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由韓俊、羅丹執筆的調查報告，是該部《農村醫療衛生保障與籌資》課題組２００４年組織的一次較大規模實地調查的結果。本次調查共調查了１１８個村，１０００多個農戶，地域涉及２５個省市的１１４個縣。
調查結果顯示，從總體上看，一、農村基本衛生狀況有比較大的改善。大多數農民都住上了磚瓦房，很多還住上了樓房，可以用上清潔安全的飲用水，但廁所的衛生條件差。不過，住院分娩率和患病就診率仍較低。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生孩子花幾百元、上千元去醫院已經比較普遍，但在一些經濟落後地區，在家接生的仍然很多。再者，不具有鄉村醫療資格的醫生仍然較多。在村醫生中，大約有８０％具有鄉村醫療資格，仍有約２０％沒有取得鄉村醫療資格。第四，相當部分的農村預防接種是有償服務。在所調查的村中，９４％的村有預防接種服務，但約８６％的村預防接種是收費服務。收費標準差別很大，且越是經濟不發達的地區，收費標準越高。
二、私人醫療機構是農村醫療服務的主要供給者。韓俊說，在所調查的１００多個行政村中，平均每個行政村有醫療診所２．３個左右，在這些醫療機構中，８０％以上為各種形式的私營性質的診所。
這些村級醫療機構規模小、設備簡陋、藥品種類少。醫生的文化素質低，難以滿足農民就醫需要。在８０年代以前從業的人員中，很多都是集體經濟時期的赤腳醫生，他們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
村醫在農村醫療服務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調查顯示，村級醫療機構是７０％村民看病的首選。調查顯示，少數距離中心市鎮較近或者病情嚴重者才到縣及以上醫療機構去看病。在價格、服務和方便性方面，私人診所和村衛生室表現較好，鄉鎮衛生院最不令人滿意。
診所收入主要來自藥品收入，佔其總收入７２．７％，治療收入佔１４．４％，疾病預防收入佔２．２％。
村級衛生機構深受亂收費的影響。調查顯示，對於村級診所，上級部門幾乎沒有資金支持，村委會也很少有資金支持。只有７．４％的診所能獲得村裡的補貼，所能得到的補貼額也很有限，從每月幾元到每月２０元不等。上級衛生機構和衛生主管部門對於村級診所主要是業務管理和行政管理。這些管理對於規範農村醫療市場、保證藥品質量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有些地方只管收費辦證，對農村醫療人員的資格把關不嚴。把管理變成收費，不但不能提高農村醫療服務的質量，反而加重了農村的醫療負擔。在廣西省北流市六靖鎮長江村，一個年純收入７０００元的村級診所，各種收費達３４６８元。山西省一個村的醫生反映，一塊１５× ３０ｃｍ的塑料板打上「嚴禁偽劣藥品」六個字就需要２０元，發一張藥品管理條例就要收２００元。
三、大病對農民家庭生活的影響巨大，這是他們無力承擔的風險。主要表現在：
農民難以承受大病的高昂治療費用。從調查來看，農民一次大病的平均花費（包括藥費、治療費、交通費等在內）為７０５１元。中西部地區人均收入水平低，以人均收入２０００元計，一個三口之家一年的收入也不過６０００元，一次大病的醫療費就花掉了一個家庭一年多的全部收入。
「不怕窮，就怕病」。村民們認為：「要是不生病，農民的生活還基本上能過得去，一旦生大病了，不但身體垮了，而且好幾年不能恢復，甚至是整個下輩子都不行。」在所調查的貧困戶中，約４１％是由於疾病導致了家庭貧困，其中東部地區５０％左右是由於疾病陷入貧困，中西部地區約有３９％的貧困戶是由於疾病陷入貧困。有的農民說，他們是「小病不用看，大病沒錢看」，「小病等著好，大病等著死」。「小病挨，大病抗，小病拖成大病」。農民由於經濟條件差，很多大病往往錯過了治療時機，一旦發現就成了絕症。
韓俊說，一些人把農民看不起病歸罪於農村醫療機構的過度私營化，這種觀點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農民看不起病主要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村級醫療服務質量低，村級醫療機構不能看大病。但公有制的衛生院或醫院在醫療服務和藥品價格上都非常昂貴，農民難以承受。二是農民必須由自己承擔醫療費用。對於昂貴的醫療服務，在計畫體制內享受醫療保險或者公費醫療的人有能力承擔，城市中收入較高的人有能力承擔，而廣大農民被排除在國家的醫療保障之外。這樣，兩個不同的群體，面對的是同一個市場，農民的窘境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農民看不起病，並不是由農村醫療機構的私營化造成的，而是由醫療費用昂貴和醫療保障體制不合理所導致的。當前，切實解決農民看病難，降低農村醫療價格，提高村級醫療服務質量是比較可行和現實的，因為７０％多的農民在村級醫療機構就診，這一塊服務搞好了，大多數農民都可以受益。
《中國經濟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