進一步提升。
中國知識份子其實希望實現「公共知識份子」理想，如美國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伊德（E. Said）所說，要在權力面前講真話，但殘酷的現實卻是「公共知識份子」的提法被當局視為「政治不正確」。廣州出版的《南方人物》月前選出的五十名「公共知識份子」封面即被警告，也禁止這項提法在媒體上出現。
（六）網路的壓抑
網路是科技發展的結果，也是民間交流的自由空間，中國虛擬世界被防火牆阻擋，有戒備深嚴的網警把關罩著壓抑的大網。據悉，有關部門對網路的檢查控制一點也不亞於平面媒體，派出專人作網路清道夫，監管部門對網站都設有專人負責監視，以保證網上的政治正確、意識健康。有網路商告訴亞洲週刊，有關部門的監管人員對網路刊出的文章檢查非常仔細，發現敏感議題的文章，會即刻要你撤下。為免麻煩，該網站在兩會期間索性關閉了網民的評論。
防火牆阻礙網路延伸
中國網路的壓抑在於網警林立，防火牆處處，使中國的網民無法與全球化同一步伐，不能與國際充分交流。這也使中國網上的創意大打折扣，未能使中國的網上力量發揮更大力量。不過中國網民在中國的社會變革中已展現鋒芒。這次反日示威的聯繫，就是靠網上及手機簡訊凝聚人氣。更不要說年前孫志剛事件及孫大午事件，都是靠網上力量的制衡，終衝破地方官僚的權力防線。
（七）憲法的壓抑
胡溫執政曾提出要以憲法治國，但至今憲法的力量得不到張揚，對人權的認識僅停留在溫飽權，與普世價值脫節，憲法是被壓抑的。中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有集會自由的權利，一九八九年十月，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六次會議通過了《集會遊行示威法》，各地均根據了各自的情況制定了地方法規。主要精神是公民有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但須提前申請，不同意要說明理由，不作答覆視作批准。法律法規都很清晰，但從那時起，憲法賦予公民的這項權利基本上很難實施。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顧敏康承認，中國大陸批准遊行示威的難度要大得多，控制得比較嚴格。顧敏康表示，法律的有關規定不是要限制遊行示威，恰恰是要保障公民這項權利。
胡錦濤、溫家寶上臺之初曾一度強調回歸憲法，給海內外中國人帶來巨大希望，但日後的發展顯示，「黨大於法」仍是主旋律，憲法的權威性仍無法伸張。法律或行政命令是否違憲，也沒有機制去仲裁解決。回歸憲法及依法治國成為一個遙遠的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來若能衝破壓抑，落實人民的權利及權力的制衡，則中國社會今日諸多的壓抑都會化解。
疏導民怨有如泄洪水
自然，中國正在走向開放，壓抑的情況是開放社會中需要改變的現狀，疏導民怨要像泄洪一樣，不能等洪水來了才開閘，平時就應該有疏導的機制；更要像壓力鍋蓋上的安全閥，要保持疏通的狀態，以免形成高壓引起爆炸。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黃煜說，媒體就是泄洪的一道閘，平時充分表達不同利益團體的聲音，就不致會引發洪水衝破閘門。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提出的「宣泄」理論和由此而來的社會衝突論中的「安全閥」理論是很有借鏡意義的。
雖然，胡錦濤、溫家寶致力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主旋律下，中國致力經濟建設的機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在北京政府改革開放的白皮書中，經濟開放優先成為鐵律，即使在經濟改革取得成效，政府還是更希望維持「經濟熱，政治冷」的現狀。在維護來之不易的經濟形勢的「穩定」壓力下，中國社會顯得有些壓抑，有些鬱悶，即使是矛頭直指日益囂張的日本右翼勢力，民間的聲音都難以表達。這次示威，成為民眾多年來不滿政府「抗日」不力、民間反日被壓抑的總爆發。有學者認為，一個民族有情緒是很自然的，也需要保護，但在矛盾尖銳的中國，在壓抑多時的社會，民族情緒的激發會轉化為矛盾的出口。
民間反日成為社會發泄的出口，這是北京政府最為擔心的，有消息透露，在北京、廣州首輪反日遊行後，中共高層召開緊急會議，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胡錦濤告誡，必須防止騷亂擴大，以免示威者有藉口發泄對其他問題的不滿。在經歷了連續兩個週末「雙休日」的示威遊行，眼見示威者情緒日趨激烈，行為出現暴力傾向，北京當局正採取降溫措施。較早前，有海外媒體批評北京當局縱容示威者，是想借民意反日在國際上對日本施加壓力，但北京的一位官員表示這是不瞭解國情，「今天民眾是反日，政府抓得過緊會壓抑了民族情緒，民眾會將矛盾轉化為針對政府，但政府如果放縱，後果更難設想。在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政府處於兩難境地」。
事實上，在各大城市第二波示威遊行來臨前，各地已採取了防範措施，中宣部明令中國大陸媒體除新華社外，都停止報導反映民眾反日情緒的有關消息，媒體間不得相互交流，軍隊也緊急傳達指令，不准官兵上街。上海市政府召開了緊急會議，並層層傳達，要求做好單位員工的勸戒疏導工作，不要上街，上海一定要穩定，以經濟發展為主，不僅大學要求阻止學生上街，中學的教師都作了交待，要求密切注意學生的動向，並指令二十四小時開著手機，遇有緊急情況隨時可以通知到。
當局忙救火以防失控
上海市公安針對網際網路站和手機出現鼓動集會、遊行的資訊，新聞發言人不僅通過報刊、網路發出尚未受理、批准過遊行申請，公安部門還通過中國移動和聯通的手機網路向全市的手機用戶發出簡訊，勸阻市民上街示威。
上海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城市，是日本最安全的投資地，每天來往東京上海的航班幾乎班班滿座，開放之初，上海也曾是赴日留學生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不少上海的日本店都有這些留學生經營。有人批評上海反日「冷漠」，結果是連一向被稱為政治冷感的上海人都忍不住了，示威遊行釋放的社會爆發力耐人尋味。
有學者認為，北京政府十分清楚，社會經濟利益團體的衝突，使得中國的社會矛盾仍十分尖銳，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滯後的政治體制改革使中國的老百姓基本上都被各不相同的圍城堵住，中國社會基本上還是一個「悶罐」，上述的七大壓抑成為「乾柴」，遇到「烈火」就會隨時成為燎原之勢。
香港的遊行示威和平理性有序，是全世界少有的。其實，香港更重要的是自由及規範明確的文化，在這樣的前提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法律允許的框架下，香港有充分的自由，有宣泄的多種出口，所以即使在洪水氾濫也不會澎湃洶湧。香港可以，為什麼中國大陸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