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一再強調，這場示威活動是民間的，是自發的，和官方毫無關係。這自然是彌天大謊，欲蓋彌彰，不值一駁。不過也有人說，這次反日風潮雖然是官方操控，但是也確實體現了民意，因為在中國民間確實有不少人抱有強烈的反日情緒。對於這種說法，我以為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之事發生在六十多年前，當今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眾對此並無切身經歷。今天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我們只有遭受共產黨專制剝奪壓迫的切身經歷。中共執政的五十多年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無論在深度上、廣度上、還是在烈度上，都大大超過了以往。某些人對貼近的歷史不感興趣，對遙遠的歷史唸唸不忘，對切膚之痛的事情缺少憤慨，對那些缺少切膚之痛的事情反倒充滿激情。這樣的激情和記憶難道是正常的嗎？
其次，關於教科書問題。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並非由官方統一口徑，規定一套惟一的版本；而是由民間編寫，官方審定。這次報批的中學近代史教科書有八個版本，大多數是左翼編寫，引起中國方面抗議的只是一個由右翼編寫的版本，而採用這本右翼編寫的歷史教科書的學校在全日本還不到1％。這就是說，所謂教科書問題並不像很多中國人想像得那麼嚴重。說到篡改歷史，說到拒絕認錯，當今世界，誰比得上中共呢？
第三，日本有沒有資格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人們當然可以見仁見智。不過有一點總是明顯的：畢竟，今天的日本是個穩定的民主國家，在尊重人權方面有著良好的記錄。倘若我們根據聯合國的原則與章程來衡量，日本政府無論如何要比中國政府好多了。別的國家可以反對日本入常，中國政府卻沒有資格反對。身為中國人，如果你對靠暴力強加於我們頭上的中共政權佔據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從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卻對日本入常拚命反對，這不是雙重標準嗎？
也許，很多參加反日風潮的人對上面的道理都是心中有數的。他們的所做所為正像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說的那樣：「我們絕對知道在什麼時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義正詞嚴狀，也絕對知道什麼時候必須對自己清楚萬分的問題保持沉默、三緘其口。我們還有一個更可怕的表現。這就是柿子專揀軟的捏：即在一個最安全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遏、仗義執言實際精打細算、八面玲瓏的完美演出。我們也知道什麼時候說什麼話可以上達天庭得到首肯，什麼話會觸犯眾怒。就我自己而言，這種算計已經高度技巧、出神入化；這種掌握已經進入潛意識層面。」這種激情表演有多大自發性，天知道！
當然，還有一種人，由於黨的多年「教育」，不僅是思想觀點，就連情緒感情也已經變得和黨中央永遠保持一致。黨不讓他們生氣的時候他們就果然心平氣和；黨讓他們生氣的時候他們就果然義憤填膺。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也並不複雜。人的感情的萌生是自發的，自然的，但是它的發展和表達卻可能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變得不那麼自發不那麼自然。在中國古典小說裡常常寫到，某殺人屠夫惡名昭著，半夜裡小孩子哭鬧，大人一說某某某來了，小孩子就嚇得不敢哭了。問題是，當你壓下一種情感時，那種情感並不一定會深化，會增長，有時它倒會淡化，會萎縮，甚至可能會消失。反過來，如果你知道一種情感的表達是被許可的，甚至是受到鼓勵的，你的情感就會越來越強烈，你就會產生強烈的表達願望，而且往往還會越表達越來勁，越發的「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些對日本政府的過錯忍無可忍，但對中國政府更嚴重的過錯卻能無動於衷，淡然處之的人們，他們的感情或許是真誠的（？），但這種真誠的感情決不是真正自發的和自然的，而只能是被強權長期威逼利誘的可悲變態。
最後，參加反日風潮的還有一種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淤積了太多的憤懣，平時苦於沒有發泄的渠道，於是就加入到抗議隊伍之中一泄心頭之恨。這倒是真正的民意。問題是我們要正確地讀出它隱藏的意義。
原載《北京之春》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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