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特別將陳永苗先生的論憲政愛國主義的幾篇文章推薦給大家，特別是那些號稱「民運」者們。正當海內外所謂「民運」們在國內民眾驟然而起的民族主義熱情面前不知所措、袖手旁觀、評頭品足、大責「憤青」的時候，國內一批真正有遠見的民間的理論家們，則實實在在在地感受到了多年來所一直期盼著的歷史機遇。於是他們沒有猶豫，投身進去，以期為多年的理論準備找到多年來一直尋尋覓覓的物質承擔者。
與國內的民間理論家們相較，我們海外民運的理論家或有理論抱負的朋友們，則顯得嗅覺遲鈍多了。大概是多年的流亡，已經沒有了當年在國內時的那種敏銳與激情，那種心跳與快感，那種投入與焦灼，那種奉獻與情懷。其實，從中共自8964以後一直念茲在茲念了十六年的 「穩定經」－－將任何民間動亂扑滅於萌芽狀態－－中，我們不是正可以看到這突破「萌芽狀態」瓶頸的決定性意義嗎？從這種意義上說，國內「動亂」究竟是以什麼名義而發端，這對我們就並不是最重要的了。對於中國民間反對派而言，最重要的則是，我們是否有理論、有能力、有謀略、有技巧借力使力地將其轉化於為我所用。
希望我們民運中自詡的理論家、自詡的謀略家或自詡的領袖們，不要統統都是紙上談兵、事後諸葛亮的料。現在正是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施展道法的時候了！
高寒 200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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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苗：只有憲政愛國主義才能救中國－－論憲政愛國主義
當我們民族和國家到了危險的時候，你們發出怒吼，起來簽名。當你們在網站簽名時，你們是民族英雄。但是當名字簽完以後，你們還是英雄嗎？
名字簽完以後，這個國家就強大了？日本就馴服了？
在各大門戶網站簽名時，你們是英雄；在遊行隊伍中，抵制日貨時，你們更是英雄。但這些就足夠了嗎？這是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是反對日本「入常」而熱血澎湃的仁人義士們來說，都必須想到這個令自己霍然驚醒，醍醐灌頂的問題：這些能打敗日本，讓日本人龜縮嗎？如何才能讓日本人持久地敬畏？中華民族如何才是一個有力量、有尊嚴和團結的民族？
有一種偉大的建設性力量，還沒有發現出來，或者重新挖掘出來，這就是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憲政愛國主義，從而以憲政中國成為世界民族國家的領頭羊，徹底打敗日本。
一個國家是否強大，能否最終避免外族的入侵和威脅，讓自己的人民安全、富裕、自由，並且在其他民族面前有一種榮耀和輝煌，這些都是每一個民族夢寐以求的。只有一個偉大的共和憲政國家才能抵達這個境界，例如古代的羅馬能夠縱橫天下，就是因為它是共和國，近代的英國之所以成為日不落帝國，就是因為它是憲政國家，現代的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憲兵，就是因為它是自由立憲國家。
也就是說，只有把外在危機轉化內在動力，形成憲政愛國主義的浩蕩潮流，才能推動中國走到領頭羊的水平。只有憲政中國，才是最安全的中國。
為什麼日本人瞧不起當代中國人，即使中國是二戰戰勝國，即使日本人非常崇拜敬畏漢唐文明和古代中華帝國人？為什麼中國人如何抗議，都不能阻止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如何抗議都不能阻止釣魚島淪入日本手中，如何抗議都不能讓日本人尊重侵華史實？為什麼我們在日本面前總有一種受挫感？因為沒有先進的政治體制。
因為不是一個憲政共和的國家，我們沒有力量，沒有團結，沒有尊嚴。日本人可以憑藉自身政治體制，心中自豪自己是文明國家，但是由此他們同時會輕蔑地對我們說，你們還是一個野蠻國家，你的名字永遠是弱者
你想一想看，你越抗議，越抵制，日本人越鄙夷：真是野蠻。日本如此傲慢，就是因為它有良好的政治體制，才能讓他們在明治維新後和二戰後迅速崛起，才有今天的狂妄自大。
只有卓越的憲政共和體制，才能成就偉大的中華民族。偉大的中華民族必然是自由立憲的憲政中國。只有政治體制改革，才能讓中華民族和平崛起，成為世界的領導民族，像昔日的漢唐帝國一樣完成上天賦予的領導世界的任務。
落後的政治體制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絆腳石，必須一腳踢開它。如果政治體制不好，國力如何都積累不起來，很容易被內耗乾淨，人民無法團結，不可能是一個有尊嚴和強大的民族。只有最強者，才是最安全的，才能最終取得勝利。
要麼榮耀，要麼恥辱。日本人強硬，不道歉，不賠償，不謝罪，就是心理上他們還是一個勝利者，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沒有真正打敗它。日本民族是暴發戶，一個欺軟怕硬的民族。我們只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迅速崛起，在地緣政治上再次打敗他，從心理上徹底打敗他。只有成為憲政中國，成為溫和的領導民族，取得地緣政治上的優勢，在氣勢上永遠壓倒它，讓日本成為我們腳邊的乖乖小綿羊。
打鐵還要自身硬，只有政治體制改革，才能讓中華民族恢復到漢唐帝國的榮耀和尊嚴。這時候，我們不用簽名，不用遊行，不用抗議，不用抵制，不用動一跟腳指頭，就洗淨了恥辱。
與日本的抗爭，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開始，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歷來就是如此。例如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後全民族進行了「戊戌變法」，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全中國進行了民主憲政運動。不管對日抗爭贏了，還是輸了，我們都要政治體制改革，都需要憲政愛國主義，都需要憲政中國。這次不管日本能否「入常」成功， 起來簽名就是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要求：政治體制改革，要有一個憲政中國。
短暫的行動並不能改變在日本人面前的恥辱和受挫。如果名字簽完以後，就袖手旁觀，這種愛國主義是輕率的，淺薄的。要幹勁持久，就要回頭搞國家建設，才能徹底地把中華民族從危機和恥辱中拯救出來。簽名之後幹勁持久地為政治體制改革使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一種愛國主義，比你們的愛國主義更加強大，會將你們的熾熱情感轉化為中華民族前進的動力，而不是揮發到空氣中消弭乾淨。它的名字就叫憲政愛國主義，它的內容就是政治體制改革。
陳永苗：自由主義如何對待民族主義抗日運動？－－再論憲政愛國主義
面對著國內沸騰反日民意，抗日、綏靖或者彈壓？自由派何為？
1989 年以後，國內思潮傾向於保守，告別革命、反思廣場政治大行其道，對於民族主義運動，動輒斥責為 「 義和團 」 ，似乎自由主義和民眾世仇。如此是不是對廣場政治矯枉過正？一九九七年在甘陽在《二十一世》上發表文章《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糾彈自由保守主義，認為西方自由主義主將柏林也是贊成革命，對革命的糾彈，不應該造成全盤否定。如此甘陽還不夠，還拿著韋伯的氣派給自由派蓋了一個帽子： 「 政治不成熟 」 。徐友漁在《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 》等一系列文章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捍衛了自由主義原則。
卡爾 . 施密特信誓旦旦地說，沒有自由主義的政治，只有自由主義的政治批判。那他老師韋伯的《以政治為業》中的民族主義是什麼？韋伯神神鬼鬼地以民族主義凝聚民意，從而把階級鬥爭中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擰成一團，這不是政治是什麼？這要不是自由主義的政治，也是與自由主義糾纏在一起的。作為韋伯，和以 「 中國韋伯 」 自任的甘陽，其終極目標都不能說和自由脫落開來，其中衝突那如何辦？
與左派相比，自由派要承擔更大的政治使命。如果是左派自願承擔的是社會底層的發言人，那麼自由派的使命應該是整個民族的發言人，必須公正地對待每一個階級，每一個人，秉持 「 分配正義 」 。這時候自由派關於 「 沒有自由主義的政治 」 的清醒，和作為民族代言人的政治性，必須區分開來。
自由主義是一種對自己最刻薄的思想，最自我審查的思想，進入政治如果會造成扭曲，就會左右手互博，自我掐架。所以我認為應該把自由主義從政治中圈起來保持中立，然後把作為民族代言人的政治性任務交給憲政運動來處理。憲政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化，但它不僅僅是自由主義的，還有反自由主義的弔詭之處。當自由派進入政治，就是憲政派。自由主義和憲政派之間的關係，就像《天龍八部》中天龍寺和大理皇室的關係，天龍寺不直接介入，而且高於政治，但也與大理皇室之間不離不棄。這樣把徐友漁和甘陽分開來。
既然是整個民族的代言人，自由派就不應該眼界狹小，要氣象萬千得足以包容整個民族。這時候，不可能輕易地用 「 義和團 」 三個字，就把民族主義運動打發掉。道德上或者正當性的否認，並不能取消事實本身，如何面對還是一個問題。這時候馬基雅維理主義就要出現了，如何審慎處理，給予適當的對待，這是一個 「 政治成熟 」 的自由派，或者說憲政派必須面對的問題。
1989 年開槍以後，自由派的 「 政治成熟 」 變得異常艱難，朝野之間的仇恨有足夠的強度、廣度、深度形成磁場，造成扭曲。這裡不能輕易地評論 「 政治不成熟 」 ，在極端的時刻，理性就太難堅持了。出離憤怒，在極端時刻堅守理性立場那是超人才能幹的。
在民族主義上，尤其犯難。例如一個劫機犯劫持了飛機，而且宣稱整個飛機都是他的，時間一長，飛機內的人也必須聽他的，要不然就就機毀人亡。這個飛機在降落的時候碰到了危險，你要不要幫助？幫助如果這個罪犯沒有好處，這也行。但是幫助了當然飛機裡的安全了，但劫機犯更肆無忌彈了，他認為所有的人，他都能支配，就對整個飛機越加危險了。民族主義可以轉嫁國內矛盾，而且可以延續劫機犯的正當性，所以在民族主義上，不僅僅有政治成熟不成熟，而且還有政治正確不正確的評判。
當年圍繞劉曉波 「 應該當三百年殖民地中國才有出路 」 發生的訟爭，和最近焦國標 「 崇美言論 」 引起的風潮，有很大相似的地方。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潛在的愛國主義者，熾熱的或者默默的。熾熱的有兩種，一種是他的言論你不用看就知道，另外一種就是反諷的，因為愛極而恨極，正因為極為愛國，所以說出劉曉波或焦國標式的狠話、氣話。聽起來令人傷心，但其用心之苦，要有心之人才能看出。
問題也就在於此。當一篇文章，或者一句話，廣泛傳播出去時，只有少數人，才能聽懂，更多的是被扭曲，或以訛傳訛，更為可怕的是被政治上的敵人利用。一個思想，在自己身上，或者在能夠互相理解的小圈子中間，不會被扭曲，其中微言大義都在。但是一旦進入了公共領域，公眾是很少有天眼的，多操非黑即白之思維方式，按需截取，或者一知半解，或者刻意扭曲，如此一來，沒有紛爭才怪。盧梭為什麼後人總是要他承擔法國大革命血腥屠殺的罪孽，原因就在於此。在獨裁者羅伯斯庇爾身上的變形，未必是盧梭所願。
焦國標 「 崇美言論 」 發生在國內民族主義運動高漲的時候，就必須考量它的政治性。也就是說，不管焦國標在說出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這大氣候，到了今天發生了爭論，就必須放到這個大背景中來。儘管為了愛國，焦國標是不是要與民族主義運動為敵？一種熾熱的愛國主義，與另外一種熾熱的愛國主義對撞？
自由派的政治性，就是如何儘可能團結可以團結的人，臻於自由立憲。而且作為民族的代言人，要盡量縮小敵人的範圍，或者應該是沒有敵人，更不應該說把可以團結的人推向對立面，給自己製造敵人。這時候最大化自己利益，這種功利主義計算成了 「 政治成熟 」 的標誌。當涉及到自由派的政治性，就必須考慮到內部批評和外部批評。內部批評是為了追求真理，可以保留 「 沒有自由主義的政治 」 的清醒，但是外部批評是一種表演，一種儘可能說服他人的藝術，這種外部批評的目標是儘可能團結可以團結的人。
所以我認為，這次的民族主義運動，不應該憑著自由派的好惡去評價，應該用政治性的標準去衡量。如何才是最可能說服民族主義者的，經過審慎思量，要堅持這個立場。即使你心頭一百個不願意，也不輕易站在對立面。還有你必須看到，這一百年的民主革命，都是從愛國開始的。其實這場運動，與其他民眾運動沒有區別，也有過激行為，但是整體上還是內維民權，外維國權的。你不能學習鄧小平和 1989 年《人民日報》 5.17 社論，因為保守主義 「 告別革命 」 的精神深入人心，就拿廣場政治中少數出格的行為作藉口，一棒子打死沒有半個活口。保守主義因為開槍鎮壓而形成，如今保守到做成了對方，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當然我不能認為只有一種憲政愛國主義面對民族主義。除了這種韋伯式的牽引之外，當然還有一種魯迅式的激將，通過手段和目標的分離，對民族主義進行刺激，從而將民族主義團結起來。後者是一個難度係數極大的動作，而且若非大智大勇之政教合一的領袖，我認為搞不定。魯迅復活也白搭。
憲政愛國主義和抗日必須壓倒一切---論輪憲政愛國主義
陳永苗
你能說，參加抗日遊行的，一腔怒火僅僅是針對日本的，而沒有因內政腐爛而淤積的怨氣無處化解，在抗日的旗幟下，走進了遊行了隊伍？這次的民族主義運動，是二者的化合作用驅動。
歷次的民族主義運動，在對外一致抗爭的內部，包裹著對國內政治的審判，五四如此，一二.九如此，這次也是如此。梁啟超認為：「『五四運動』與其說是純外交的，毋寧說是半內政的，因為他進行路向，含督責政府的意味很多。」在遊行隊伍中，一張張高亢興奮臉上的皺紋裡，寫著對貧困的焦慮，對壓迫和剝削的恐懼，對政治自由像在沙漠中獲得一滴水那樣的貪婪。有的人可能在這種遊行禁忌打破的高潮中，暫時拋開了這些煩惱，但是回家看到妻兒馬上後又被這些包圍；有的人或許快樂並憂愁恐懼著。
心頭總是千斤重負，生活總是黑色令人窒息的，叫遊行的人如何理性，克制？像玩具人一樣，光走完一段他們天天都在的路，還是抗著標語，這時候他們有自由意志嗎？是他們作為人在遊行，還作為機器人在遊行？是的，他們不可遏止地打砸了日資商店，打砸了日貨，打破了在華日本人的頭皮，但是究竟什麼才是那種不可遏止的力量讓他們惡膽從邊生。只譴責他們不夠理性，不去譴責那只黑手，推搡他們去幹的黑手？
抗日是一種宏大敘事，下面潛流無數。你知道他們為什麼去遊行？在愛國的同時是因為他們下崗了，他們房子被拆遷了，他們沒錢上醫院，他們沒錢供孩子讀大學，他們被有權力有靠山的人欺凌，他們的工資很低而且說不出抗議的理由。同時他們知道，遊行是為了祖國的強大，為被屠殺的祖先伸張正義，為被侮辱的情感救贖，他們於是摁住了心頭的苦惱，收起了心中的恐懼，抗日的旗幟下，走進了遊行了隊伍。這時候，還是「不要問祖國為你干了什麼，只問你為祖國干了什麼，」不會令人失聲痛哭、嚎啕不已？這時候，不要譴責民族主義不理性，沒有任何理由宣布遊行示威是違法的。
有什麼理由可以橫生指責，你不知道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遊戲示威是長什麼模樣的。憲法規定的遊行示威權利，從來是一個禁臠，捂得嚴嚴實實的，聞都聞不到氣息，更別說碰。第一次遊行出點亂子有什麼奇怪的。如果那一天遊行示威成了蘿蔔青菜，不咸不淡的，他們就會站出來對過激行為說不。例如香港每年大遊行，哪有這種事情。沒有受過教育，你拿什麼高標準來衡量著？
這時候，拿什麼社會穩定和發展經濟來嚇人。社會穩定了十六年了，為什麼貧富分化越來越厲害，少數人把寶馬車當自行車用，大多數人買一個自行車都要丟。發展經濟作大了蛋糕，大多數人為什麼錢包一也沒鼓起來，反而癟下去，到處他們都要花錢，住院小孩上學買房三大件，一生如果有儲蓄辦了一件別想第二件。這時候的社會穩定是官僚權貴資本主義家的社會穩定，發展經濟是官僚權貴資本主義家的發展經濟。與他們毫無關係，或者關係不大。要說後果，馬克思老早已經說過，他們失去的只有鎖鏈。遊行隊伍中的腳步，洪亮而且整齊，不僅是對日本的示威，而且是對官僚權貴資本主義的示威。
在抗日民族主義運動中要社會穩定也行，要就經濟發展也行，應該讓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成為全民族的，尤其是官僚和權貴資本主義家以外人的。這時候，就必須講憲政愛國主義，必須講政治體制改革。只有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改變目前貧富分化的局面，才能遏止官僚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才能夠把抗日民族主義運動中的非理性因素祛除。
對於參與抗日民族主義運動的群眾來說，憲政愛國主義就是克制自己的打砸慾望，呼籲建立一條暢通的民意表達渠道，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對於政府來說，就要求政府應該切切實實，沒有半點水分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得剝奪抗日民族主義運動遊行示威結社的權利，要遏止官僚權貴資本主義，歸還長期被扣留的新聞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結社自由，同時履行長期拖欠的對底層的歷史債務，保障基本生活底線和公平競爭。憲政愛國主義就是要當局償還原來欠下的歷史債務，至少要先還一部分，並且還要有個時間表。
為什麼群眾不經申請就上街，是因為對當局失望，也是對還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遠離憲政愛國主義的否認。所以現在不是講穩定壓倒一切的時候，而是講抗日和憲政愛國主義壓倒一切。如果你講穩定壓倒一切，收穫的肯定不是穩定，而是郵包炸彈和拳頭。
編了一首詩送給穩定論者：穩定誠可愛，發展價更高，若為抗日故，二者皆可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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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陸興華：對「憲政愛國主義」這一概念的進一步翻譯、定義和引伸
〖1〗本文要對哈貝馬斯的「憲 政愛國主義」或『憲 法愛國主義』這一概念加以引申。
〖2〗Verfassungspatriotismus這個概念出自哈貝馬斯《包容他者》一書〖1999：263〗和他的科索沃戰爭期間的訪談。
這個概念我理解的意思是：有條件地愛國，照個人或世界主義個人對民族－國家的憲法的承諾、對照著這一憲法賦予他或她的權利與義務地去愛國，也就是只在憲 法條文的字面意義上去愛國，不要把自己的肉身、祖國的肉身、血肉和情感依戀等牽涉到裡面去。所以我想這個概念最好譯成『憲 法愛國主義』或『依法愛國』。所愛的這個國，只是一個權利共同體，平等主體構成的政治共同體。
另外 ，『憲 政』這個概念我覺得是動詞：照『憲』 去『政』，所以『憲政愛國主義』也可以理解為照憲 去政之中的愛國主義：這意思是：先有憲 政才有愛國主義；憲 政高於愛國主義；或沒有公民社會裏的憲 政，也就是說，在人人不先交出權利給一個多數派決定的議會而人人獲得了公民社會中的權利之前，愛國不是一種被保障的權利，愛國會愛得兩個愛國者之間為了愛而打起來；之後，愛國也只是一種憲 政行為；『憲著 政的 愛國主義』的意思是：人民被民主所閹之後再去愛國，不要把愛國變成愛自己、愛專制制者、愛……
〖3〗愛國在今天和在過去是不一樣的。法國大革命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成為一種民主權利國家的凝聚所需的普遍主義基礎。〖哈貝馬斯《包》，1999：261〗在今天，愛國成了一種對自己所生其中的文化的價值的特殊和例外的強調，是一種對例外的確認（Bestatigung der Annahme）。〖同上，259頁〗這就需要小心：國是人人都有的，各國的人都有他們自己的國的；公民必須在其民族－國家內的個人權利與其世界主義個人權利之間作出平衡；這就是泰勒在《多元文化主義與承認政治》中所說的各文化的「平等價值的預設」，每一文化對世界文明的獨特貢獻。－－也就是說每一文化都是像中華民族的集體文化生活形式一樣獨特和有價值的，我們愛它更多，是因為我們的集體身份依賴於它、源於它，我們像蜘蛛一樣被縛於它的文化網路裡；我們一起愛它，是因為我們的共同體生活中的『歷史經歷凝聚（historischen Erfahrungszusammenhangs）』。〖同上，263頁〗
這種預設的平等，哈貝馬斯在最近的《平等地對待所有文化》〖2005：1－23〗當作一種各文化互相制約的槓桿：除非你一定要像北朝鮮那樣，否則，一種文化想要被平等地對待，必然須以先平等地對待其餘的所有文化為前提。比如沙烏地阿拉伯，它的伊斯蘭價值必須與基督教民主國家的立場衝突，但是，其伊斯蘭價值得到充分尊重的前提是先尊重基督教民主國家的傳統價值……在全球化中，在世界主義個人權利越來越走向聯合的今天，幾乎沒有另外的選擇；每一種文化都被其餘的所有文化所包圍……中國的搞民主我認為也是這樣的境況：不是我們想不想搞的問題，我們被動地與別的民主接觸著，稀裡糊塗也去搞了；半推半就著搞了，與國際接軌著地去搞了－－輪不到中國精英知識份子們來挑選的……
Verfassung有好多意思：預設、先行、捆綁、憲 政、憲 法：哈貝馬斯在討論全球化中的世界政治時，比如在《分裂的西方》（2004年）中，又把這種世界內政治當作是收口的、匯合的；也就是，民族－國家的自封的政治理想和獨特性，比如說中國特色的民主，已無處逃遁：網已收口：只輪得到我們作有條件的談判了……
〖4〗民族主義是兩面刀，而根據我的理解，愛國主義則是單面刀：它對別的民族和文化是無力和無意義的；愛國主義總是一種對付『人民內部矛盾』的砍刀：它在民族內部成為一個倫理問題、道德問題甚至良心問題（由於我個人一些立場，有的人同時罵我是：不是人、沒心肝、忘了先輩被日本人欺侮、漢奸－－『漢奸』這個說法同時是倫理和政治的指控）。愛國主義是人民內鬥、內殘時的一把毒劍……我們像哈姆萊特那樣，中劍後，才發現：它來自朋友，篡奪者和專制者在一邊笑看和得意！
〖5〗哈貝馬斯認為，在我們這樣的個人權利已可以越過民族－國家的憲法，交由更高主權的時代，必須使作為倫理整合的愛國主義與作為政治整合的愛國主義脫鉤。〖同上，262頁〗我們一方面應將憲 法愛國主義看作是處於權利共同體的歷史境況中的權利系統之中的，以後者為堅實的指稱的，另一方面，也應將這種憲 法愛國主義看成是通過平等和自由的公民的聯合，在一種共同的政治文化中養 成〖263頁〗－－照本人的理解就是：政治愛國主義先於倫理愛國主義。
憲 法愛國主義因此崇尚的是政治共同體內的能保障羅爾斯所說的「合理的異議（reasonable disagreement）」的程序理性和程序共識，出就是說，愛國主義也必須背上羅爾斯所說的理性的負擔：我的愛國主義有效性要求是可錯的！我必須寬容我的同胞的各式各樣的愛國主義！愛國憤青與我有一樣的愛的權利！
一種關於權利原則的普遍主義，必須以政治共同體內的程序共識為前提，愛國主義必須服從這種程序共識。如果我們把我們的政治文化自封為改革開放式的，那麼，哈貝馬斯說，我們的政治文化必須是憲法 愛國主義式的（versassungspatriotisch）。〖264頁〗
〖6〗哈貝馬斯直接論及『憲 法愛國主義』的最重要的兩句話是：
（1）Diese bilden den festen Bezugspunkt eines jeden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der das System der Rechte im historischen Kontext der Rechtsgemeinschaft situiert.
（2）Gleichzeitig darf der ethische Gehalt des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die Neutralitat der Rechtsordnung gegnuber den auf subpolitischer Eben ethisch integrieten Gemeinschaften nicht beeintrachtigen;er muss vielmehr den Sinn fur die differentielle Vielfalt und die Integritat der verschiedenen koexistierenden Lebensformen einer multikulturellen Gesellschaft scharfen. 〖同上，26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