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虛假數據滿天飛的時候，費城賓州大學萬斯樓的一個講座中，密歇根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吉爾斯博士以求實的態度，冷靜的研究了中國大江南北100 個村莊、6萬7千戶農村家庭，這不禁令國人耳目一新，簡直就是雷霆般的震撼。吉爾斯主攻發展經濟學和中國經濟轉型，他特別研究了近來貧富差距的加大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吉爾斯指出，鑒於中國政府的數據有數據準確性以及度量方面的問題，他自己參與了村鎮一級的資料，如基尼指數、工業結構、地區經濟數據的虛報、以及鄉鎮企業的第一手資料的收集。他與農業部鄉村經濟研究中心合作，以年度家庭問卷的形式調查了9個省，100個村子，67000個農村家庭。調查範圍包括廣東、湖南、河南、江蘇、吉林、山西、四川等省1986-1999年間，直到2004的經濟狀況。
他告訴與會者說，以前的研究者認為，貧富差距和經濟增長有一個成正比的關係，因為一些人的財富積累會導致必要的投資，而使經濟得以發展起來。但更新的研究認為這個關係不是正比的，因為還有農村信用市場的崩潰等其它因素。
吉爾斯的數據表明，中國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正在擴大，就看各省之間經濟發展數據的平均值來說，各省之間的均值差異也在變大。全中國各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在加大是誰都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在平均值的附近的統計學方差，也變得非常的大，就是說，各省之間的差距在加大，在一個省內的差距也在變大。
吉爾斯的研究小組通過大量的數據發現，村民們雖然也參與村裡各項工程的決策，但一個村莊內村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在不斷加大，而且加大的速度遠遠比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要發展的快。
吉爾斯還透露，他們的數據在1992和1994年間有些缺漏。為什麼呢？原來是因為地方省一級的人們與北京中央人士的談判破裂了，所以數據雖然收集了，但根本就沒有報上來，因為北京不給撥錢。所以他認為省級的諸侯確實很有些割據的力量。
吉爾斯的數據顯示了嚴謹的學術態度，在四個階段的研究中，比如對代表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他們試圖排除各種偶然性的因素，例如農業收成哪一年不太好、哪年某鄉鎮企業破產了等等因素都被考慮在內，所以結果具有很高的可信性。他們也特別關注統計數據和統計方法方面的問題，比如收入可能會被錯誤統計了，貧富差距也可能被錯誤統計了，以及如何加以糾正的問題。
吉爾斯的研究試圖探索在中國經濟結構方面，在貧富差距這些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他發現，農村平均年經濟增長為2%，那麼怎麼解釋中共官方報導的全國8%的經濟成長呢？吉爾斯沒有詳細解釋，只是說在廣大農村的增長沒有那麼快。從1987-1995，農村經濟快速成長，但1995年以後，就在急速下降。
他的研究還發現，農村基尼指數的增加中，不僅個人平均收入的基尼指數在增加，個人平均消費的基尼指數也在增加。也就是說，不論從收入或者消費的角度來看，貧富差距的幅度都在加大。他進一步發現，「大約60%的貧富差距是由於村子內部村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引起的，而不是跨村、跨地域、和跨省的經濟差別造成的。」這似乎說明，並不是外界經濟條件造成了貧富懸殊，而是內部經濟權力的不平等，亦即村子裡共產黨官員們的以權謀私造成了農村的貧富懸殊。
為了考察是否區域的差別導致貧富差距，他還比較了美國的數據。吉爾斯發現，在1999年，最貧窮的家庭實際上比1987年還要糟糕。也就是說，從鄧小平時期的結束開始，到江澤民當政的1999年，中國最底層的農民實際上是更貧困了。
吉爾斯還說，因為中國的國家貧困線是平均每人400元人民幣以下，所以這些農民實際上是窮人中的窮人。
吉爾斯認為，村莊內的農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其實比村莊之間的貧富差距要更重要、更值得注意。因為在100個村莊的調查中，村莊內的農民之間的基尼指數在隨時間增長。「開始時，起初貧富差距較大的村莊差距的增長較小，而起初貧富差距較小的村莊差距的增長則較大。兩股數字有合二為一的趨向。」這其實描繪出了一幅極其可怕的景象：看來那些農村幹部在後來居上、急起直追，加快了他們貪婪的速度，而造成整體貧富懸殊的加大。
吉爾斯也意識到副業收入、打工收入在中國是很重要的，於是就調查了農民收入的組成。他發現起始貧富差距與非農業收入和打工收入是負相關的。而起始貧富差距與家庭生意的收入，本來他期望是相關的，但數據表明上是不相關的。
一次，吉爾斯在火車上遇到了一個地方上的稅務員。該稅務員抱怨說，這是很艱難的工作，因為很難確定家庭企業的準確收入。一些不是支出的項目可能算成了支出，而匯報上來的數據也是不准的。
總之，吉爾斯結論說，起始的高貧富差距導致經濟的低成長，而貧富差距導和經濟成長是負相關的，亦即中國農村的貧富懸殊的確抑制了農村經濟的成長。中國內外的人們好像早已知道了這個結論，但科學的數據的有力佐證，也許應該給當政者一點棒喝吧？
在三農問題愈演愈烈、火山爆發之前，我們期待看到吉爾斯教授更有趣的結果。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