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被劃定的右派份子，在等候最後發落時，曾被分成幾個小組，每天在校內從事各種勞動。
這天上午，我和倪煥之、趙琦一起正在操場的東牆角下拔草，忽見泥水師傅黃寶根走過來向他們招呼了一聲，便把他倆給帶走了。我心裏想，這很有可能是被叫去宣布處理了。中午時我回家吃飯，那時我和趙琦都住在棲霞嶺的教工宿舍。剛一進院子，就看到黃寶根帶著趙琦從他家裡出來。當時趙身上只背著一個很簡單的行李，也不見趙家有人出來送行。我急忙問他是去哪裡？他苦著臉說還不知道。我眼巴巴地就那麼看著他被黃姓工友急匆匆地帶出了大門。誰知就是這樣的一次碰面，竟成了我和趙琦最後的一別。
教師倪煥之、趙琦死於勞改
第二天早晨，我剛進校，就看到告示牌上教師貼出了一張佈告，公布右派份子倪煥之、趙琦因有反革命歷史，已送交司法部門法辦。不久我從他們的家屬處得知，兩人都被送到奉化某一勞改場所判處勞改。
那時倪煥之與家人一起住在外西湖朱公祠宿舍裡。倪被送去勞改後，我曾多次去看望過他的妻子和孩子。聽他妻子說，倪不斷給家中寫信，說勞改場裡對他很好，只是生活條件較差。因此她不得不常常給他寄些吃的東西。有一次她寄東西時被一個鄰居看到了，還傳出了一些閒話，說倪實在是享受慣了，這樣的人雖然住在勞改場裡，也很難改造得好。
倪的妻子是位善良的農村婦女，那時他的一個男孩只有七歲。倪被送去勞改後，便已停發工資。他們是在極其艱困的生活條件下，不斷設法給丈夫寄些吃的東西，期盼他能早日回家。
趙琦的妻子王適新當時是市立第三中學的數學教師。趙走後便由她獨自撫養四名年幼的子女，不久就把家搬到了三中的教員宿舍。那時我們一家也從棲霞嶺搬到了洪春橋。我們兩家雖然相離很遠，但王總是不斷到我家來，訴說趙在勞改場地的生活情況，還特地把他的信帶來給我看。有時坐得晚了，就住在我家。有一天，她突然跑來高高興興地對我說，趙有可能在年底前就回來。說著便把一封剛剛接到的信交給了我。
趙在信上說，場裡的管理人員對他都很好，勞動上很照顧他，看來有可能在年底前被放回家來過年。
當時我看趙這封信和倪的信內容基本差不多，都說場裡對他們很好，只是趙沒有像倪似的提到需要寄東西給他吃。到那時為止，他們去勞改場還不到一年，因此我想是不會這麼快就放回來的。每次信中所寫的話，不過是些安慰之辭。況且他們所寫的信也是必定要經過檢查的。因此實際情況如何，家人根本無法得知。然而，王卻信以為真。看到她那麼高興，我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她。不料只過了三天，萬沒想到，王竟哭哭啼啼地跑到家來找我，手裡拿著一封電報，說是趙已經死了。只見那封電報的電文只寫了簡簡單單的幾個字：趙琦於□月□日病死，立即來場處理後事。
王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事實，當時不停地哭，眼睛都哭腫了。她含著淚水，從奉化勞改場回來對我說，她趕去那裡時，趙的屍體已被火化，結果竟連一次面都沒能看到。場裡說他是屬於暴卒，不知患了甚麼病，是突然間死去的。按照場內規定，凡是病死的勞改犯人，都必須立即火化處理。王覺得丈夫死得太離奇，但又無處評理，最後只好帶著一件丈夫生前的遺物，一塊瑞士手錶回到家裡。
倪煥之為翻譯藝術理論貢獻大
就在趙剛剛死去不久，倪被場裡送到了杭州市第一醫院，當時肚子已脹得很大。沒多久，即因患血吸蟲病而不治身亡。王因趙的死因不明，總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麼死的？我讓她去找美院的黨委書記陳隴，請求學院出面追問。她找過後回來對我說，陳的態度比勞改場的領導還要壞。陳說：趙琦是勞改場的犯人，早已不是學校裡的人了。他究竟是怎麼死的和我們學校毫不相干。而且一個勞改犯人，死在勞改場裡本是死得其所，是理所當然的事。請問你有甚麼權力去追究他的死因？
倪煥之先生和趙琦先生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呢？如今學校內知道他們的人已經不多了，與他們同時代的人大都已經過世，幸而我還活著。而且他們兩人生前無論在工作和生活上和我的關係都是甚為密切的。
這兩位先生原都是我院副教授。當時倪煥之在理論教研組裡做翻譯工作，趙琦在基礎課教研組教水彩畫。這兩個組，在解放初期都曾由我負責。他們都是江豐（當時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來杭州接管這個學校時，特地從上海聘請來的專才。
倪煥之原名倪悠鶴，魯迅先生在上海辦木刻學習班時共有十三名學員，其中有江豐，也有倪煥之。倪和趙琦都曾在日本留學，倪在日本大學學英文，趙在東京上野美術學校（即今的東京藝大）學西畫。倪回國後，（抗戰期間）曾先後在重慶國民黨政府軍令部和駐重慶的美國新聞處從事翻譯工作。趙回國後曾參加過當時在國內舉辦的第一次全國美展。他的水彩畫作品曾得到普遍好評。為了尋找工作，他曾一度在國民黨三青團組織中做宣傳員。他不滿於國民黨的統治，懷著革命理想，跑到新疆去投靠盛世才。那時新疆軍閥盛世才正打著革命的旗號學習蘇聯，因此誘使很多有志青年不顧一切地去投靠他。著名電影演員趙丹當時也像趙琦一樣，就是在那一時期去投靠盛世才的。誰知沒過多久，盛突然變卦倒向了蔣介石。中國共產黨派到新疆去的毛澤民遭槍殺，所有投靠盛的左翼份子全都被投進了監獄。趙琦和趙丹一樣，曾在新疆的監獄中度過了五年歲月，好不容易才回到揚州家鄉。
全國解放後，倪和趙都處於失業狀態。一九四九年江豐和一些來自老解放區的同志來杭州接管國立藝專時，苦於師資不足，在上海找到了倪，又經倪的關係找到了趙。江豐認為這兩個人都是十分難得的教學人材。他們兩人被安排來校工作後，也感到自己終於滿足了平生的願望，各得其所，找到了最好的歸宿。
建國初期，國內的一切建設都有待於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而為了學習蘇聯的先進藝術理論知識，首先就必須懂得俄文。於是倪和趙又立即努力自學俄文。在他們的帶動下，當時全美院自學俄文蔚然成風。其中取得優異成績的就有錢景長和楊成寅。而早期理論教研室所刊印的美術理論資料就是由倪主持翻譯刊行的。
一九五六年應中央美術學院之邀，我和倪、錢同去北京，幫助他們建立美術史系。在籌備建系的過程中，首要任務便是把蘇聯剛剛出版的阿爾巴托夫所著《世界美術史》的歐洲部分譯成中文。而主持這項翻譯工作的人就是倪煥之先生。
說來實在可憐，像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從來也不曾有過一本像樣的歐洲美術史，而所有美術學院也從來沒有正式開過歐洲美術史的課程。自從美術出版社把這些譯文出版發行後，我國讀者才得以系統地瞭解歐洲美術史。應該說以倪為首，凡是在當時參與過這項翻譯工作的人都是功不可沒的。
倪自從來校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到了藝術理論的翻譯工作中。他精通英文和日文，又自學了俄文，還自修希臘文，希望將來能直接從希臘的古代藝術理論中翻譯些東西。他把自己所從事的藝術理論翻譯工作看作是一項特別神聖、崇高的事業。他不為名利，深深知道只有不斷拓展、豐富藝術領域的知識，才有可能提高我國的藝術教育和理論水平。這種忘我獻身的精神，不論何時，不論從甚麼角度來看都是十分可貴的！
趙琦不知劃右派等於判死刑
趙琦學會俄文後雖然翻譯的資料並不多，但當時他把精力都主要集中在教學和繪畫上了。他非常關心學生們的學習成績，常說我不能誤人子弟。並總是不斷畫出新的示範作品來給學生觀摩。他自己不停地畫，除水彩外，他的油畫基礎也很紮實。我每次到家去看他，都見他坐在窗前畫畫。有一次，我們一起帶學生去蘭溪實習，他幾乎每天都在外面畫水彩。他畫了許多幅動態各異，非常生動的牛群。這些畫回校後曾舉行過展覽，並給全院師生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
一九五六年，我住在北京中央美院時，有一天，趙突然來找我，說他從來沒到過北京，這次是特地到這裡來畫畫的。我給他安排了住處，以後就很少再看到他。因他每天清早起來，買了兩個燒餅揣在懷裡後就跑出去畫畫了，就憑著這兩個燒餅，在外面一畫就是一整天。可以說在當時我院所有教師中，我還不知道有哪個畫起畫來能比他更為勤奮。反右開始時他不在學校，到西北去寫生了，還不知校內已經開展了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不知學院早已把他定為右派，是學校特地打電報要他趕回來戴上那頂右派帽子的。
他回來的那天，恰巧我們在校門口相遇，記得他還笑著說：這是怎麼搞的，怎麼你也成了右派？看來把我叫回來也是在劫難逃。不過，我倒很想嚐嚐當右派到底是甚麼滋味。
那時我們何嘗知道這頂右派帽子的份量！他回來的第二天，學校就迫不及待地召開了大會，把他劃成了右派份子。誰知對他來說，一經劃成右派也就等於判處了死刑。
江豐非常懷念他的老友倪煥之。江的右派問題一經改正，重新恢復名譽又來杭州時，很想和我一同去看望倪的妻子與孩子。可是他哪裡知道，倪當年被送去勞改不久，他的家人就被攆出了學校宿舍，弄得他們一家擠居在茅廊巷一個弄堂的過道裡，只能十分勉強地在別人家的房檐下搭了個床鋪住下來。那時我們全家曾去看望過他們，後來我被送到諸暨農村勞動改造就再也不知道他們一家的下落了。江豐聽說這些事後沉默了很久，始終沒有講出一句話來。
極左黨委書記陳瓏的兇惡嘴臉
吳明永是五十年代畢業的學生，學習期間因生活艱苦患上了肺病，有一段時期曾在孤山「一片雲」的宿舍裡養病。他喜歡讀書，寫文章，並常把所寫的文章拿給我看。在當時的學生中是一個非常突出，值得好好培養的理論人材。畢業後留校的他，曾被介紹去北京《美術》雜誌實習，當過助理編輯。一年後返校在理論教研室教文藝理論課，做我的助教，並幫我創刊我院和中央美院合辦的學報《美術研究》。他對「太平天國」頗有研究，針對當時研究「太平天國」的學術權威羅爾綱的論點，提出過許多不同看法，並寫成了論文。這篇文章曾發表在《美術研究》的創刊號上。
吳是在新到任的黨委書記陳隴來校不久後被劃成右派的。在陳的眼裡，不管他有沒有甚麼言論，及表現如何，既然是我的助教，與我的關係密切，便理所當然是小右派。回想起當年陳被調來學校時，那種威勢不能不令人髮指。在他剛剛到校的第一次講話時，竟然在大會上這樣喊叫著：我今天來到你們這個美術學院，是奉旨而來，也就是奉旨而來的「欽差大臣」，要是在封建王朝時代，你們見到我都得下跪。早就聽說你們學校裡有甚麼「三金」（意指金浪、金冶、朱金樓。），說他們權力很大，很厲害。如今「三金」全都成了右派，看他們還有甚麼可厲害，現在真正厲害的是我 ......
這個奉旨而來的「欽差大臣」果然厲害，沒想他進來後感到這個學校所劃的右派還遠遠不夠。為了顯示他的威風，即刻便把反右鬥爭重新推向了高潮，經他的手又劃出了一大批右派。比如像鄧野、張懷江等，在陳隴來校前，本是領導反右的，但在他的手裡竟都成了右派。儘管如此他還意有未了，準備在那些老教授中再圈劃出一些右派來，要把學校裡的教授一網打盡。當他把整理好的材料送到浙江省委後，沒想因為學校裡所劃的右派實在太多，早已大大超過了預定的百分比，以致未被批准，使得許多老教授都十分僥倖地逃過了這場劫難。
青年右派吳明永的慘死
被劃成右派的吳明永，最後的處理結果是被開除公職，留校察看，每月只發給十五元人民幣的生活費，並曾被送往東陽勞改農場勞動改造。經過一年勞改又回到學校時，本來就十分羸弱的他已經重新患上了肺病，被分派在一間非常潮濕，永遠照不到陽光的陰暗小屋裡。那段時期，每逢去食堂午膳，他都會和我坐在一起，那時我們吃得都非常差。
當時他急需營養，並必須改善居住條件。為著這事我曾跑到人事科替他交涉過。可想而知，我這個老右派替小右派講話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不久，他的病情加劇，雖被送到醫院也並未得到妥善治療。我去看他時，見他住在一間擠滿了二十多個床位的大病房裡，十分嘈雜。他告訴我說自從住進醫院後，很少能夠入眠，病房裡整天整夜吵鬧不堪，使他難於合眼。外加大便乾燥，吃不下東西。要是能夠調換個病房，能夠睡覺，病情便自然會得到好轉。我看到他乾裂的嘴角上凝結著血塊，心裏非常難過，便急忙跑到醫院的院長室要求給他調換病房。沒想院長卻對我說：目前病床十分緊張，要知道能夠住進來就已經不錯了，怎麼還想調換病房？我說病人睡不著覺，你們有責任使他每天都能休息。他說這不關我的事，你應該去找大夫。要是連這樣的事都來找我，我這個院長的工作還怎麼做。於是我便又去找了大夫。他說病人剛來時全都睡不好覺，多住幾天就會好的。我說能不能給他配點安眠藥之類的，讓他每天都能休息得好些？但這位醫生卻說至於怎麼醫治，我們會考慮的。臨別時我把交涉的結果告訴了吳，心想既然不能調換病房，若能給他服點安眠藥片總是件容易做到的事。誰知我再去探望時，他的病情已經惡化。他說仍一直無法睡眠，每天僅能喝一點水。我又去找大夫，他說他的病本來就很難治了，因為是你們學校送來的，所以才住進來。我們還是在設法給他醫治的。就這樣，誰知沒過幾天，他就眼睜睜地死在醫院了。
三十多年來，每當我想到吳明永的死，就非常痛心。要是他不因為我的緣故被劃成右派，何至死得這般淒慘，何至於過早地離開人世。他死時還不到三十歲。
吳逝世後，他的弟弟從閩南家鄉趕來，為他處理後事。他的遺體被送到鳳山門外的火葬場時，除我和我的妻子董林外，在場的有他生前要好的老同學：周昌谷、徐永祥等。瀋潤棠雖然和他一起在理論教研室工作，但自從反右後，便早已與吳劃清了界線。誰料這天竟也趕來參加了葬禮。其中最使我難忘的是張延芬。
張原是美院附中一個年齡最小的女學生，打那時起就認識了吳。她因家境不好而常常得到吳的照顧，一直稱他為吳大哥。吳也一直把她當作自己的小妹妹一般看待，始終保持著那麼種純潔而又無比親切的師生關係。那天，她哭得十分傷心。吳的遺體被推進火葬場時，全身覆蓋著一張白布單，只有兩隻沒穿鞋襪的腳露在外面。張不忍心讓她的吳大哥在臨近火化時還赤著雙腳，便立即跑到外面為他買來了一雙鞋襪穿在腳上。
當大家圍立在吳的遺體前時，我忍不住滿腔的悲憤，用力掀開蒙在他身上的白被單說：大家一起來看看吳明永的遺容吧！只見他身穿一套新的藍布幹部服，緊握著雙拳。他那張枯瘦的臉已經完全變成了黑色，嘴角周圍堆滿了黑黑的血塊，緊閉著雙眼。看那表情顯然是在極端痛苦中死去的。
在文革中我被批鬥時，瀋潤棠竟然還站到台上聲色俱厲地說：吳明永這個小右派，真是反動透頂，至死也沒說過一句感謝黨的話。他的反動完全是金冶這個死不悔改的老右派一手培養的。在火葬場上，吳臨近火化時，老右派金冶還親自揭開那塊蓋在他身上的遮屍布向我們示威，是在告訴我們吳是被迫害致死的。你們看老右派金冶對他所培養的這個小右派的死，該有多麼痛心！
倪煥之、趙琦和吳明永這三位極富藝術才華的年輕教員的右派冤案，雖在一九七八年已得到改正，但反右運動迄今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他們的生平事跡和蒙冤而死的往事卻早已隨著歲月湮沒無聞。我對他們的所知雖亦有限，但凡是親歷其境之事，卻仍記憶猶新，永遠無法忘懷。我是在深切的懷念中，本著無可旁貸的責任來寫這篇悼念文字的。
二○○四年八月一日於巴黎
（金冶：著名畫家金冶是五七年反右的倖存者，本文回憶當年浙江美院反右運動被害死的三名優秀教師，並揭露反右時的黨委與積極份子的狂妄與凶暴。）
(開放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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