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徵
中國歷史上三次盛世的具體情況有很大差異，但總體上看，在以下幾個方面有其共同特徵。
一是消除了內憂外患，軍力國勢強盛，國家統一，疆域遼闊，周邊沒有相抗衡的力量。漢朝開國之初，異姓諸侯王心懷叵測，匈奴部族頻頻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據，邊塞突厥犯境；清朝入關定鼎後，內有三藩、臺灣、准部之憂，外有俄羅斯之患。但經過數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別平定了內亂，擊潰或逼退了外敵，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並在此過程中，開疆拓土，軍力國勢日益強盛。疆域之遼闊，為中國歷史上除元朝外所僅見，也為世界歷史上所罕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僅在亞洲，甚至世界範圍內都沒有對手能夠對其構成真正的威脅和挑戰，從而為社會的發展和經濟、文化的繁榮提供了保障。
二是社會總體上比較安定，經濟發展，國家富足，國力領先於世界。這三個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亂之後，人口喪亡，經濟凋敝。統治者能夠汲取前車之鑒，勵精圖治，興利除弊，注意與民休養生息，使社會總體上保持了較長久的穩定，經濟逐步有了恢復和發展，國力蒸蒸日上，百姓越來越殷實富足。西漢文景之際，據載 「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武帝時，大興水利，農業更趨發展；鹽鐵官營，財政愈益加強。唐代貞觀年間，經濟由恢復而發展，到玄宗開元全盛之時，詩稱「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歷史上漢、唐並舉，無疑都證明漢、唐是當時亞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清代乾隆時，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均興旺發達，財政收入之豐，達到了我國古代社會的最高水平，經濟規模和總量居當時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慶五年，乾隆於此前一年去世），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生產能力和出口能力，為世界其他地區望塵莫及。國家的安定富足，又為軍力國勢的強盛提供了基礎。由此出現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面。
三是文化繁榮，對周邊地區有巨大的影響力。在國勢強盛、國家富足的基礎之上，三個朝代的文化俱臻繁榮。漢初以來朝廷大力倡導蒐集和整理圖籍文獻，使先秦百家之學在秦代焚書浩劫之後又趨復興。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奠定了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思想基礎；設太學，置樂府，誕生了大氣磅礡、彪炳千古的《史記》。唐人吐納百川，鎔鑄古今，在科學、文學、藝術上都有卓越的創造。貞觀之時，都城長安成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來朝，「國學之盛，近古未有」。璀璨絢麗的唐詩，終在盛唐時臻於大成。「康、干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的編纂，經學、史學的興盛，使清代學術取得了「超漢越宋」，集歷代之大成的歷史地位。一部《紅樓夢》，堪稱時代的史詩。這些文化成果，均對周邊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往往被奉為樣板，競相學習仿效。
四是興盛的局面持續時間較長。漢代的盛世從文帝繼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續130年；唐代的盛世從太宗登基（公元627 年）到安史之亂爆發（公元755年），持續128年；清代康、雍、干盛世從1662年延續到1795年，長達133年。綜上可知，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裏，保持了國家的全面發展和繁榮，文治武功、相得益彰，並形成無與倫比的盛大局面。在中國歷史上，還有許多比較清明或繁榮的時期，特別在朝代更新之初，一般都呈現出上升、發達的氣象，但都稱不上「盛世」。究其原因，根本有二：一是持續的時間不長，不過數年、十數年或稍長而已；二是達不成全面繁榮昌盛的局面，僅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終沒有三大盛世的恢宏氣象。此外，在中國歷史上還有一些自詡的「盛世」，但大多事與願違，有如過眼煙雲，空付笑談中。由此可見，「盛世」是歷史的評價，是大跨度的時間的結論。
盛世依仗強大的武備
自古以來，世人都期盼「太平盛世」。但絕對「太平」的「盛世」，從來只是人們的良好願望和美好憧憬。所以先哲反覆強調：「居安思危」，「安不忘戰」，「有備無患」。沒有強大國防的盛世，從來就不存在。
在一個幅員廣大的多民族國家，欲締造盛世，首先必須解決邊疆與民族問題，消除內憂外患，實現和保持國家的統一與社會的穩定。這是一個複雜、曲折的歷史過程。在漢、唐、清三朝，都與一系列的戰爭相伴隨。如西漢景帝時平定吳楚七國之亂，武帝時遠征匈奴；唐太宗征伐突厥、吐谷渾，武後討滅徐敬業；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亂、統一臺灣、抗擊沙俄入侵，乾隆平定准噶爾、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這些戰爭氖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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