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方女士，請您介紹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好嗎？」
方逸青：「我的母親是正黃旗人，滿清貴族的後代，我的祖父，父親均留學於美國名校。祖父在抗日戰爭期間官居要職，與宋美齡共同管理麥克．阿瑟將軍送來的美援，並管理全國的銀行、金融業務。我的叔叔曾擔任海外某反共組織的主席。我出身在一個有反共傳統的家庭。」
記者：「既然您出身在一個有反共傳統的國民黨家庭，您怎麼會被中共看中並為中共情報機構做事呢？」
方逸青：「說來話長。我並不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及我在上層社會交遊廣泛的人際關係早已被中共注意到。我一直在北美唸書、經商和生活，雖然是炎黃子孫，但對中國大陸沒有什麼印象。我一直想親眼看一下黃河，長江，想看看祖國的山水，故鄉的百姓。後來中國開放了，我就迫不及待地踏進了國門。說起來很好笑，親友們見到我時，問我知不知道江青、周恩來，我說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個人，叫毛澤東，我們管他叫「共匪」。親友們都勸我不要把這話講給別人聽，免得惹麻煩。」
「我進入中國後，在坐車時發現路上沒燈，很多民房都是泥土壘成的，人們穿的破破爛爛的，這與北美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讓我眼淚不由得流了下來，我真心實意的希望為故鄉的老百姓生活好一點而做點事。」
「從我一踏入國土，中共方面就派了一些人來接待我，請我住高級賓館，陪我遊山玩水。所以慢慢的，我就與他們交起了朋友。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他們是安全部派來的。
記者：「那麼中共安全部的人從那時起叫您為他們服務嗎？」
方逸青：「中共非常精明，他們從來不直說要我為他們提供情報。最初他們先幫我找到了屢受批鬥，失散多年的小舅舅，爾後又與我大談對中國的熱愛，使我不知不覺中了他們的圈套，以為愛國就要愛黨，愛黨就是愛國。然後他們讓他們派駐海外的一些人跟我交朋友，經常定期的請我吃飯，聊天，由於我交際很廣，認識上層社會的很多人，他們就打聽一些人的愛好，跟我聊臺灣，聊金融，聊西方的情況。他們在我身上得到了許多他們想要的東西，可我還蒙在鼓裡，不知道自己在為他們提供情報。有一年我去大陸時，他們特意安排我走一條特殊的免檢通道經過海關，我竟以為人人都如此。1988年漢城舉辦奧運期間，中共方面的人向我表示，他們希望在奧運期間與臺灣政府秘密接觸，我就穿針引線，幫他們與臺灣方面聯繫上，促成了台海兩岸的秘密對話。後來我從國內的特級廚師中挑選了幾個，在北美開了一家高級中國飯店，他們很高興。因為來這兒吃飯的都是達官貴人，等於是我出錢出力為他們建了一個點。市長也曾在我的飯店宴請過中共來訪的高官。
飯店開張不久之後，我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些從國內來的廚師和幫工們，總是在下午休息時開會，在一起學習一些材料。由於是簡體字，我也看不懂是什麼。後來才知道他們在學習什麼紅頭文件之類的。由於這些廚師有矛盾，他們經常爭吵，耽誤上菜，或者在該加鹽的時候放糖，紅、白案的廚師彼此要對方的好看，漸漸的客人越來越少，我的生意維持不下去了，百般勸說那些廚師們無效，最後只好將飯店頂了出去。」
記者：「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認識到中共的邪惡的呢？」
方逸青：「我初步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是在1989年的6．4期間。那時我奔波於北京天津之間做生意。6月3日原本住在市中心北京飯店的我，忽然被幾個安全部的陪同人員搬到了離市區較遠的暨門飯店。當天晚上，他們又說今晚上咱們別看電視了，好好聊聊天吧，所以我也沒看電視。夜間聽到遠處傳來像炮竹一樣的聲響，我問他們是怎麼回事，他們都說沒事。第二天他們半強迫半規勸地要我回天津，我就被他們開車送去北京火車站。一路上見到濃濃的黑煙，燒燬的軍車及遍地的碎石，心裏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到了火車站後，見到一位老教授和一位學生在哭泣，我問他們怎麼回事，他們說，『殺人了，這筆血債一定要償還』。我後來很快去了香港，見到滿街的報紙上都登著中共血淋淋地殺人照片，不由大吃一驚。我以為那幾個陪同我的安全部人員也被蒙在鼓裡了，就特意帶著這些照片，又去北京找他們，給他們看。誰知他們若無其事地說『這是真的還是假的？』完全不介意。我的心當時涼透了，沒想到他們一直在欺騙我！更沒想到自己在跟一幫沒有人性的魔鬼打交道。從此我就疏遠了他們。」
記者：「您對大紀元社論《九評共產黨》有什麼感想？」
方逸青：《九評共產黨》一針見血，全面無漏地揭穿了中共假惡暴的本質。當我看第一評《評共產黨是什麼》，心情就很沈重，原來共產黨的發家就是靠暴力和謊言。當我讀到第七評《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我又想起了那些血淋淋的照片，那痛哭的老教授和學生，和那些若無其事的安全部官員。原來整個中共這麼邪惡，才使得這些人完全喪失了人性。我很痛悔自己從前以為在「愛國」，實際干的卻是為虎作倀的行為。我很高興看到退黨風潮席捲中國大陸，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退黨。只有中共解體，中國老百姓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中華民族才能重整自己的道德和文化。」
記者：「謝謝您接受採訪。」
方逸青：「謝謝！」
*出於安全考慮，採訪對象使用化名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