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庭和臺北斷絕外交關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教庭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性卻很小。
梵蒂岡和北京雙方在主觀上希望擁有外交關係，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客觀上，北京方面以梵蒂岡和臺北斷交以及教庭承諾不干涉中國內政即教庭不能領導、任免中國教區主教，甚至不能參與涉足中國國內天主教活動作為建交的前提，卻是教庭難以接受的。尤其是不能領導、任免主教或參與涉足中國大陸天主教事務，更是梵蒂岡所不可能答應的。
從北京方面而言，與梵蒂岡的建交必須要服從並服務於北京的政治與外交戰略和意圖。
從梵蒂岡方面而言，與北京的建交則必須要符合於教庭的教義信仰和道義宗旨。
從北京的角度來說，梵蒂岡與臺北斷交既是北京方面打壓縮小臺北的國際生存空間、更是北京在外交領域的重大勝利。
從梵蒂岡的角度來說，不能領導、任免教區主教或者參與涉足中國國內的天主教事務，也就等於失去了和北京建交的現實意義。
面對89「6．4」，北京方面嚇破了膽。它重判楊子立、靳海科、張洪海、徐偉，就是因為擔心害怕他們成為第2個劉剛、王丹，出現第2個塞萬提斯像下的民主沙龍，掀起第2個89「6．4」。同理，面對蘇聯、東歐的巨變，宗教活動及教庭在其中的作用與扮演的角色，同樣讓它膽戰心驚、恐懼莫名。
大家都知道，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經濟、政治和社會文明是建立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基礎之上的人類共同文明與人類共同文化。西方文明、西方文化、尤其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正以令人目瞪口呆的迅猛之勢為中國人民所認同、所接受，並最終走向融合。
正因為上述的考慮，北京、梵蒂岡、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充分意識到這一歷史進程在未來中國政治、社會變局中的重大意義及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進而紛紛進入各自的角色，並力圖使得角逐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演變發展。
在北京和梵蒂岡新一輪的外交拉鋸戰中，兩者似乎始終都扮演著主角。而臺北則處於從屬、配角、甚至隨時可能會被遺棄、犧牲的地位。其實，在這其中，臺北方面所扮演的，恰恰是道義、良知、正義、公理、法統、善惡和是非的捍衛者與殉道者的重大角色。
宗教本身崇尚信仰自由的價值取向，決定了它反專制獨裁的本質。
很明顯，梵蒂岡以首先斷絕和臺北的外交關係來換取與北京的建交，明顯了違背教庭的道德原則。
而梵蒂岡以放棄對中國大陸天主教事務的領導權（即放棄對中國大陸教區主教的任免權）為代價來換取教庭與北京的外交關係，則又是毫無意義、並違反教庭的普世價值觀。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梵蒂岡和北京相互之間誰會以放棄自己的原則去迎合對方的好惡？雙方以某種妥協去尋求外交上突破的空間與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人們擬目以待。
（2005.4.22）
(民主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