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是帶著對中華文化乃至東方文化珍視的感情來的，他的演講辭在這一點上至今讓人讀了很感動。然而恰遇上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正在進行文化的自我批判和國民性的自我批判。所以，泰戈爾越說我們好，自然就越聽不入耳。他說：「你們愛你們的生沽，單這愛就使你們生活得美好。」這種感覺也太詩化了。即使如崇拜泰戈爾的徐志摩，也覺得慚愧，說「他鼓勵我們的話差不多是虛設的。他說我們愛我們的生活。我們能把美的願則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有這回事嗎？」泰戈爾在北京的演講還說：污損的工程已經在你們的市場裡佔住了地位。污損的精神己經闖入你們的心靈，取得你們的欽慕。假使你們竟然收受了這個闖入的外客，假使你們竟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幾十年裡你們竟然消滅了你們這個偉大的天賦，那時候剩下的還有什麼？那時候你們拿什麼來盡你們對人道的貢獻，報答你們在地面上生存的特權？」--這竟是有意不讓咱們「現代化」了。
其實，泰戈爾對訪問中國本來是遲疑的。對於這個與他的祖國差不多一樣災難深重的鄰邦，他擔心「只做什麼無聊的詩歌，我如何對得起中國盼望我的朋友。」但事實卻是，如果他只談詩可能會好得多。
他在杭州演講說：「我們印度是一個戰敗的、屈辱的民族，在實利的世界裡，我們不知道怎樣來幫助，也不知道怎祥來傷害你們....」但遺憾的是，他在這裡稱讚中國文化，還是被激進的中國中國知識份子看成是一種「傷害」。
對泰戈爾的態度，在五四以後的知識份子群體中截然不同。梁啟超是神交己久，一見如故，在熱情洋溢的歡迎演講中說：「我們用一千多年前洛陽人歡迎攝摩騰的情緒來歡迎泰谷爾哥哥，用長安人士歡迎鳩摩羅什的情緒來歡迎泰谷爾哥，用廬山入士歡迎真諦的情緒來歡迎泰谷爾哥」。徐志摩是萬分崇拜，望眼欲穿，不僅自願擔任翻澤，且以弟子自居；對泰戈爾，胡適說他是「最可愛最可親的個人」，泰戈爾在京期間交往甚多，且有詩歌相贈，胡適還主持北平學界為泰戈爾舉辦的祝壽會；陳西瀅因為泰戈爾在華期間「勸人少讀書」而在批評章士釗、林琴南復古學說的文章(《線裝書與白話文》)中將他引為新文化運動的同道；鄭振鐸發表文章《歡迎太戈爾》，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小說月報》在一九二二年就曾專門發了系列丈章介紹泰戈爾，為迎接泰戈爾，還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十月發了兩期「泰戈爾專號」。從這兩期專號看，大體「文學研究會」的成員都是對泰戈示有好感的。而陳獨秀、吳稚暉、林語堂則攻擊甚力，魯迅在雜文中談及泰戈爾訪華，語氣略帶嘲諷。
陳獨秀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在《新青年》雜誌第二期發表自己翻譯的泰戈爾詩歌《讚歌》。到泰爾訪華的一九二四年，陳己成為共產黨的領導人，他的批評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時評，發表在政治性刊物《嚮導》、《中國春年》。在泰戈爾訪華的期間發表頻率很密。甚至在一篇評淪美國駐華教士發財的文章中也把泰戈爾捎幾句：「印度詩聖泰戈爾倘沒有豐厚的家產和諾貝爾賞金，又何能天天冥想三小時，到處吟風弄月，只營求心靈生活而不顧物質生活？」在評江亢虎《南遊追想記》中所言中國招商輪船局四十年間不能與外國輪船公司競爭時，也沒忘記把泰戈爾捎上，題目就叫作《好個友愛無爭的詩聖》文曰：「你看我友愛無爭的詩聖，是何等逍遙自在地在北京為英人之坐上客。」在《太戈爾與東方文化》一文中，陳獨秀指出：「泰戈爾不是張之洞、梁啟超一流中西文化調和論者，乃是一個極端排斥西方文化極端崇拜東方文化的人。」「請不必多放莠言亂我思想界！泰戈爾！謝謝你罷，中國老少人妖己經多的不得了呵。」在《評太戈爾在杭州上海的演說》一文中，指出泰戈爾有兩個錯誤，一是誤解科學與物質文明本身的價值，二是引導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向錯誤的道路。這兩個錯誤「都是社會改造之思想上的重大問題，並不是站在一個純粹詩人的地位談詩說藝。」這兩篇還基本算是正面的思想評論，其餘篇什如《泰戈爾與梁啟超》《泰戈爾與北京》《泰戈爾與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泰戈爾確曾去見溥儀》等，僅從題目上看，基本上就己是「具體聯繫」的思路了。甚至在泰戈爾早己離開中國的六月份，陳獨秀仍然發表了《詩人卻不愛談詩》、《泰戈爾與金錢主義》兩篇文章諷刺泰戈爾。
作為一位領導人民革命的共產黨人，陳獨秀自覺地從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觀點批評泰戈爾。在《巴爾達裡尼泰戈爾》一文，陳獨秀說：義大利巴爾達裡尼教授對中國青年說：「余雖主張和平，然為弱小民族計，則自衛之戰，亦認為不得已。余亦不反對君等之主張。」巴氏這樣主張和平，還算比泰戈爾說得有分寸。我的朋友說，巴氏和平運動是積極的向統治義大利的法西斯反抗，泰戈爾哪比得他。泰戈爾的和平運動，只是勸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樣向帝國主義者奴顏婢膝的忍耐、服從、犧牲，簡直是為帝國主義者做說客。
林語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發夫《論泰戈爾的政治思想》，其尖銳程度，一點也不亞於陳獨秀。作為信仰賽先生的新文化運動學者，他的這篇「政治思想論」也是以「科學」 方法分析出來的。他說「我想我們人類的精神生活與動物界的物質生活多少是一樣的，無論如何與環境必生一種的反應。反應就是動物所以謀生的存於新環境的生理的作用，或取掩飾的，如變色龍及沙漠上的鳥蛋；或取附和的，如魚身上的熱度......泰戈爾大談精神生活也無過是一種反應......我們只須先認定他是一種對於亡國環境的反應......所以謀自存之道，不是
什麼哲理。」「大凡身處亡國之境，必定使一人的精神感覺不舒服的。因而必生一種反應。思所以恢復國光的道理。暗殺啦。革命啦，憲法改革啦，都是一種謀復國光的道理。暗殺、革命、憲法改革都幹不了，或不想幹，於是乎有最無聊的一辦法，謂之精神安慰。」「倘是身處亡國之境，而格外受變其國者之優待，那地位就更難了.....，使令日享盛名受優待之泰戈爾提倡印度獨立反對英國政府，必有許多不便，然對於此國運問題又不能無解嘲之法，於是無意中不自覺的捉起這最方便最不礙人的精神運動精神聊慰法子」這一段話不僅有「誅心之論」的味道。也有點以」未亡國的國民」民對已亡國者的居高臨下的味道了。
在對泰戈爾的批評中，嚴肅的思想分析，被浮躁、尖刻、只圖快意的聲音淹沒。一篇評論，題目竟就叫作《泰戈爾是個什麼東西》。
比較起中國學者對他的激烈批評來，泰戈爾對此的反應是平和的、有風度的，一片溫柔寬厚的仁愛之心。五月二十日，他在上海慕爾鳴路三十七號園會上所作的告別辭中說：「你們一部分的國人曾經擔著憂心。怕我從印度帶來提倡精神生活的傳染毒症。怕我搖動你們崇拜金錢與物質主義的強悍的信仰。我現在可以吩咐曾經擔憂的諸君，我是絕對的不會存心與他們作對；我沒有力量來阻礙他們健旺進步的前程。我沒有本領可以阻止你們們奔赴貿利的鬧市。」
應該說，泰戈爾被誤解了。實際上，泰戈爾恰恰因為拒絕抑制西方文明--特別是科學而長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諒。實際上，早在泰戈示訪華的四年前，當在美國留學的馮友蘭問他對中國有什麼建議時，泰戈爾就說：「我只有一句話：快學科學！」
泰戈爾既不是激進的革命者，也不是保守的民族主義者。比起甘地，他缺少行動的色彩，但放棄英王賜爵、公開演說，抗議英國當局的高壓政策，己經體現出一位詩人的愛國情懷。他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前驅們有著很多的相同而不是相異的東西：他的詩歌的象徵性對於我們的新詩發展富於啟示性；他甚至在短篇小說裡創造了泰戈爾式的」娜拉」；而且，應當說，作為一個殖民地國家--真正「亡了國」的詩人，泰戈爾對東西文明的思考可能更沉痛，對西方文明的瞭解可能更深。
他的文明觀和文化態度可能因此會給我們更多的借鑒。可惜某種「接受情境」從一開始就使人們把一個豐富的、有時是矛盾的泰戈爾」簡化」成了一個批判的靶子。
中國人對泰戈爾的「接受情境」就是當時中國知識界與政冶的複雜關係。
五四之後東西文化論爭的繼續是梁啟超考察第一次世界大哉後的思之作--《歐游心影錄》引發的。受梁啟超之邀來華訪問的泰戈爾，其文化思想與梁啟超訪歐後對西方文化的反思多少暗合。不免被人看作是梁啟超拉來的援兵。另外，粱啟超雖然已經絕跡政界，但擔著一個「研究系」的污名，晚年一直為人垢病。
就在泰戈爾訪華前後，陳獨秀就曾發衷《研究系之醜表功》《梁啟超勿忘今日之言》等文批評梁啟超。陳獨秀文章中說「泰戈爾到北京，竟染上了軍警和研究系的毛病。造謠誣陷而己」--聽著好沒有來頭，其實背景就在於此。
民國以來深遠複雜的政治糾結。哪裡是一位初來乍到的外國詩人所能理解的，中國的學術評論一直就存在著僅僅以政治劃界的傳統。其實，即使沒有思想的契合，即使沒有講學杜，對泰戈爾訪華，梁啟超也是責無旁貸的。據徐志摩的一篇文章，他們是一九二一年在倫敦成立的國際著作者協社最早的兩名亞洲名譽會員。而這個組織就是為了「著作家遊歷時，各部應相互招待。和睦友誼。」但梁啟超出頭，泰戈爾也就沾了梁啟超的「包」。梁啟超在歡迎詞中把泰戈爾比作千年前的鳩摩羅什。就不免讓一些人聽著噁心。魯迅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語絲》上發表了一篇雜文《照相》，其中提到泰戈爾訪華。語帶諷意：「印度的詩聖泰戈爾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幾位先生以文氣和玄氣......」，顯然是以當時中國的「科玄論爭」--五四之後的東西文化論爭劃界的。而梁啟超就被看作是在「玄學」一邊的。
五四以來中國東西文化的論爭，本來就不只是「文化」的論爭。而是在論爭什麼樣的文化可以強國。以這個角度看，一個亡了國的詩人來到中國「上課」，根本不夠資格。當時有一個名詞，叫「像的民族」--「拿像來比譬東方民族的性質」不見得有多少侮辱的含意，只是反映中國人不願意接受印度民族的歷史命運的心情。因此針對泰戈爾的「驅像黨」也就可以埋解了--反映了在國危民艱的背景下渴求富強的中國人不能以一種平常心把泰戈爾來接受為普通的文化交流罷了。
在一個特殊的時代裡，人們曾對一位詩人「如臨大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