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傑副署長的原話是這樣說的：「中國目前是世界上言論、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國家之一，外界關於中國新聞、言論、出版方面的某些議論是毫無根據的。政府依法支持媒體機構履行自己的社會職能，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無理干涉、干擾媒體的正常採訪、傳播和經營活動。」
讓我們先來看看國際上的非政府組織是如何評價中國的言論、出版自由現狀的。在美國的「保護記者委員會」發表的全球新聞自由年度報告中，中國連續數年都是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中國拘押的新聞工作者幾乎佔全世界被關押記者總數的三分之一。為此，該組織連續5年把前中國國家主席、現中國軍委主席江澤民列為世界新聞自由的最大敵人；總部設在法國的非政府組織「記者無國界組織」2004年度全球網際網路遭到監控報告認為「中國是全世界關押網路不同政見人士最多的國家」。（截止2004年5月，中國有61名網際網路使用者被囚禁）
如果說上面的證據是「外界」沒有根據的議論的話，我們再來看看「內部」有根據的議論吧。焦國標博士是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專門講授新聞學的副教授，在這個領域絕對算專家。他寫《討伐中宣部》一文可能100年之後都有價值。他說，在中國，中宣部以「新聞自由」為敵，連「新聞自由」四字都不許隨意使用。他的文中還透露，2004年初，中國各新聞媒體都傳達了中宣部25個「不准」（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些「不准」），其中一個「不准」是不准各家新聞媒體報導雲南省委宣傳部長被「雙規」的消息。當然，中國言論、出版自由最充分的一個反證是焦國標博士發表了這篇文章之後，他成了至今無法上講堂的教授。
李普先生是前新華社副社長，他這樣的體制內人士的身份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個權威的審視中國言論、出版自由的視角，自然是非常有根據的議論。而且，他提供「根據」比焦國標博士說得具體，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根據」披露了中國「文化警察秘密別動隊」的情況。
李普先生在2003年6月號《炎黃春秋》上發表了《悼慎之──我們大家的公民教師》一文。文章認為，在胡適等知識份子展開的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人權運動中，魯迅本來應該是盟友，至少他可以保持沉默，不料他卻站在這些人權派背後放冷箭，客觀上站到蔣介石國民黨那邊去了。這篇文章受到了中宣部的關注。中宣部的「閱評員」（文化警察秘密別動隊）對這篇文章的評論是：無論是對封建主義，還是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魯迅都堪稱勇敢的鬥士。這篇文章百般吹捧胡適，而說魯迅「站到蔣介石國民黨方面去了」，是錯誤的。於是，李普先生給一個叫「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成員」（文化秘密警察別動隊司令部）寫信商榷。這封信不僅具體披露中宣部「閱評員」和「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這種文化秘密警察別動隊制度，而且還告訴了人們這個別動隊的作業手法，即「有關方面凡有某人對某報刊某文有不同看法隨即電話下令處置，而不見文字。」端的一個殺文章不留痕跡，不能不佩服文化警察別動隊作業手法的高超。從各種根據看，柳斌傑副署長沒有對中國和全世界說實話。我們都知道，中國的部長級別的幹部中，就有因為說假話而丟官的。最著名的撒謊者是前中國衛生部部長張文康。2003年4月3日，張文康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有關非典型肺炎疫情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我負責任地說，在中國工作、生活、旅遊都是安全的。」隨後，中國軍醫蔣彥永向《時代週刊》揭露北京當局隱瞞薩斯疫情。再隨後，中共中央決定免去張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再再隨後，中國的人大常委會決定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部長職務。最後，我也沒有忘記，當初中國老百姓認為張文康下台大快人心。
柳斌傑副署長對全世界撒謊，至今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張文康先生心中一定會不服氣。對胡錦濤、溫家寶來說，要從根本上杜絕高級幹部的公開撒謊，一定要發現一個，處理一個，這樣才能形成堵截謊言的制度機制，在這一點上，絕不能猶豫和動搖，否則，不僅處理張文康之後帶來的積極政治效應會逐漸淡化，而且，還不能逐漸形成領導幹部帶頭講真話、不說假話的好風氣，從根本上不利於加強執政黨的執政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