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變化則發生在國內經濟政策上，布希提出兩項新政，一是改革養老金制度；二是大幅減稅。被稱為「社會安全基金」的美國老人退休金，其實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職工薪水被政府扣留一定比例，退休後再作為福利金逐月退給本人。由於退休者壽命延長（美國平均壽命已達77歲）等因素，老人領取的退休金額超過原來的預交數，因而導致退休者實際上也在「領取」正工作者預交的退休金，即年輕人養老人。三十年代該制度剛建時，40人養一個退休者，五十年代降到 8.6人養一人，現在則只有3.3養一個了。按這個速度，三年後兩人養一人，再有20年，養老金入不敷出，該制度將破產。
三十年代羅斯福總統所以制定這樣的政策，和他的大政府左派理念有直接關係，因為這樣可以增加政府控制個人財產與福利的功能。羅斯福當時的所謂「新政」，主要是擴大政府權力，限制市場和個人財產。羅斯福曾嘗試像共產國家那樣把鋼鐵廠等收歸國有，由於最高法院裁決「違憲」才沒實現。另一個原因是，三十年代熱衷均貧富的共產黨在蘇聯得勢，強調社會主義的希特勒在德國崛起，羅斯福擔心貧富差別擴大可能導致共產勢力在美國興起，因此用退休金制度來保證老人生活，降低共產宣傳的作用。
布希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把養老金的一部分提前還給個人，但不是給個人隨便花費，而是讓個人把它投資股市，以錢滾錢。有人提出，為何不由政府來統一投資？但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布希的經濟理念不是大政府，而是個人權利，要把美國建成一個「個人所有權的社會」（Ownership Society），使個人對自己的生活承擔責任，而不是依賴政府和他人。它的實質是對三十年代羅斯福左翼政策的一個矯正，從國家權力，轉向個人權利，從強調政府功能，轉向重視社會。
布希提出的大幅減稅政策，更是如此。美國的稅收制度相當繁瑣，按不同收入而設有五個等級的稅率，最高個人稅率是36.9％，即富人要把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繳稅，政府把這種強制收繳的稅，再分配給窮人作為福利以及政府開銷。布希準備簡化稅率並大幅減稅，實質是要把人民的錢還給人民，使個人對自己的收入有更大的擁有權和支配權，而不是由政府高稅收後對社會財富進行二次分配。
高稅收、高福利，和大幅減稅，控制福利，是西方左右派的主要經濟理念分歧。從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比較可明顯看出，美國實行大幅減稅、充分市場競爭的政策，是其經濟持續發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西歐主要國家（除英國外）普遍實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結果經濟普遍滯緩。美國的失業率現在是5.2％，而法國是 9.7％，德國是9.9％，歐盟25國平均失業率是8.9％。美國去年經濟增長3.5％，而法德兩國都不到2％。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當今世界致力減稅和單一稅率（flat tax）的，反而是那些結束了共產專制的東歐國家。據《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芬德（John Fund）最近文章中的數據，1994年，立陶宛三小國中的愛沙尼亞首先從香港的單一稅率獲得靈感，廢除了該國過去45年一直使用的多級稅率，隨後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兩國跟進，結果立陶宛三國的經濟都呈強勁增長趨勢。
立陶宛三國的單一稅率引起俄國總統的經濟顧問伊拉林諾夫的注意，在他建議下，普京總統決定俄國實行13％的單一稅率，結果俄國的稅收迄今增加了 150％，去年經濟增長率達7.3％。倫敦「亞當史密研究所」（ASI）的報告說，「俄國的經濟增長和單一低稅率有直接關係，因為稅率那麼低，人們就不那麼逃稅，而傾向增加投資、工作和儲蓄。」
在立陶宛和俄國之後，塞爾維亞也實行了14％的單一稅率，隨後烏克蘭跟進，像俄國那樣實行13％的單一稅率，然後鄰國喬治亞也跟進效仿。銳意改革的羅馬尼亞新總理去年底上任後兩週，就決定從今年元旦始，該國實行16％的單一稅率。
去年初，斯洛伐克也廢除了過去多達一百多種打稅類的等級稅率，而採取17％的單一稅率，結果該國失業率下降，去年經濟增長率達4.9％，「世界銀行」把斯洛伐克評為去年世界經濟改革榜之首。這股「單一稅率」之風也吹到中國，西方名著《單一稅率》（The Flat Tax）最近在中國也有了譯本，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寫了譯序。
為什麼這些實行單一稅率的都是前共產國家？因為經過均貧富的社會主義災難之後，這些國家更懂得和珍惜自由的價值，更清楚由政府包攬的政策帶來多大的災難。《華爾街日報》曾就斯洛伐克實行單一稅率發表社論感慨說，最好「把我們美國國會和斯洛伐克的換一下」；因為在西方國家，主張平等和均貧富的左派，絕對反對單一稅率。在美國，別說左派民主黨，即使右翼共和黨，內部也意見不一。1996年《富比士》雜誌總裁富比士（Steve Forbes）出馬競選總統，在共和黨內競爭提名就敗北，因為他主張美國應實行17％的單一稅率。
左派所以反對單一稅率，因為在他們看來，只要實行這種政策，富人和中產階級就會少繳稅，就沒有那麼多稅款來養活大政府，來給窮人發福利，就沒法實現均貧富的烏托邦理想。而右派則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認為強行用國家政策均貧富，不僅不合理，尤其不道德，不僅對富人不道德，更剝奪窮人的尊嚴，等於鼓勵他們一直處於靠別人施舍狀態。而且以國家力量強行操作均貧富，結果不僅喪失自由，也不會有真正的平等，共產國家計畫經濟導致的災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近年美國內部對此的爭論，主要體現為哈佛大學兩位教授的對立上。一位是《正義論》作者羅爾斯（John Rawls），他是強調平等和均貧富的左派理論家，主張一個社會可以用「善」的名義剝奪中產階級和富人的財產，再分配給窮人和弱者。這種理論為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奠定了哲學基礎。他的同事、哈佛哲學教授諾齊克（Robert Nozick）則以《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反駁羅爾斯，強調人的「權利大於善」，反對國家和社會用「好心」，即「善」的名義剝奪別人的財產和自由，堅持人的自由和權利高於「善心」。這就好像捐款，一個人是不是捐，這種決定權大於必須捐的「道德要求」。他自己自由做決定的權利，比那個強行要求的「善」 更重要。而在共產國家，向來都是國家以「善」的名義，以什麼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等理由，搶劫人民財產，剝奪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利。
羅爾斯繼承的是馬克思、凱恩斯，這「三斯」憧憬的仍是那種均貧富的烏托邦；而諾齊克則繼承了哈耶克，這「二克」重視的是個人自由和選擇權利。羅爾斯為了強調平等和均貧富，甚至把人的天賦都視為公共財富，不屬個人所有，也要「均」。諾齊克對此詰問說，如果一個人碰巧幸運地擁有兩隻明亮的眼睛，是否應捐出一隻給盲人才是公平？按照羅爾斯的理論，像二米高的中國籃球明星姚明的腿就應該鋸去一段，移植到矮子的腳上。
諾齊克看重市場經濟，強調人們在這種制度下的自由交換權利，除非產權獲得和交換使他人狀況惡化。對此諾齊克舉例說，如某人獨佔了沙漠中唯一的自然水源，然後以任意高價售水，才算造成人狀況惡化；但如果某人發明瞭治療致命疾病的藥方，為此任意開價，則應被允許，因別人只是無法獲得他的發明，不是他造成別人狀況惡化。諾齊克的這種定義主要是最大限度地保證個人權利和自由，由此形成真正的市場經濟，在充分實現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情況下，社會富有和相對平等。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強調，「對經濟的管制」必然造成「對自由的壓抑」，它是左派知識份子的「致命的自負」。正是這種「致命的自負」，導致二十世紀整個世界向左轉，都要建立從搖籃到墳墓由國家來管的「父權式政府」。在1914年之前，全球的國營成份只佔10％，但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僅在西方民主國家，就上升到佔45％，而在共產國家，則高達百分之百。僅在美國，就有羅斯福的「新政」，約翰遜的「大社會」等意在擴大政府權力、通過政治來改變人的烏托邦嘗試。
這次布希要改革養老金制度和大幅減稅、簡化稅率，不應該被認為只是一個關係到美國國內的經濟政策，事實上，布希這種要糾正羅斯福以來的擴大政府許可權的做法，是在重新回到實踐亞當．史密、哈耶克、諾齊克的自由優先理論。以美國主導的這場21世紀初的經濟革命如果成功，不僅將奠定美國未來經濟繁榮的底座，而且將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一個樣板，促使世界更走向自由，而不是朝向福利社會主義烏托邦。（caochangqing.com）
（載《開放》2005年4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