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是，你是哪位？」
「這裡是３９局，中組部ｘ副部長請李普同志說話。」對方說。３９局是中共中央機關總機，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我馬上把電話遞給李普。對方與他說什麼我不知道，只聽他哦、哦……聽對方說了一陣之後說：
「我正在請病假。」對方又說了些什麼，李普問道：「在哪裡開？紫光閣？怎麼進門？……好、好。我準時到。」電話到此結束。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電話。因為那時李普在新華社北京分社工作，和中組部沒有直接關係。李普說，這位副部長，態度很客氣，請他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閣開會。究竟開什麼會？真叫人納悶。要是有關新聞的事，那也應該是新華總社或中宣部找他，若是別的事，也會由北京市委找。中組部找，幹什麼？又不肯說開什麼會，只說你來就知道了。我們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猜不出！那時，「四人幫」猖獗，我們無法工作，天天在家「泡病號」，終日提心吊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大禍臨頭。這個奇怪的電話無疑加重了我們的疑慮、惶恐和不安。在那暗無天日的時代，隨時可能禍從天降。李普說他正請病假，實在是想躲開。但是對方說知道請了病假，這就躲不掉了。就李普的情況而言，「四人幫」似乎還抓不到他什麼小辮子。但是在那個年月，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是禍是福，只好聽天由命了！
我們草草扒了幾口飯，猜來猜去不得要領。最後，我對李普說，你先睡睡午覺，我給你看著時間。
李普是兩點半鐘走的。我在家裡像熱鍋上的螞蟻，魂不守舍。大約４點來鐘，司機老鄭回來了，說李普要一點胃藥。我問他李普在哪裡，他說在分社。我明明知道李普剛去紫光閣，怎麼會在分社呢？究竟搞什麼名堂？我又問：他回不回來吃飯？老鄭說，你們吃吧，不用等他。他顯然沒有說真話，但是又不像出了什麼壞事。拿了藥，他匆匆走了。看老鄭那樣子，我意識到出了什麼大事，否則不會對我也要保密。究竟是什麼事呢？在那一陣惶惶不可終日的日子裡，出現這樣的電話和老鄭那樣神神秘秘的樣子，更加叫人心神不定。剛吃過晚飯，家裡來了兩位親戚還有一兩位朋友。那時，很多人「泡病號」，彼此串串門，打聽打聽消息，發發牢騷。我們家裡今天發生了那麼怪的事，可是我不敢說。什麼３９局、紫光閣開會，對我們這些「泡病號」的人來說，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稀裡糊塗捅出去，說不定會給李普惹來大禍。況且，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也一無所知。
正在心裏七上八下的時候，李普回來了。他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神采奕奕，興高采烈，顧不上家裡來了什麼人，只對我說：「快、快，給我準備一點換洗的衣服，牙具、香菸，我馬上就要走。」然後他才同客人們打招呼，一個一個握手。大家七嘴八舌地問他幹什麼，他只說開一個會。
我在隔壁房裡幫他清東西，故意拉開嗓門叫道：「你來看看這件衣服要不要？」李普一進房，我馬上問他怎麼回事？他說：「不能說，嚴格保密。」我不甘心，「是好事還是壞事？」他說：「是好事。」我又追問一句：「好到什麼程度？」他說：「徹底好。不能再說了。」怪不得，他這樣興高采烈。但是，究竟怎麼個好法我還是不清楚，也不好再問了。李普到隔壁房裡和親友們週旋一番之後就匆匆忙忙走了。
我意識到這事非同小可，為什麼那麼神秘兮兮，匆匆忙忙，而又紀律森嚴？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門打聽情況。問誰呢？找部隊的同志。我找到過去在二野的同志，果然不出所料，部隊傳達得早，當然，部隊也叫保密。但是，一經傳達，就無密可保了。我這才知道，在我們接到那個神秘電話的前一個晚上，中國的歷史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
把「四人幫」一網打淨了！我那高興勁兒就別提了。部隊的同志對我說，部隊先傳達了，但是還要保密。我曾在二野當過前線記者，還算半個部隊的人，所以沒對我保密。他們一再叮囑我不、要再對別人說了。
我回家以後。儘管高興得又想唱、又想叫、又想哭，更想和別人分享這種天大的歡樂。但是我必須遵守紀律，閉口不言。串門的朋友照樣來，可我什麼也沒說。有一位文藝界的朋友（指賀敬之，本刊注）來了，他愁眉苦臉，唉聲嘆氣，原來他就要去工廠蹲點了，否則又可能挨批鬥。可是他身體很不好。我很同情他，以肯定的語氣對他說：「你可以不去了。」他當然聽不出我的意思，我於心不忍，顧不上紀律了，留他慢點兒走。等別人走了以後我馬上告訴他：「四人幫」全部被抓起來了！他一下子愣住了，「真的？」「真的！部隊已經轉達了。」他啊地叫了一聲，眼淚唰唰地往下流。
地方單位是什麼時候傳達的，記不清了。反正接著的兩三天，人們的串門更頻繁了，你來我往。大家又哭、又笑、又叫，長期悶在心裏的冤氣，不知道要怎樣發泄才好。這樣天大的喜訊怎麼忽然之間來到了！
在這其間，李普回來了一次。我才知道７號那天，他奉命進駐新華通訊社總社，進駐總社的共有五人，他是五人之一。同一天，另一個五人小組進駐了人民日報。至於廣播電臺，則在６號晚上抓「四人幫」的同時，由耿飆帶隊進駐了。
人們由又哭又笑逐漸轉入對細節的打聽。怎麼抓「四人幫」的，這是大家特別感興趣的事。這有很多「版本」。有人說：抓江青的時候，江青怎麼又哭又鬧，服務員怎麼啐她；又有人說，抓王洪文的時候，王洪文還動手打起來了。有一位年輕朋友，一天跑來好幾趟，一會兒是「最新消息」，一會兒是「權威人士透露」。這種小道消息，哪怕大同小異，哪怕十分離奇，哪怕不止一次聽過，說的人還是津津樂道，聽的人也聽得有滋有味。似乎多談論一次，就多解一點恨。接著，大家就感嘆起來，一下子就把這幫豺狼搞掉了，真是普天同慶，如此迅雷不及掩耳，我們這些人作夢也想不到。
我這裡寫的只是歷史轉變關頭中極小極小的側面，滄海一粟，但從這一粟，也可以窺見「四人幫」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等地步！回憶這些往事，我忽然想到：現在，有多少人在珍惜、也盼著卻未必能盼到這樣的一天了……（最後一句為作者口述，本刊注）
附錄
任不寐：遙祭瀋容
得知瀋容阿姨去世的消息，我很久說不出話來。她的音容笑貌浮現在眼前，仍然那麼溫和、寧靜；我甚至還想起我和她的兩位女兒就「美伊戰爭」激烈論證戰的時候，她和老伴李普站在我一邊的那種溫馨和相知。我一個人在房間裡無以排遣內心的傷痛，就給孫長江先生打了個電話。孫老師也是李普夫婦的朋友，他和夫人孫偉參加了瀋容阿姨的葬禮。孫老師第一句話就是：你那個上帝怎麼搞的，怎麼把這麼好的一個人給收去了呢？我幾乎沒有猶豫地回答，正因為她是那麼好的一個人，所以上帝把她收歸天國了……這世界有什麼好啊，那麼多罪惡，那麼多傷害，那麼多愚蠢和謊言！
一位朋友曾在我出國前告訴我去看看李普夫婦，說兩位老人很想見個面。我當時也有這種想法。但那個時候，「有關方面」對我的「關照」越來越嚴密，所以我放棄了去探望任何一位朋友的打算。但是真的沒有想到，這一別，與瀋容阿姨竟是永決。我出國後曾給李普先生打過一個電話，他在電話裡還叮囑我多打電話回去。那時候瀋容阿姨就在病中，所以也沒有與她說話。現在想來，這一切真是令人追悔莫及。瀋容阿姨是我見到的最端莊、最文靜也最有才氣的長輩之一。她的人生經歷也特別有代表性：出身於名門卻「投身革命」，因此在中共治下歷次運動中遭受迫害，晚年開始反思並開始支持李普對中國的政治黑暗進行批評。瀋容是江蘇人，１９２２年出生。她的父親曾官至國民黨上海市政府人事處長，原是國民黨軍委後勤部特別黨部書記長，少將頭銜。他也是蔣介石侍從室主任（後上海市長）錢大鈞上將的密友。反右時瀋父被打成右派，接著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坐牢，折磨致死，１９８９年才平反。瀋容在初中時期開始參加抗日活動，後來追隨「革命」也追隨李普進入了「新中國」。
１９４９後，瀋容曾任文化部電影局製片處副處長、珠江電影廠副廠長、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藝處副處長，中央新聞記錄電影廠導演、首席責任編輯。在「文革」中倍受迫害。「文革」後，任廣東電視臺臺長、北京廣播電臺編輯部主任。
我常與李普先生開玩笑說，我們更喜歡瀋容阿姨的文章，比如《我們只舉行過一次婚禮》、《一個奇怪的電話》、《我這個媽媽》等等。李普先生每次不無「嫉妒」也不無得意地贊同我們。瀋容的文字沒有理論特點，而是對生活的白描，靜靜地回憶，但卻因此更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一個飽經苦難和歷史風沙的人，能夠用一種很超脫的心情敘述那些血淚往事，你不僅要為當代中國一位優秀女性的命運而悲憤，更會為這種超越而感動。在瀋容的回憶中，我每次都感慨地想到：那個「黨媽媽」、「祖國母親」的說法似乎顛倒了，真正患難的母親是瀋容這樣的女性，「黨和祖國」肆意凌辱在她們，而她們卻能把這種傷害融化在歲月之河與人性的光輝之中。對於我們的經驗來說，「黨」和「祖國」實在是一隻傷害母親的「母狼」。
記得在北戴河，有一次瀋容阿姨跟我談起她在文革中的一次悲慘經歷。我後來把這段回憶收進《李普先生口述史》中，並冠名「瀋容遊街：瀋公一語九迴腸」－－「瀋公一語九迴腸」，這句詩本是我送給李普先生一首詩中的一句話，談的就是當時我聽過「瀋容遊街」的故事之後的感受。下面是瀋容阿姨的這段回憶中的片段：
我是中南局文革中第一個帶高帽子遊行的。陶鑄在被抓起來以後，我是「文藝黑線」。《大浪淘沙》這部片子挨批判。其實那部戲我都不同意拍的。那個廣東珠江電影製片廠第一個來抓我。把我臉上塗得紅的、藍的是一塌糊塗，然後還抓我頭髮，他們開著車還喊口號：「毛主席萬歲！」我也跟著喊。到了一個廣場那裡，就叫我把鞋脫了，把襪子脫了。
他們喊：「打倒瀋容！」
我就喊：「我叫瀋容！我叫瀋容！」。
打了一架，他們也沒奈何了。
就問我：「你知道你的罪行嗎？」
我說：「我沒有罪行，我有錯誤。」
……
散了以後，把我帶來一個房裡，我在鏡子裡看到我臉上畫得亂七八糟的。我累死了，坐下來說：給我一支煙吧。他們就給了我一支煙。我說我累了，他們就讓我躺一會兒。就是一個竹榻，我就躺在那裡。後來我躺在那裡，從門縫裡看有人在說話，一聽是中南局的幹部，兩個人在那裡說話。剛好他們上廁所，我也說上廁所，我對他們說：「敢快想辦法把我救出去吧！」
他說：「不行不行，我們也被關起來了。」
我說：「你們為什麼也被關起來？」
他說：「他們說我們是反動路線。」
我說：「那現在怎麼辦呢？」 他說：「裝病」。
回來我就躺在那裡哼啊哈啊的。他們問我：「怎麼回事，不舒服啊」。他們就把校醫找來。校醫看了後－－校醫其實也是在幫我－－我聽造反派問校醫：「怎麼樣，到底嚴重不嚴重？」校醫就說：「這個事情我很難說」，他們問：「有沒有危險？」校醫說：「這個事情我也很難說。」他們就商量：怎麼辦，死在這裡也不是回事，放了她回家吧，以後再說。就叫了一個司機把我送回家……
瀋容阿姨還談到她在干校裡的一段生活：
我在干校很苦的。每天累得不行。我一坐下來，歇一會吧，一會兒要吃飯了，我一歇下來，躺在床上就睡著了。那時候什麼活都干。他們開會就叫我幹活，沒活也在那裡呆著。因為開會就在住的屋子裡，我是走資派，不能聽，就讓我去種地。碰上下雨天，老鄉都不去拔草去，我得去。我穿著那個雨衣，雨就從身上流下去，擋不住。坐也沒地坐……
在瀋容阿姨這些回憶中，我不止一次想到那個「母狼」的意象。有時候也難免義憤填膺。「國家」和「革命」如此凌辱一個弱女子，特別是當這位女性還是背叛家庭投奔而來的，這種悖謬構成了２０世紀後半頁中國當代歷史的象徵。不過我也在想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當年我也在場，我是保護瀋容的人，還是站在「黨和國家」一邊向她揮舞皮帶的人呢？我得承認，我更可能是凶手、看客，而更不可能是抵擋群眾暴政和國家暴力的人。文革以後，一種反思開始了，但全部的反思幾乎都是由當時最可能或實際上是凶手和看客的人作出的，彷彿那場災難都是別人搞的，而與自己無關。就是這種半吊子反思文革的人。今天構成了江澤民、胡錦濤暴政下的「基本群眾」；那些過去可能成為看客的人，今天正現實地成為看客。因此，瀋容阿姨的政治災難從文化上看並沒有過去，「她」仍然在街上被游鬥，而「人民」仍然在揮舞拳頭，或者冷漠無情、麻木不仁……
今天，瀋容阿姨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她雖然沒有看到那位「革命後母」被審判，卻已經看見了這種未來。作為繼續活下來的人們，也許更有責任讓千千萬萬個瀋容阿姨避免這種命運，讓更多的母親、妻子和女兒，能遠離政治的傷害和踐踏。然而事實是，「良心犯的妻子和女兒」仍然在煎熬之中，而那個曾經殺害過瀋父並折磨過他的女兒的「國家」，仍然在一臉橫肉地延續著毛澤東的下流產業。
因此，我在遙遠的大洋對岸傷悼瀋容阿姨的時候，又難免同時被一種絕望所籠罩。一位世紀老人已經離開了，但這新世紀又返回到了舊世紀的起點。我彷彿能看見朝氣蓬勃的瀋容阿姨正在過去那個世紀的早晨意氣風發投身革命的情景－－我在寒冷的加拿大的冬天裡，在這個早晨，欲說還休。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５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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