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變卦說
從另一方面來論證，還可以使陰謀說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第一，李維漢的「出軌說」與預謀說中的「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互別苗頭。他說：
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五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惕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匯報之後，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志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志要彭真同志給蔣打招呼，要他硬著頭皮聽。當我匯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志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是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12
這裡，一是更充分地暴露了毛的所謂「陽謀」，是極端虛偽的。直至後來，毛還給他私人醫生李志綏說：「有人說，你這是搞陰謀，讓我們大鳴大放，現在又來整我們。我說，我是搞陽謀，……我們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們不聽，硬照你們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辦，怎麼說我搞陰謀。」13還說：「原本想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幫助整黨。想不到他們這樣不可靠，最壞是民主同盟，他們是男盜女娼。」14如果真如毛所說「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那為什麼作為「陽謀」主要實施人的中央統戰部長都不知道會有殲滅出籠的牛鬼蛇神、出土的毒草，即反右派呢？當他覺察出毛的這一招時，趕緊讓孫起孟去做黃炎培的工作，黃才沒有鳴放下去，免予中毛的招而劃為右派。歷史證明，他說的「男盜女娼」乃夫子自道也。這是指他政治上的流氓行為；至於他生活上的糜爛，這裡暫且存而不論。
二是眾多關於反右派的論著，都把李維漢的回憶錄作為權威論據，認為是從五月十五日毛才開始變卦的，而變卦的原因乃是出軌論：「放出了一些不好的東西。」更具體說，是羅隆基的鳴放──「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外行領導內行」，才促使毛下定了反右的決心。
這統統是誤會了毛澤東。因為，陰謀決不能只靠他自己孤軍奮戰，而要靠全黨、全民去實施。他必須把所懷的鬼胎，有步驟地向人們去泄露天機。所以，五月十五日只是毛捕捉到手的時機之一，是流，不是源。
陰謀與陽謀最外在的表徵在於，是偷偷摸摸地干還是正大光明地幹。《事情正在起變化》這個謀劃，不僅沒有告訴敵人，恐怕連部長先生當時都是被蒙在鼓裡。因為毛在清樣上批道：「劉、周、朱、陳、彭真閱。如認為可用，請尚昆印若干份，發給中央一級和省、市一級負責同志。退尚昆辦。」在他們圈閱後，毛又批：「尚昆同志：此文請即印發中央一級若干同志並印送各省、市委、內蒙黨委，新疆、西藏不要發。北京及外地各發多少份為宜，請加酌定。」於六月十二日，毛在印發件上，又一次加上曾寫在清樣上的八個字：「內部文件，注意保存。」毛還加寫了這樣一行字：「不登報紙，不讓新聞記者知道，不給黨內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在半年或一年之後，才考慮在中國報紙上發表。」為什麼如此鬼鬼祟祟？你不是說，這是「陽謀」嗎？
李維漢論述問題，語言是溫和的，沒有張牙舞爪的「猖狂進攻」之類。但把反右歸罪於知識份子的咎由自取，這種撒謊乃黨性本身應有之義，除非你不當黨員。
第二，「猖狂進攻說」是毛澤東用來欺騙人民，作為反右派正當性的說詞的。所謂「反右派」，就是「反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
毛澤東寫於1957年5月15日作為向中共最高層發出反右信號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其中提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15
由於這個調子是毛澤東定的，所以不僅是甚囂塵上，簡直是一切媒體及所有公開場合的輿論全然一律。同時它又是毛澤東整個反右陰謀中關鍵性的一舉，即為的是「出師有名」。所以對這個問題很有必要從頭細說。
能夠就近和長期觀察毛澤東的李志綏醫生說：「八大路線（即堅持集體領導、發展經濟、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實事求是等）從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那時劉少奇被開除出黨，並已死亡，鄧小平被撤職）毛的思想成為全國指導綱領，毛的報復才算落幕。」16
這要從蘇共20大說起。在大會即將結束時，赫魯曉夫作了秘密報告《個人迷信及其後果》，譴責「歷史上最凶暴殘忍的罪犯」──獨裁者斯大林。
李志綏寫道：「赫魯曉夫突來的舉動使朱德（中共代表團團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電報請示時，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毛十分震怒。毛說：『朱總司令這個人十分糊塗。可見朱德和赫魯曉夫都靠不住。』」
毛又說：「你們蘇聯反斯大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17
毛用陰謀伎倆來騙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同志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增強了我們的視力。他終於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們。我們也要進行改革。赫魯曉夫的反應是，毛說這話是在「烘騙我們」，「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18
李志綏回憶道：「毛在『八大』中做了開幕講話。我隨同毛出席了開幕和閉幕會議，並在後臺聽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就知道毛一定會大為震怒。我也非常驚駭。毛的確有理由覺得中央在壓制他。劉的政治報告和鄧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讚揚集體領導路線，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進一步向黨代表保證，中國絕對不會出現個人崇拜。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這些都顯示毛的黨主席職位並非終身職，黨領導要他交出權力。
「跟隨赫魯曉夫起舞，頌揚『集體領導制』的基調，特別令毛不安。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實施集體領導制，那表示領導人之間地位平等，所有重大決策將經集體裁決。毛的重要性便會銳減。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個人崇拜。」19
為此，毛精神憂鬱，形體衰弱，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飯都在床上。他在處心極慮地醞釀一個巨大的陰謀。
李志綏說：「毛在1957年2月27日發表的一篇演說，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國家主席的身份，召開了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毛在此會上嚴厲批評黨官僚體系，又提出『大鳴大放』號召『民主黨派人士』隨意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20但是，由於某種原因「中國共產黨向來是一個體系嚴密、力量強大的排他性組織，非共產黨人士一向不允許向其建言。敢這樣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所以，「雖然毛大力號召給黨提意見，知識份子仍一再沉默。」於是，毛於1957年3月6－13日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又重複了二月講話的重點，鼓勵民主黨派人士拿出「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解除一切思想顧慮。四月底，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三度號召群眾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民主黨派人士終於展開了熱烈的爭鳴運動。」21
這個過程是人所周知的，並且後來還更多地獲知毛為誘敵深入而佈置的陷阱，為釣魚而準備的餌。不過，李志綏這個時期進修去了。「五月十五日回一組後沒幾天，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信，並在黨內高級幹部間秘密傳閱。整風運動的本質必須立刻改變。毛準備給那些發表猖狂議論的右派份子大大反擊。」22
所以他的立論根據，是「林克的看法，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他萬萬沒料到批評的箭頭會轉而指向他本人。例如：『共產黨念的這本經，因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會念……等等，形成了一個時期毛所說的『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局勢。」23
但是，他所指的「猖狂議論」，當時並沒有發生。右派議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理論：儲安平批評大和尚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 「平反委員會」以及多次為鄧小平指責為「殺氣騰騰」的葛佩琦的「殺共產黨」等議論，統統都是發生在毛寫《事情正在起變化》半月之後。
所以，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決不會袒護右派的）黎澍，遂秉筆直書：「這個講話（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廣泛傳達以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幾個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學工作者中間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們被邀請在一些座談會上發言。可是，即在這個時候，這種場合，發言者也還是心存顧慮。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人們『怕釣魚』。這篇文章是反擊右派進攻的信號。既然直到此時人們還說『怕釣魚』，可見直到反右派開始時，也並沒有什麼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未完成的回憶》見《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第171頁）這是經過實踐驗正過的歷史結論。
一個著名的右派，他寫的文章《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曾被說成「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信號彈」。他就是費孝通，改正錯劃後當上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記得大約是1997年，他在中央電視臺明確否認「進攻」。他說他就不知道什麼叫「進攻」。這該算作是右派向毛澤東的「反攻倒算」或「秋後算帳」吧！
毛澤東總愛把「說話」罵成是「放屁」，好像是嗜痂有癖。這回他說「猖狂進攻」；事實證明，他這回不是放屁，而是沒屁吹風。
第三，「整黨內敵手說」。這是李志綏聽了毛關於「陽謀」云云之後，「我終於瞭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識份子將他的黨內敵手整一整的策略適得其反。」24「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25
他以為毛的陰謀是借刀殺人，利用知識份子整黨內敵手；反右並非預謀。所以他才有：「今日我的後見之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發生。我們今天只記得反右派運動時對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徑。其實毛開始是想藉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未料到民主黨派人士竟群起質疑『社會主義路線』和『共產政權』的合法性。毛萬萬沒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見越來越尖銳，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毛本人的統治。毛不禁暫時回頭和黨內反對他的同志聯合起來。黨內領導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槍口對外，出現了大團結的局面。」
由於某種原因，他特殊的御醫身份，使他能見到、聽到人之所未能者。故能得出此一獨到之見。並且，從毛此後的一切政治行動都是為了推翻「八大」路線，這一命題出發，這個論斷在邏輯上也是順理成章的。
然而，問題出在事態的發展並不是一條線似地發展下去，而往往是節外生枝、千絲萬縷亂如麻的。即，不是一因一果，簡單明瞭；而是多因一果，一因多果，互為因果。例如，蘇共20大在中國的反應就不同於在蘇聯本國的反應，也不同於在南斯拉夫的反應；在南斯拉夫的反應不同於在東歐其他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的反應；在國際共運內部，在執政黨的反應也不同於在野黨的反應；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反應更不同於在資本主義陣營的反應；而且，還存在著連鎖反應。而作為綜合的反應，則是敲起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喪鐘。這便是波匈事件的爆發及其影響。
毛澤東說，1956年是「多事之秋」。他作出兩項決斷。一項就是防止黨內出赫魯曉夫，把赫魯曉夫批倒批臭。在當時中國，婦孺皆知，赫魯曉夫是大壞蛋。李志綏的後知之明就是說的這一項。最後以揪出並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及其司令部而告終。
另一項是防止中國出匈牙利事件。毛把此件當成當務之急。波匈事件對中國影響之巨、之深，非現在中國人（外國人更別說了）可以想像的。我劃右派後，在農場勞動教養。有一個報社來的青年人，22歲，比我小兩歲。他告訴我，他正在談戀愛，跟戀人說，中國如果發生匈牙利事件，他和別的青年人都表示要參加。結果，戀人在反右運動中進行了揭發，於是，幾個年輕人全都打成了右派。
現在我們來看看毛當時的心態，以及他是如何磨刀霍霍、咬牙切齒地在背後向他的黨羽暗傳殺機的，而在當面－－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在天安門城樓上，卻給他的敵人以朋友似的笑臉相迎，使他的敵人誤以為「氓之，抱布貿絲」，而覺察不出「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茲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錄下幾段，也好拿來示眾：
「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第318 頁）毛不說是由於某種共產黨極權統治，傷天害理，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而胡說是「那麼多反革命」；由此可以想像他下一步要作什麼文章。」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第323頁）
「在學校裡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份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遊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臺，宣布來一個『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產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第332－333頁）
「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地主、富農，城市裡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萬人。對於他們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他們的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麼『要殺幾千萬人』、什麼『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是不是想復辟？」(第333頁)
「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第334頁）
「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第338頁）
「現在（1957年1月18日）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第339頁）
「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產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大學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第351頁）到這裡，哪些人是右派？什麼話、什麼事是右派言行？已勾劃出一個輪廓。）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
「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佔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第352頁）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實際是聲討），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第355頁）這裡就把反右的策略底定了。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魚要不上勾，蛇要不出洞，敵人要不『先發』，該怎麼辦？
正好在一個月之後，2月27日，毛粉墨登場，在最高國務會上，隨後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天安門城樓上，以及在各種場合上，把「口蜜腹劍」表演得淋漓盡致，出神入化。以致使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們，如著名文學家傅雷對他的談笑風生、笑容可掬、花言巧語、甜言蜜語感到如醉如狂，給兒子寫信說：「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真是藝術高手。」26再往下的信，就是「真興奮。……踴躍爭鳴，……都紛紛寫文章響應，在座談會上大膽談矛盾談缺點，大多數都是從熱愛黨的觀點出發，希望大力改進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揚眉吐氣，精神百倍。」27
再往下的信，就是妻子寫的了：「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討，最後一次說是進步了，是否算結束，還不知道。爸爸經過這次考驗……活到五十歲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麼簡單，老朋友為了自己的利害關係，會出賣朋友，提意見可以亂提，甚至造謠，還要反咬一口，……：28他當上了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然後的信……直到沒有了，「然後」－－夫妻自殺，同歸於盡。被說成是花崗岩腦袋，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這便是毛編、導、演的《陰謀》全劇。他的出發點是什麼？五個字：「匈牙利事件」。他在1957年6月8日這個血腥的日子裡，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中寫道：
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 「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份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練，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29
可見，毛澤東「主動的整風」不是目的，而是「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這說明他是王八吃稱砣－－鐵了心要反右的，要搞掉社會上的「反動派即右派」。
從發生匈牙利事件，到反右以後，毛澤東當面說人話，背後說鬼話。現在，人話、鬼話被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反映出反右來龍去脈、血跡斑斑的軌跡，突現出血淋淋的反右陰謀的紅線。讓陽謀說、變卦說都來個原形畢露。
顯然，用「整黨內敵手說」來說明反右的起因是太不得要領了，不是不對而是不全。所謂「不是不對」，是因為它有事實根據；所謂「不全」，是因為不是只此而已；所謂「太不得要領」，是因為它遠非起主導作用的因素。
很可能是發生在反右之後，於1958年3月－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在整風中，要將林克定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後來這便發展為『黑旗事件 』，是我在中南海所見，最為殘酷的政治鬥爭。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撤職處分。這個教訓使我沒齒難忘。」，這促使李醫生將他的「整黨內敵手說」變成了他幾十年後的「後見之明」。
林克等八人向政治秘書室副主任何載提意見，說他邀功諉過，對上拍馬屁，對下專橫壓制。何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楊尚昆報告，說他們有向黨進攻的議論。到三月，把他們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集團。
毛對李醫生說：「我找田家英談過了。情況嘛，大體上是清楚了。這八個人就是不滿意政秘室領導人的右傾。中央辦公廳和中直黨委，官官相護，反而打擊他們。……這八個人在去年反右的時候，是積極份子。現在反過來，說八個人是反黨份子。我說，說這樣話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場，為右派說話。……」
過了五一，毛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載和中直黨委的劉華峰、李東野、蕭蘭談話。指出，政秘室的運動進展得不正常。在反右運動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風運動中成了反黨份子。
蕭蘭發言，說：「這八個人的議論，矛頭指向了中央辦公廳，指向了中央辦公廳的領導人。何況中直黨委已經作出決定，指出這八個人進行反黨活動，決定他們停職反省。」發言的語氣既激烈，而態度又昂揚。她捋了虎鬚，事情就鬧大了。
會議開了一個月，蕭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她在一次發言中，稱他們八人打的不是紅旗，是黑旗。這便是中央辦公廳的「黑旗事件」名稱由來。
李醫生說：「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策略。毛的目標不但有楊尚昆，還有楊尚昆的領導鄧小平。」這次事件的結果，楊丟了中直黨委書記。中直黨委副書記李東野、劉華峰二人被下放。中直黨委辦公室主任蕭蘭被開除黨籍，後死於勞改。
黑旗事件對於說明「整黨內的敵手說」，是一個有力的例證；但對於詮釋反右的根由，卻是無力的，甚至是不倫不類的。第一是時間背景迥異。這時已結束反右，五十多萬人受到嚴懲，另有幾十萬人是內控。第二是爆發匈牙利事件的隱患已被「搞掉」。即，政治形勢改觀。第三是人物的政治屬性有別。林克等八人已被右派的鮮血染紅了頭頂。毛封他們是「去年反右的積極份子」，「左派」。何載對林克和後來文革初期劉少奇對蒯大富，都是沿用了反右的思維模式並都得到了毛澤東給予 「打擊左派」的罪名，而遭到毀滅性打擊的。
毛澤東利用整風，不僅是「引蛇出洞」，而且是要知識份子激怒黨員、幹部。當時的事實正是這樣。知識份子響應毛的號召，對那些不堪忍受的政治弊端進行了批評。被批評的黨員、幹部，誠惶誠恐，敢怒不敢言。一待毛髮出反右的號令，他們便懷著百倍的仇恨殺將過來。現在毛故伎重演，讓劉少奇等「黨內敵手」激怒革命小將，他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一貼，全國便風起雲湧，高喊「砸爛劉少奇的狗頭」。只有經過激怒，才能做到借刀殺人。
我也來個後見之明。1989年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就是活學活用了毛的這一陰謀。現在來請齊奧塞斯庫作為參照物。奧氏調令軍隊去鎮壓群眾，軍隊卻調轉槍口將他打倒。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體地槍斃。
鄧小平呢，他將軍隊調進北京，進行思想欺騙（中共的術語是「思想教育」），然後駐足待命，與學生和群眾對壘、僵持。一則絕對無可避免地會出現某些辨論、口角，甚至過頭的言語、行動；二則他們會誤導學生去做些激進的、冒險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則事實證明，他們會唆使壞人混進群眾隊伍中胡作非為，甚至殺人放火；四則軍隊中也會出些極端份子做出惹起眾惡的事情；最後，最無恥的一招是他們製造一些「共和國衛士」，算在群眾帳上。他們卻心懷叵測，裝作正人君子的樣子來宣告：
「我們是人民解放軍，人民軍隊愛人民，一定要作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當軍隊被激怒到忍無可忍時，不惜以任何手段進軍天安門的命令一下，履帶和機關鎗便會按捺不住胸膛的怒火，也不管現在是什麼時代了，只管血洗天安門！
鄧小平笑齊奧塞斯庫妄長了一個高大的身軀，齊奧塞斯庫噬臍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第四，還有一些說法，如錯估說，上當說，等等。
有人揭發章伯鈞，說他說毛「沒有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閔剛侯：《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人民日報》（1957年7月4日）
所謂「緊急會議」即有名的六月六日六教授會議。這裡章伯鈞的估計犯了雙重的錯誤。一是毛早已估計到最壞的結果；二是毛至少在三星期前已採取了斷然措施，根本不存在「進退失措」。
但，這種錯估的說法至今不絕。連某位政論家都持此說。他說：「經過了上述恩威並施以後，毛澤東以為可以控制中國的知識份子，成為會說話的黨的高級工具了。因此在1956年出現了蘇聯共產黨第20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及其後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毛澤東自以為中國的知識份子絕不會「亂說亂動」，所以以退為進，在1957年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大鳴大放，以緩和及改善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豈料卻引來一大堆批評意見，包括一些相當尖銳的意見。毛澤東大吃一驚，一怒之下發動了反右派鬥爭，加強對知識份子的鎮壓。而為了不失他的『英明』形象，便詭稱大鳴大放是他的『陽謀』。」
他又不接觸毛澤東，怎能知道「毛澤東大吃一驚」和「一怒之下」呢？所以我猜想，他是受了待在毛身旁的李醫生的影響。
李醫生說：「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30
李是持「整黨內敵手說」的，認為整民主人士不是毛的本意。其實，整兩者都是他的本意。前者是避免中國出赫魯曉夫；即反修。後者是避免中國出哥穆爾卡、納吉或說避免出波匈事件；即反右。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是蘇共20大及中共八大及其反個人崇拜路線；其認識根源，脫胎於列寧關於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掃除兩堆垃圾的論述和他自己在《矛盾論》中所說，不能掌握矛盾發展的階段性，認識和處理問題便會如墜煙海。所以，先反右，掃除一堆兒「垃圾」；然後，用反右中的積極份子整黨內敵手，黑旗事件，前已闡明，而作為掃除另一堆兒「垃圾」的大動作的文章，所依靠的是比林克等八人還要積極的反右極先鋒張春橋、姚文元、關鋒、王力、戚本禹輩。
所以，事實上不是毛，而是「右派」錯估了，上當了。李醫生在書的上一頁說「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下一頁又說：「知識份子這下覺得上了毛澤東的『當』。」到底誰上了誰的「噹」呢？
作為例證，龍雲直到5月22日，大家已嗅出毛要收網的氣息，他還對毛表示了信賴，認為「收」是不可能的，說：「共產黨是執政黨，怎會出爾反爾，開這樣大的玩笑，讓大家把思想暴露出來，然後再整。」（見《人民日報》5月24日）好像這是不可思議的。
無獨有偶。1957年6月8日，毛澤東捕捉到罵國務院秘書助理盧郁文「為虎作倀，無恥之尤」的匿名信事件這一戰機，在《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地位，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向全國公布了要開展一場反擊右派的轟轟烈烈大運動。工商界這天開了最後一次座談會。座談會結束後，章乃器提交一篇書面發言，反批評吳大琨、孫曉村：「這不是睜眼睛撒謊，便是健忘。這樣的辨認作風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慮的。」特別耐人尋味的是，面對中共發出反右派的歇斯底里號召，他於結尾處寫道：
「我告訴工商界：整風運動是不定期經進行到底的；共產黨絕不會做半途而廢的事情。共產黨代表了工人階級忠誠老實的品質，是不會表面一套，裡面一套的。我們要完全相信黨的方針、政策，用老老實實、實事求是的態度揭發矛盾，幫助黨做好整風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擊。整風運動從某一些角落來看，肯定會有曲折，肯定的會有過『左』、過『右』的偏向，但黨是會明是非的，是非最後也一定會明的。」（6月10日《人民日報》）
他們兩位都是政治老手，竟然會上當受騙而至執迷不悟！有人評論他倆說這話，可以理解為他們對黨信賴；也可以理解為他們預感到收的可能，故意說破，希望避免這種前景。我們說，無論對他們的話作何理解，都說明他們對毛的無恥、無賴的程度作了錯誤的估計，以致見了棺材還不落淚。
張戎作為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的女兒，根據自己的所經、所見、所聞，寫了紀實文學《鴻》。關於反右的緣起。她寫道：「1956年秋匈牙利發生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暴動事件 －－不久被鎮壓住了－－也使毛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國有一批受過教育的人都希望開放、自由。他想要防止中國發生類似的匈牙利事件，後來他曾對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表示，鼓勵人批評等於是個陷阱。……毛澤東不擔心工人或農民。他堅信這些人會感激共產黨讓他們填飽了肚子使他們過安穩的生活，他不相信這些人會起來造反。毛澤東從來不信任知識份子，他們比別的階層更喜歡獨立思考。匈牙利事件就是知識份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僅右派上了毛的當，掉進他設置的陷阱，即便左派如陳其通等四人也掉進去了；可憐的馬寒冰竟輕於鴻毛了。位至中央部長的李維漢，雖不能說「上當」，但是他也沒有估計到「引蛇出洞」。當然，下面的黨員就更估計不到了。張戎說她母親－－「1957年春，共產黨邀請知識份子批評各級領導。我母親聽了毛澤東的一個一級級向下傳達的講話後，非常激動，整夜沒有睡意。她覺得中國共產黨真的越變越民主了，她為自己是個共產黨員而自豪。」31到反右時，「她打從心底覺得此事不公道：先是宣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現在卻把提了意見的人打成右派。」32
毛澤東真的「開這樣大的玩笑」，讓左派、右派上當了！讓黨員、國人上當了！甚至開到國際上，讓蘇聯、美國上當了！
毛澤東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講中蘇關係指出，我們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我們講，他們不講，還說我們是搞自由主義……。這個報告公布後，《紐約時報》全文登載，併發表了文章說是「中國自由化。」……當時蘇聯看不清，給我們一個照會，怕我們向右轉。反右派一起，當然「自由化」沒有了。
無怪乎江青說：「主席這個人，在政治鬥爭上，誰也搞不過他。（33可見，如果真像他說的－－是「陽謀」，能讓這麼多人上當嗎？能把國人、洋人玩得如此眼花繚亂嗎？當然，出河才見兩腿泥。
赫魯曉夫和許多中國人一樣，終於看出來了：「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裝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被他認為是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34
是的，一點不錯，正是志在「搞掉」。「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
「搞掉」是目的，「陰謀」是手段；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有一本研究反右派鬥爭的專著，書名起得很醒目《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其中對赫魯曉夫上述言論抨擊道：「這當然只是一種懷著敵意的情緒化的評論，把本來很複雜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了。他抹煞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
「國內一些研究者持有類似的說法。他們的理由是：……」筆者刪去的那些「理由」，大致上是本文前面的論述。為了避免重重複復，故而刪去。作者的說法是：「但是這些都僅僅說明他的思想中有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因素，卻不能說這時他已經在計畫開展這場鬥爭了。」35
好一個「這些都僅僅說明他的思想中有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因素」！好一個「因素」！
要是當真地來追查「因素」，早在中共建國前夜，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中就曾說道：「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36
「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麼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37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份子，亦即歸民主主義份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38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裡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39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份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帝國主義在暗地裡進行的陰謀活動。還因為……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40
上述這些話，跟毛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話，「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裡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相對應，就可以判斷，在毛緊繃的階級鬥爭為綱這根弦上，早把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份子定為了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而當年稱作「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只是策略上的考慮。作為「因素」，為反右派打下伏筆，是其遠因。
事實上，自解放以來，對知識份子的所有思想改造運動，都具有反右派鬥爭的因素；而反右派運動，究其本質，仍是屬於反「民主個人主義」的範疇。簡直可以把上節引用毛的那句話，改述如下：「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有那麼多民主個人主義者沒有搞掉。」
「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該書作者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向黨表明，自己雖被錯劃為右派，受了很大苦難，但絕對沒有「懷著敵對的情緒」，甚至懺悔當年包括自己在內的右派份子向黨猖狂進攻，致使「弊端」沒能「消除」成，辜負了偉大領袖「確實有」的「願望」？其實大可不必。邵燕祥在該書「序」中說： 「有人說反右派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我以為不如說是序幕。」
一出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九年後發生了，一革革了整十年，付出了黨組織癱瘓、國民經濟幾乎崩潰、上億人受害的代價，總算徹底實現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他讓世人看到了他「消除」的是什麼「弊端」！
我不能不驚嘆、感佩鄧拓的先知先覺。他在中國沒有付出文革的代價前，甚至沒有反右前就說出了這樣的話：「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政策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在鄧拓「更相信」的基礎上再加一個「更」字。孰料，以「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作為著書立說之「眼」的作者，竟然指責別人「抹煞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夫「確實有」者，蓋非「假的」也。「假作真時真也假」，這該叫讀者說什麼好呢？
第五、知識份子是用他的知識、智力，秉持良心作出科學的判斷，以顯示其力量，創造社會文明，推動社會前進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都是如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越來越被承認其價值。毛澤東對馬寅初的打壓批鬥，說明他不僅是個暴君，而且是個昏君，弄得民不聊生，還堅持「寧要原子，不要褲子」。如果聽了馬寅初的話，今天的孩子就不會有那麼多被排斥在幼、小、中、大各級學校的門外了；今天也不用寧舍孩子，也要神州五號升天了。
我深深感到，一個正確的論點，你就想像不到它的社會作用是多麼大！反之，一個錯誤的論點被強行貫徹，它的負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還原反右，可知對它的起因做出正確的論斷是何等必要！到底是知識份子借黨整風向黨－－如毛所說「向黨猖狂進攻」呢，還是如鄧拓一眼看穿的，毛心裏有一個「引蛇出洞」的鬼呢？先知先覺者所見略同。讓我舉出吳宓教授和張紫葛教授在反右前後的言談遭遇來說明之。吳宓談到這次大鳴大放，問張：「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張說：「看不出什麼言外之意。」
「傷哉！」吳嘆息，「你簡直利祿在心而思慮俱蔽。這也看不到？古人說過又說過：言甘而幣厚，其必叵測。今要開門整風，下一紙文，表一下態就夠了，何用如此盛詞大噪，千呼萬喚，言之懇懇，促之諄諄。而其鼓動對象，厥為民主黨派與知識份子。……。毛公將有事於天下書生矣！」
張惶恐問計，吳瀋吟久之，說：「惟有三緘其口。」遲疑一會兒又說：「當然，不發言也不是萬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數百儒生，誰出過一言半語呢？」
張以為，拒絕發言，只怕辦不到。
吳說：「正是，有這麼一個邏輯，不發言，不表態，就是牴觸，就是對黨離心離德。那麼，反正你牢記，萬一要發言，只能歌功頌德。」又說：「歌功頌德也不一定免禍。君不見，頌明太祖『光天化日』、『天生聖人為世作則』者，竟被論為譏諷朱元璋做和尚，刺光頭，乃是『為世作賊』！」
張大為煩惱，說：「你向來運籌進退，步伐周扎，果斷肯定。怎麼今天這麼上下兩可之詞？「
吳兩掌拍膝：「情勢使然也！我再高明，也只是塘中之魚，但能察知在投餌張罟，卻無法料定網究竟有多大。網小，但網趨餌之魚；網大，則不趨食香餌者亦將難免。設或竟是攔河網，則全塘水族將無遺類。所以，問題要看網有多大，設或你剛剛處於網緣，還可望三緘其口或歌功頌德而倖存。設或你處於網內，那就在劫難逃了。」
1957年5月初，院長胡光和黨委書記劉佑東一再到張紫葛辦公室和宿舍拜訪他，動員他在鳴放會上發言。「你是有影響的教授，務請和我們合作，帶頭把鳴放搞起來！」
他仍未發言。劉佑東邀他到他家喫茶、密談。「你太不夠朋友，鳴放會上一言不發。」
張說：「我確實對你們非常滿意，沒有任何意見，總不能地無病呻吟嘛！」
劉痛心疾首：「什麼時候話！毛主席說過，只有兩種人沒有缺點，沒錯誤，一個是沒出生的人，一個是死人。你咒我們是死人？！你要知道，如果鳴放搞不起來，我這黨委書記就得垮臺。你哪怕胡亂捏造，指著我們鼻子臭罵一頓，也是幫我的大忙，我也會無限感激你的。」
張無奈，在當晚的座談會上說了十來分鐘，全是歌功頌德。而第二天出版的院刊《鳴放每日刊》上所載他的發言記錄卻顛而倒之。他的原話是：「我認為黨群之間沒有鴻溝」，記錄改為「大有鴻溝」。原話：「我認為院黨委辦大學很在行」顛倒為「很不在行」等等。通篇無一句不如此。張氣得不行，去找劉書記。誰知他倒打一耙：「是我叫改的。像你那樣說。我能下臺嗎？叫我動員鳴放，是提批評意見，沒叫我動員表揚我們！」
1957年6月28日，西南政治學院貼出了第一批反右大字報：
「張紫葛是個口蜜腹劍的大右派！」「揪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張紫葛！」
他去問劉佑東：「憑什麼把我定成右派份子？」
劉答：「我有什麼辦法？我是黨的馴服工具。那會兒叫我動員鳴放，我就動員你鳴放，這會兒叫我劃右派，我就劃右派。你不當右派我當？我給你交底吧，這右派是有指標的！在市委分配指標時，各校黨委書記爭得面紅耳赤，都訴說：我那裡政治條件好，劃不到這麼多右派！市委書記惱了，叫：放下指標，先反掉你們的右傾思想再說！我差一點兒回不來！……總而言之，你這右派當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毛主席出來保你。」
剛開始劃了右派，尚未限制人身自由。張又來到吳宓家，吳說：「估計當如此。」轉而安慰道：「勿怪勿惱，在劫難逃也。這回是拉開臉了。……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既甘且美，翻手為雲倡鳴放，懇請大鳴大放，幫我整風。不過兩月，把臉一拉，嘿！爾等乘我整風，猖狂進攻！發表關於內部矛盾之光輝著作，……面目全非，語言迥異，還創造了鏟除毒草之六條標準云云。於是覆手為雨，掀起反右之惡浪。……尤有進者，以神州普天下之主，親自援桴急鼓，進攻一小小之《文匯報》，且對準其中之一女兵－－女記者浦熙修，聲嘶力竭，衝鋒陷陣。……我舉此數端，意在提醒你：在劫難逃者多矣。汝罹此難，萬非汝之德行有虧，舉措失當。既無愧於心，就不用慼慼於懷。天降奇禍，復何言哉！且而，我已再四演算，汝雖有不測之禍，卻是絕無性命之憂！」
說罷，叫他「趕快離去，善自保重。」握手時又叮囑說：「處今之時，惟有達人知命，聽之任之。養浩然之氣，存萬全之軀。切切不可憂傷憤激，自暴自棄。否則，古有賈誼，今有李源澄！老李氣憤填膺，已經瘋了！」（李是歷史學教授，已劃右派）（52）
我等後知有覺，當時只是毛說的「有人說這是陰謀」中的「有人」之一，身經了反右的整個過程，今昔對比又看到如許「出土文物」，方始對其陰謀的認識由直感到達論證。吳、張的見證，既對陽謀說予以揭穿；又對變卦說予以指迷；甚至用「該縮頭時便縮頭」的烏龜法也不能自保了！
（待續）
原載《黃花崗》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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