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畢玉璽這個「貪官之鱷」，早就有人預言他雖會被判重刑，但不會是極刑。現在判決的結果，恰恰印證了某些人的預言。筆者不想談論畢玉璽是否應該免於一死，而是從畢玉璽一案聯想到一個有趣的問題：貪官的命到底值多少錢？
有人可能會對這個問題表示懷疑，人的生命怎麼能用金錢來計算呢？確實，人的生命不應該用金錢來衡量。但有一種經濟學學說認為，物必有價，世上萬物皆可用金錢來計價。比如，一個礦工遇難，礦主賠償五萬元，那麼這個礦工的生命就值五萬元；如果在一場車禍中某人死亡，車主賠償他十萬元，那麼這個受害者的生命就值十萬元。我們不妨運用這個學說，對貪官們的生命進行一次金錢計算。
但是，一個貪官的生命並不能準確地予以「標價」。例如，前不久遼寧貪官、「中國第一款警察」林福久被執行死刑，他涉案金額高達7000多萬元，我們不能說他的命就值7000多萬元，因為如果他涉案5000萬元，也可能被判死刑。所以我們只能大概地估算貪官們的生命價格，方法是對一些判處死刑和未被判處死刑的貪官進行比較，從而得出一個大概的數額。如果一個貪官被判處死刑，那麼他的生命價格就低於涉案數額；反之，如某貪官未被判處死刑，那麼他的生命價格就高於涉案數額。
但是，在進行粗略的統計後，我們就會發現，根本不可能計算出貪官們的命到底值多少錢，哪怕是搞出一個大概的數字也不可能。
如山東省青島市市長助理王雁受賄496萬元，日前被判處死緩，顯然，他的命高於496萬元。但是福建貪官、著名的「三光書記」林龍飛涉案488萬元，卻被判處並執行了死刑，顯然，他的命低於488萬元。你能說貪官的命到底是高於496萬元，還是低於488萬元？再如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收受賄賂 517.1萬元，被執行了死刑；畢玉璽因受賄、私分國有資產1304萬餘元被判處死緩，你能說貪官的命是高於是1304萬元，還是低於517萬元？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貪官們的生命價格各有不同，沒有統一的標準。他們涉案金額各異，結果也不相同，但不是數額大的處刑就重，數額小的處刑就輕，而是極不統一，並且相差極其懸殊，如畢玉璽與王懷忠的生命價值就相差800萬元，因此，貪官們的生命價格根本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我想，法律界肯定會對筆者的計算方法提出嚴重質疑，因為，貪官們的犯罪情況各有不同，是否有重大立功表現（據說李嘉廷就屬於這種情況），性質是否惡劣，影響是否重大等等，都會影響判決結果。因此，每個人判處不同的刑罰，是完全應該的，不能簡單地用涉案數額來定罪量刑。筆者並不否認這一點，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各個貪官的涉案數額相差過於懸殊，少則數十萬元，多則幾千萬元，如此巨大的差距，難道真的能夠用什麼「立功、情節、影響」等來解釋嗎？
我們國家的法律屬於大陸法系，是成文法，要求法院必須嚴格按照法律條文的規定定罪量刑，然而刑法的規定，富有彈性，過於籠統，因此，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會產生不同的理解，造成法院在審判貪官案件時標準不統一，這也是造成貪官們的生命價格根本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於法院對貪官們判處的刑罰極不一致，才造成老百姓對於司法公正的懷疑，因為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什麼一個涉案幾十萬的被槍斃，而一個受賄上千萬的卻能夠免除死刑？雖然老百姓沒有系統地學習過法律，法律界也會嘲笑他們缺乏法律知識，不足以談公正不公正。但是，法律界的人們不要忘記：法律不是形而上的理論教條，而是形而下的實踐工具，法律是否公正，最終只能由老百姓說了算！
筆者建議，我國刑法應該學習英美法系判例法的做法，對於貪官涉案金額相近的案件，一定要判處相近的刑罰，絕對不能產生過大的懸殊。同時，也可以考慮規定一條貪官們的死刑「高壓線」，100萬可以，500萬也可以，一旦涉案數額觸及這條「高壓線」，不管什麼情況，一律判處死刑。借用中紀委官員評價王懷忠獲死罪時的話說，就是「法當其刑，罪當其誅，惡有應得，死有餘辜」。
一句話，司法機關必須做到公平公正，嚴格執法。只有這樣，才能解民怨，平民憤，才能贏得老百姓的信任與擁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