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發現，在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蘇共領導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順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寫到，勃烈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學家的話，「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 －－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徵，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徵，作為斷定其它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看誰是跟自己的誰是不跟的。一位高級編輯指出，現今當政的這些蘇共領導人是沒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他們所要的是權力，純粹是權力」。這位編輯說，雖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對各種事情也並非沒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場合，他們卻照舊舉手拍掌，重複著官方的陳詞濫調。人們明知這一切是毫無意義的，是逢場作戲，「可是你必須去玩它」。
許多俄國人既然抱著看破紅塵的態度，因此，當他們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真的堅持某種理念，某種理想主義，簡直覺得驚奇。在一次國際和平大會上，一位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就對美國代表的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問史密斯：難道這些美國人真的認為他們能夠發揮作用，能夠影響現實政治嗎?
史密斯認識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看上去此人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談話中批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對本國的政治感到自豪，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時代的恐怖，也不願意再回到那個時代，但與此同時，他又對斯大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傲。一方面，他很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面，他又對自己善於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黨內會議上以善於發言著稱而得意。其實，這正是蘇共新一代官員的一種典型－－無信仰的、犬儒式的機會主義者。「可見，」史密斯總結道，「個人只要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題。」
伴隨著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質主義也開始氾濫。這後一點倒也情有可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折騰，俄國人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價，共產黨許下的諾言又在哪裡?無怪乎人們會這樣想：「人只活一世，而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請給我一點東西吧。別老是許給未來呀!」物質主義的氾濫進一步沖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為了一次出國機會，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車－－甘願放棄自己的獨立政見。這樣，當局無須乎再採取大規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廣土眾民。
少數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雖然敢於公開表示這種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到後來，當局對異議人士潑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也得到某種響應。史密斯對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異議人士對他解釋說：「人群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瞭解別人怎麼會有勇氣去幹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好像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為黨派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實，根本沒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正的，是只講真理的，那麼，他就是在說謊騙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使知識份子就範，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於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臺。但只要普遍存在著這種犬儒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在說話，所以也就值不得當真了。這種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以代替斯大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
在新形勢下，正像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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