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在遼寧省遼陽市小祁鎮竇雙樹村，52歲的孫守軍留下一封遺書和僅有的52元錢，喝下大半袋殺蟲劑後死了，遺書上寫著：「兒子孫大明考上了大學，我感到無比的高興，但我再也拿不出五千多元錢供他讀大學了，我有愧於兒子，……我死後叫幾個人抬出去就行了，一切從簡……」孫守軍為兒子念完高中早已是油盡燈枯，家徒四壁，孫守軍靠白天黑夜在鐵路上卸火車皮掙20元錢供孫大朋讀書，因勞累過度患上多種疾病，為了能積點錢，他有時一天只啃兩個干饅頭……
吉林省梅河口市女孩夏文娟欲嫁求學。今年高考，以454分考入南京工程學院自動化數控系，她三歲喪母，兩年前父親又被人謀害，俊秀的夏文娟求助於媒體，她哀求說：「家裡再沒有值錢的東西，實在湊不起學費，如果有單身男子資助我，只要他本分，我會考慮嫁給他……」
2004 年7月，19歲的劉朋波以636分的優異成績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學，但他的父親劉改成卻為湊不起9000元的學費而一籌莫展：為了兒子讀中學早已是傾家蕩產，更何況他家裡有高齡的老父和一個殘疾的哥哥，妻子也在一場大病後喪失勞動能力。劉改民在打工中砸斷一隻腳，沒有哪個組織或個人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父子倆商量後，決定一起撿破爛湊齊學費，父子倆不分白天黑夜地撿破爛，但是，兩個月下來，也只攢下1000元多元錢……
今年元月17 日，《中國青年報》以「3個壯勞力供不起一個大學生」為題，發表了青海省政協委員王絢提交的提案，並代表民盟青海省委作大會發言。王絢在提案中指出：一個本科生4年最少花費2．8萬元，相當於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的純收入。一個4口之家的西部農村貧困戶家庭，即使有3個身強體壯的勞動力，一年的純收入也供不起一個大學生。到外地就讀的大學生每年最少花費1萬元∼1．5萬元，其家庭經濟狀況更是苦不堪言。
現代教育，作為對經濟振興具有決定意義的強大槓桿，作為創造新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的源泉，居於特殊重要的位置。然而，中國的教育已被現有的教育制度所侷限，從小學到大學的各個階段，教書育人的本質已全面改變：教育資源被管理教育的權貴們佔為己有，教育陣地只剩下「吃人」二字。下面，筆者分別進行論述。
農民的義務教育體現在哪裡？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開口笑，書中自有顏如玉。」農民希望下一代多學文化，希望下一代出人頭地。然而，一代一代人的期盼，又一代一代地盼來失望。中國農民和工人一直在這種週期性的期盼中。
歧視性的教學體制，是農村絕大多數孩子不能受到正常義務教育的第一個原因。－－遙遠崎嶇的山路、低矮的危房、搖搖欲墜的課桌、喝生水、吃冷飯。這就是許多農村小學的現狀。學校沒有財政來源，民辦教師一年的工資是城鎮工辦教師一月的工資。在四川、甘肅、內蒙古、陝西、青海等地的貧窮農村地區，學校買一張紙、一盒粉筆都靠學校「自籌」，都是學校找學生家長亂收費才得以維持。然而，貧困落後的農民家庭常常三五十元都掏不出來，孩子不能繼續上學。據調查顯示，現階段農村學齡前孩子失學率已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在四川、湖北、河南、安徽、青海等人口密集的山村，學齡前兒童小學沒有讀完就綴學的孩子已達到50%，初級中學沒有讀完就綴學已達53%。八十年代，教師們對於升學率總結為：9－－6－－3，十個兒童只有九個上學，其中6個能讀完小學，但只有3人達到合格的畢業標準。到了九十年代，情況更糟，中小學生流失日趨嚴重，大多數窮困的農村達到了「4－－3－－2－－1」之說，初一入學4人，初二剩3人，初三剩2人，報考高中的畢業生僅有1人了。沒有讀完義務教育的孩子，幾乎都是環境差、家庭窮。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民辦小學已成為地方財政遺忘的角落。就是有能力給付財政撥款的農村小學，各級官員也是雁過拔毛，能夠分配到農村小學的也就只有九牛一毛了。現有的體制沒有能力解決農村孩子真正的義務教育問題。許多學習成績優異的孩子，還沒來得極展示峰芒和才能，就被現有的教育體制淘汰了；所以，才有太多的童工過早地走進了田間地頭，走進了私營業主的工廠。
對農民的身份歧視，是農民孩子不能正常受到教育的又一個原因。同樣的中國、同樣的中國人，卻被人為地分割為兩個世界、兩種人。城市市民的孩子享受著種種制度優惠，而農村農民的孩子卻受盡剝奪和歧視。農民子女在外地就讀，幾乎全部要被強迫收取「借讀費」。
為了生存，農民到外地打工。外出打工農民的孩子，在就讀當地的學校時，幾乎都要憑戶口管制收取多出正常學生數百元、甚至過千元的「借讀費」；否則，被拒之學校門外。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如何如何採取措施，取消了農民工子女的借讀費，那只是「鳳毛麟角」。在這種歧視性收費教育中，很多農民工只有放棄，使自己的孩子不能繼續讀書。
大多數的農村地區，農民的孩子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除農民家庭貧窮的原因之外，最關鍵的原因是教育體制限制了農民孩子進行正常教育的機會，高喊「教育立國」的官僚體制與農村落後的基礎教育設施不成比例。
花樣百出的「選苗子」、辦「英特班」
一面是農村窮困的孩子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另一方面，城鎮的重點中學大辦「重點班」、「英特班」來大肆招攬「苗子」，那些天文數字的「集資費」，是對學生家長兵不血刃的宰割，吃人的本質一步一步地暴露出來。
城鎮初級中學「重點班」、「特長班」的悄然興起，始於二十世紀末到現在僅六七年時間。由於有利可圖，全國多數縣城以上的重點中學「開闢」的重點班、英特班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有些地區的初級中學，十個年級班就辦有半數的重點班、英特班。儘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准辦這些班，但是，地方的教育部門總是能打通各種關節大量繼續興辦。
所謂的「重點班」，就是學生家長交納七千元到一萬元的「集資費」的資金後，學校組織「最好」的教師、營建「最好」的環境，招攬交了錢的孩子就讀；「英特班」也是如此，學生家長交納八千元到三萬元的「集資費」後，學校不僅製造最好的環境、組織最好的教師教學，而且聘請了外國人傳授英語口語。且不說這些重點班、英特班是否真能「揠苗助長」，教出「超長規」的學生出來；僅這些辦學的宗旨，已全面失去了義務教育的意義。既然有能力辦出這些重點班、特長班出來，為什麼作為義務教育的學校不能普及這種教育模式？說穿了一句話，如今的教育不是以教學為目的，吸納學生家長的錢財才是目的。
「『重點班』、『英特班』可以學更多的知識……」、 「中考更有把握」。這是學校巧妙的誘導。這些誘導就像一隻無形的魔爪，迫使那些經濟拮据的家庭交錢進「重點班」、「英特班」。他們不願意「錯失良機」，因為供不起孩子進重點班或英特班而「遺憾終生」。有錢有權的學生家長們，交上數千元、甚至兩三萬元的集資費不成問題；但是，多數普通工人、農民家庭、工薪家庭要在孩子正常的義務教育階段就「慷慨解囊」，各地的教育部門實際上是將刀劍架在他們的脖子上，逼著學生的家長拿錢來。
然而，重點班也好，英特班也好，最後的結果令更多的家長大呼上當受騙：由於孩子的智力良莠不齊，一些智力差一些的孩子仍然不能如願以償地考上重點高中。
「封閉式」管理的本質
荒蕪的農村成了教育部門遺忘的角落，城鎮地區的學校又成了權貴們打著教育的幌子攫取錢財的好地方，正是教書育人的「人類靈魂工程師」們及學校管理者，瞪著大眼窺視著學生家長口袋裡的錢財。
在城鎮的小學和中學附近，以牟取暴利為目的的小商店、小餐館、小網吧、小書店鱗次櫛比，小商小販理所當然地是想在學生身上擦一些油水。教育部門的官員也早就瞄準了孩子們的消費市場，自然不會讓「肥水外流」，於是，各種形式不同的「封閉式」管理就應運而生了。學校裡辦起了食堂、餐館、商店、書店、旅館，學校的大門緊鎖著，從吃到住全部是一條龍「服務」。通過這種「封閉管理」，嚴格控制學生，只讓他們在學校裡面吃、住和購物。
所謂的「封閉式」管理的學校裡，沒有競爭，沒有監督，學校宰你沒商量，不僅價格昂貴，而且普遍充斥假冒偽劣產品和短斤少兩。在大多數的中小學食堂裡，學生的伙食像豬食一樣差，鹽水白菜、鹽水蘿蔔，根本看不到一絲絲油。單純幼稚的學生處處挨宰，有的學生在學校裡讀幾年書，面黃肌瘦，身體素質普遍下降。
在全國城鎮的大多數學校，幾乎無一例外地實行了「封閉式」管理，特別是住讀的學生，幾乎都只能在學生的食堂就餐，在學校的商店購物，家長們怨聲載道，學生們無可奈何，因為體制是這樣，全國都是這樣，吃人的教育處處顯露出猙獰的面目。
萬能的分數
「分數第一」的觀念壓得中小學生喘不過氣來，「分數至上」是全體中小學辦學的理念。因為只有考上了高分，才不會被淘汰。現有的教育體制，給予學生求學「成才」的機會太少了。同時，只要考了高分，從教師到校長才會得獎金、升工資、評先進，名利雙收。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因為期中考試成績不理想，西寧市某中學5名女中學生吞服大量舒樂安定片後集體上山輕生，幸虧及時發現搶救生還。此事引起家長、社會的關注。因考試成績不佳而集體輕生，在近十年來頻頻發生。從這些事例不難看出，現在的中國教育體制不僅是吃人的體制，而且可以說是殺人的體制。
中學生因為學習成績不理想而自殺，那麼大學生呢？近年來，高校裡學生因為成績不理想而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據瞭解，清華大學每個學期的半期考試和期末考試以後，主樓上都會有幾個學生「勇敢「地飛身躍下。
考試成績居然比生命還要重要，這樣的考試比起封建時代的科舉制度來，有什麼進步呢？「人」本身是最重要的，而分數是外在的。分數所能夠說明的，也許僅僅是一個學生的無足輕重的某個方面而已。這不僅是她們自身心理素質較差，更重要的是外部環境的壓力。一旦考試成績下降，老師、家長和親戚朋友鄰居對學生的看法立即發生了變化。
責怪孩子是不對的，孩子是犧牲品，是我們的不正常的教育體制的犧牲品。人們在震驚之餘是否認識到，是我們的教育墮落到這樣的地步──教育不僅不能啟發人的心智、促進人自身的解放，反而成為殺人的工具。經濟至上、金錢至上的教育體制和學校教育中智育至上的傾向，極大地削弱了教育「樹人」、「育人」的教化作用，學生在人格、個性和知識、技能方面的殘缺、孱弱和片面畸型有增無減。
高中，難以跨進的門檻
九年的「義務教育」結束後，工人、農民的孩子們想讀高中已是一種奢望，成為許多貧窮家庭孩子遙遠的夢。在許多貧困地區，讀高中難於上大學。首先，地方教育部門辦高中班「容納」有限，據統計，各地「容納」高中生不到應屆初中生的一半，也就是說，還有一半的初中生，即使都想讀高中，當今的高中學校也「容納」不下，是現有的教育體制將一半以上的學生排拆在高級中學的大門之外。在其他貧窮縣市，情況還要嚴重一些。四川省巴東縣今年的應屆初中生7093人，縣教育局下達到各所高中的招生總數為2250人，還有4800人沒有機會上高中。
其次，想進高中，如果不是中考時分數出類拔萃者的話，就得交納「調節費」。教育部門有意地設置了分數檔。一分之差就是數百元，甚至是數千元費用，真可謂一分值千金。中考的分數是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法碼，分數不高的，學校就要逼著家長在天平另一頭不斷地加銀子，教育部門有意將不出錢的計畫內指標縮小，將計畫外的指標擴大，以此在學生家長身上索取更多的錢財。各地雖然情況不同，但計畫外想進高中的學生，最低也得兩三千元以上，如果想進縣城以上的重點高中，最高達五萬元，最低也得一萬元人民幣。鄉鎮最差的高中學校也要二千多元的「調節費」。因此，「調節生」指標是所有高中學校的搖錢樹。
一對工人或是農民夫妻省吃儉用的全部積蓄，在自己的孩子讀初中以前就耗費光了，根本不夠供養自己的一個孩子進入高中的大門，要想供孩子讀高中，幾乎都要找親朋好友借貸。
即使正常的考取高中的學生，學生的家長也要被扒幾層皮才能供養孩子讀完高中。因為即使進了高中的門檻，也就像是進了「銷金窟」一般，學校裡，從官員到教師，對學生獅子大開口，各種五花八門的收費令人乍舌。昨天才交了校服費，今天又要交保險費，明天要交資料費。家長們上了教育部門的「賊船」，除了忍氣吞聲挨宰之外，別無選擇。學生的家長，被扒皮抽筋般地投入重金，才能使孩子讀完高中。
學習資料車載斗量
大多數農民的孩子，讀不起中小學的原因，除交納不起昂貴的學費、集資費及生活費外，最主要的是進了學校的門檻，也買不起成捆成捆的學習資料，教書育人的學校，無處不散發令人噁心的銅臭味。
工人、農民家庭的學生，多數讀到初中就被「淘汰」了，高中是個大門檻，孩子能夠進入高中就讀，孩子的家長已經被吃人的教育體系啃得只剩下骨頭了，能夠堅持到最後讀高中的，除了成績特別優異之外，幾乎都是家庭條件較寬裕者。
因為分數是衡量辦學質量的唯一標準，所以，高壓式的學習方式是現階段高中以下教育體制的普遍現象。學生提高分數的唯一辦法，就是在教師的指導下不分白天黑夜地解疑難習題、鑽研教學資料。到了高中階段，學習資料每天都像雪片一樣落滿了學生的課桌。學生就像是抽足了勁的陀螺，每天神情緊張地埋頭在書本和學習資料中。
製作、編印、銷售高中學習資料、高考資訊，是現階段書刊市場最為活躍、最見效益的行業。現在，很多出版社都改行印刷出版初高中學生的學習資料，各式各樣打著《重點高考資訊》、《黃岡密卷》、《黃岡正卷》、《高考天下通》、《金榜考典》等等，每一個內容的資料數十種，而製作成各種模式的作文就更「豐富」 了。學生們根本不用自己動手寫，只要把各式各樣模式的作文書背下就能考到高分了。《作文辭海》、《金榜妙筆》、《滿分過關》、《模擬試卷》、《酷作文》、《優秀作文大全》、《語文重難點手冊》，可以車載斗量。這些學習資料，價格昂貴，是普通書籍價格的兩倍以上。印刷商、銷售商、學校和老師織成了一張大網，將學生和家長網在張開的網裡，三天兩頭地向學生兜售資料，學生永遠也買不完「重點」學習資料及複習資料。這種成本高昂、奢侈的學習費用，在發達的西方國家都很難存在。
該買哪些學習資料，該應對哪些高考難題，學生不懂，家長更不懂，一切都在學校和老師的操作指揮下，而且大多是由學校直接「進貨」，老師直接「銷售」給學生。這一套資料還沒學完，另一套資料又送到了面前。在銷售資料方面，學校和老師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積極。昨天的資料是高考疑難解答，今天的資訊資料是高考猜題，學生也好，家長也好，哪能錯失良機？哪能不掏錢購買？
筆者的小孩初中畢業時，留下了四大紙箱的學習書籍。高中畢業時，我在他的寢室裡裝回了五麻袋的各類印刷品資料。毫無例外，那些資料幾乎都是學校老師發給的學習資料及複習資料，都是出了錢的。而那裡面的有些資料還沒有開封。我當時就想，即使孩子們長上四雙眼睛，在三年的時間裏白天黑夜不睡覺，也不能保證有時間將那些資料瀏覽一遍！
印刷商、銷售商、學校和老師形成的利益團體所瞄準的就是學生家長的口袋，而印刷商與銷售商也好，學校、老師也好，實際上都是一群吸血蟲，教書育人的道德觀已逐步喪失殆盡。學生的成績是否提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口袋鼓起來了。
「大學城」遍地開花
高中教育體制如此，大學教育吃人的本質更加可怕。本世紀初悄然興起的、藉助於興辦教育而大量「開發」的「大學城」風起雲湧，鋪天蓋地發展起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建和在建的大學城已有50 多個，有的大學已辦成「公園式」、「風暴式」的園藝區。高昂的學費和住宿費、生活費是無底洞。一大批品學兼優的學子將會被張著血盆大口的「吃教育」的人拒之門外。以辦學為幌子、實以盈利為目地的經營商就是一群吸血蟲，會將從農村、工廠來求學的孩子的家長榨干吸盡。在新興的大學城裡，教育的軟環境的「改善」，就意味著教育體制的全面蛻化變質。
「名師授課」的伎倆
毛澤東時代，知識份子是臭老九，鄧小平時代，知識份子到處發牢騷，到了江澤民時代，知識份子才得以「揚名立威」，名利雙收，特別是名師名教，大行其道，他們與教育部門默契地配合，張著血盆大口，都成了吃人不吐骨頭的魔鬼。
高中教育成為一部分功利主義知識份子大發橫財的地方。他們過去也許是這個制度的受害者，但是現在，很大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成了「害人者」。他們憑藉自己的「一技之長」大肆斂財，與一些高中學校的官員及教師沆瀣一氣，在學生身上打主意。
在一些培養音樂、舞蹈家、繪畫、體育、建築設計等等「特長生」的高中，學校請來的專家、教授，每授一節課，每個學生不交納二百元以上的授課費，學校就不准進教室。一個省城的「專家」、「名教授」到縣城高中傳授45分鐘的課程，就是萬元的收入。學生到省一級專業教學部門授課和面試，各個關卡要交納一萬多元的「授課費」，才能「突出重圍」、「脫穎而出」，專業課才能「合格」。
學校與專家教授相互配合的利益集團，都是打著教書育人的幌子行使騙術，大騙特騙學生家長的錢財。不管是真才實料的專家教授也好，還是魚目混珠的水貨專家教授也好，都能夠有用武之地，錢財滾滾地流進他們的口袋裡。在這個腐敗不堪的社會裏，他們的道德觀、價值觀幾乎都鍍上了銅臭味。要說教育體制是吃人的罪魁禍首的話，那些所謂的專家教授就是一群幫凶。
「定向生」指標的黑洞
能考上大學，是中國工人、農民子女人生的跨越，是勞作了半輩子的工人、農民五彩繽紛美夢的延續，但是，又有多少學子能實現這些美夢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十萬元換取錄取通知書」的醜聞曝光後，社會一片嘩然。一些政客們拚命為這一事件遮羞，千方百計地掩飾這種黑暗的教育制度。然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學院又爆出猛料：河南省焦作市35 名低分考生通過仲介機構用3．5萬元換回錄取通知書。湖北省教委的調查表明，此事系「個別學院領導」為了完成招生任務，私自與仲介人聯繫「拉生源」，「學院領導」將招生公章調出來，私自蓋章發放了35個「錄取通知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蘭州理工大學強迫內蒙古通遼市女生苗立新交納三萬元「點招費」的事件，將大學教育招生的黑幕暴露無遺。
苗立新在2004 年的高考中，考了547分的理想成績，比當地本科分數線高出54分。她當時填寫了蘭州理工大學，蘭州理工大學最低錄取分數線是550分，該大學有關人員指示她交3萬元錢才發錄取通知書。3分3萬，這對於苗立新當農民的父母來說，無疑於泰山壓頂，因為他們在供養苗立新讀高中時，早已是被擠干了的牙膏－－被現有的教育體制擠壓的只剩下一個空殼。她們到哪裡去找3萬元給女兒交納所謂的「點招費」、「借讀費」或是「贊助費」呢？絕望的苗立新沒有選擇的餘地，她向學校要求退檔再報專科，但是，蘭州理工大學既不退檔，也不錄取，本科上不了，想上專科又不退檔，早已錯過了錄取時間，苗立新向有關媒體反映後，學校才被迫將其錄取。
儘管北航、中南財經大學武漢分院、蘭州理工大的亂收費問題解決了，但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現有的體制能夠全面解決大學錄取環節的黑暗與腐敗問題嗎？據行內人員反映，全國數百所大學裡，招生中的違規問題五花八門。他們不是通過定向生變像斂財，就是使用「機會指標」降分錄取，從各院校的校長到校務人員，從招辦公務員到勝不勝數的仲介機構及掮客，都將貪婪的目光盯著高校招生這一塊。
事實上，是漏洞百出的制度給了權貴階層大做特做遊戲的機會。高校招生的每個環節都充滿了各式各樣骯髒的交易。弄定向招生的指標，在學校春季開學初制訂招生計畫時就開始做手腳了。根據規定，定向就業招生計畫要先與有人事調配權的定向就業單位簽署一個「定向就業意向性協議」，而這個冠冕堂皇的假協議，生源並不由該企業組織，得到一些好處和實惠就辦事的企業領導人只蓋個圖章而已，弄到計畫的學校負責人在公開計畫之前早已將指標瓜分了。除定向招生的指標外，讓權貴們有機可乘的還有「機動」指標、「少數民族預科生」指標、「高水準運動員」招生指標，「特長生」招生指標、「補錄生」招生指標。弄到其中的一個指標，權貴們就等於弄到了一大堆黃金白銀。他們會選擇高考分數較接近、家庭條件較富裕的學生家長下手，並做到「宰你沒商量」。那些學生家長不僅要心甘情願地將成捆成捆地鈔票送上來，「贊助」七八萬元甚至是十萬元，還要永遠地保持沉默。也就是「被吃」的人還要向「吃人」的人滿臉堆笑。
挂靠名校的民辦大學學費猛於虎
也許有人會認為，高校正規錄取的學生的學費就沒有亂收費現象了，其實不然。大學裡除了學雜費受到有關部門制約和局部的監督之外，其他諸如捐助費、洗滌費、公寓用品費、補課費、平安保險費，不僅是隱蔽性收費，而且是霸王條款，是明著宰。
民辦大學、民辦公助大學，是許多發達國家都採用的一種對公立大學不足的補救措施，從而緩解了一些學生不能上大學的矛盾。然而，中國的民辦大學、民辦公助大學並不是以教書育人為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目的。且不說這些大學院校辦學質量參差不齊，嚴重地誤人子弟；僅從他們辦學的方式方法來看，就是一場騙局。一方面，他們不另立招牌，而幾乎全部挂靠當地的名校，以此來招攬生源，全國現在近百所私立民辦大學，都成了公立名校的附屬大學的分校；另一方面，這些附屬大學收費獅子大開口，變著花樣找學生收費，將許多學生家長逼得走投無路。
一些窮困生不僅為昂貴的學費發愁，而且為一日三餐填飽肚子發愁，除此之外，學校裡還在平時變著花樣收費。一些貧困的工人、農民家庭就讀的學生，常常是拿不出更多的錢到食堂買菜買飯，「自開爐灶」煮白水麵條充飢。在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面前，一些男生靠打工、靠當家庭教育來掙一點學費；一些女生靠當舞女、當三陪小姐、靠賣身來掙一點學費。他們的父母為了供養他們讀書，早已是油盡燈枯了。
據《三秦都市報》報導，該報記者在西安市部分家庭瞭解到，由於教育體制普遍地亂收費成災，學生從小學讀到大學畢業的十六七年中，一個中等收入家庭花在一個孩子身上的教育費投入將近30 萬元。記者通過調查得出這樣一組資料：即使就讀普遍中學，六年下來費用最少10萬元，就讀重點中學，家長不掏出十四五萬元，孩子就無法畢業。就讀普通高校，每年花在學費、資料費、生活費上的總共達2萬元，四年下來就是8萬元，如果考上年收費上萬元的大學，四年的各項費用就達12萬元以上。這對於年收入不足萬元的普通的工人、農民來說，即使不吃不喝，也難支撐孩子大學畢業。
助學貸款似乎給了一些貧窮生繼續求學一線希望，然而，現在銀行部門對於缺少信譽度的公立大學分校（實際上就是挂羊頭買狗肉的私立院校）不給貸款，因為銀行業對這些私立學校還貸能力不夠信任，對他們擔保不夠放心，從而不願意提供貸款。與此同時，國家獎學金、省政府獎學金等多項獎勵給經濟困難且成績突出的大學生，也與私立學院無緣。最後，倒楣的只有窮困家庭出來的學生。
社會有多黑，教育體制才有多黑，教育體制目前的現狀，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全社會政治、文化的集中反映。有了吃人的社會，才有了吃人的教育。正如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所寫：「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孫守軍老漢悄悄地走了，他是為不能供養兒子讀大學而羞愧地死去。他的兒子現在已得到當地政府部門的支助而上了大學；遼寧省19 歲的女孩夏夢雨以601分的成績敲開了中國醫科大學的大門後，為4900元的學費和其他生活費而愁眉不展，她和她父親利用上大學前的一個假期背完了 6125桶水，已換到了第一學期的學費；四川成都19歲的青年張強，以608分的高分考上中山大學後，為了籌措學費，他在一家酒店裡打工爛掉了一雙腳，血水不時滲出，腳板還裂開了幾個小孔，一些地方組織和企業集團及社會上的好心人也慷慨解囊，從而圓了他的大學夢；吉林省梅河口市女孩夏文娟欲嫁求學的內幕曝光後，一些好心人伸出了援助之手，送她進了大學校門。這些似乎都是胡溫對教育體制拔亂反正、正本清源的跡象。國家對貧困生的政策性幫助也已經啟動，然而，從鄧小平時代到江澤民時代的二十多年來積累的社會矛盾太多太多，上一任留給胡溫的包袱太重太重，正所謂積重難返，現有的體制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
2005年1月18日 廣州
(《黃花崗》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