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美國保守派媒體，有的對桑塔格根本不予置評，認為批評都是抬舉她；而已發的文章，則是劣評如潮，如作家斯德姆（Kevin Alfred Strom）總結的那樣，「後人將長久記住桑塔格的是：她是一個臭名昭著的自我吹捧、仇恨白人和西方文明的猶太人。人們短期記得的是，她是一個寄生在自由社會的癌細胞。」
在美國知識界，像桑塔格這樣被兩極評價的不多，如果再有的話，可能就是另一個臭名昭著的反美派、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桑塔格和喬姆斯基，再加上不久前去世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賽義德（也譯薩伊德），都不是因他們本身專業成功而出名。桑塔格雖出版過幾本小說和評論集，但除了左派主導的媒體吹捧外，並不受大眾歡迎。其中幾年前的「國家圖書獎」則是因桑塔格多年和癌症搏鬥，在生命晚期而獲得的安慰獎，而並非因為書本身的文學成績。賽義德在自己的比較文學專業上，也沒有任何突出的成就。而喬姆斯基出名，更不是由於語言研究。他們三人的最重大「功績」就是強烈、激烈地反美、反西方。於是在左派媒體的哄抬下，在西方，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專制國家知識界中爆了「大名」。
桑塔格一生都「反對西方文明」，仇恨白人和美國。她把白人說成是「純粹的邪惡」（pure evil），認為是白人這個種族和白人創造的文明，造成了人類全部的災難，她甚至說，「即使西方出了莫扎特，莎士比亞，康德，牛頓，議會政治，巴羅克風格的教堂，芭蕾舞，以及對女性的解放，也不能抵銷這種文明對世界的破壞。白人種族是人類歷史的癌症，哪裡有帶著其意識形態和發明創造的白人文明，哪裡的真正文明就會被消滅。白人文明破壞地球的生態平衡，威脅我們的生存。」
這個以血液和族群劃分人類的典型種族主義份子桑塔格，她攻擊白人是人類的癌症，但作為白人的她本人，既沒有像黑人歌星傑克遜那樣去換皮膚，也沒有選擇自殺（切除自己這個癌細胞），而且她還結交了很多白人朋友，包括和她一樣左瘋的猶太導演伍迪艾倫等。她去世後，美國三大報上的頌文，幾乎都是她的猶太白人朋友寫的。
正如西方左派一貫的虛偽，桑塔格攻擊西方文明，她卻絕不搬去第三世界，更不會去住看不見白皮膚的黑人區，而是住在大廈林立的紐約曼哈頓中城，享受西方最先進的物質和文明，喝法國葡萄酒，看百老匯歌劇。而對於住在曼哈頓，桑塔格說是因為那裡外來移民多。這不僅是赤裸的胡說，更是矯情到令人噁心。桑塔格居住的環境，哪有幾個移民？那裡最多的，不僅是白人，更是像桑塔格這種因了西方文明才賴以生存的、享受著人類最自由的社會和最繁榮物質的西方仇視者和偽善者。
在桑塔格強烈厭惡、詆毀美國和西方文明的同時，她同情和讚美共產世界。1970年去哈瓦那之後，她歌頌「整個古巴正在良性的高度運轉」，古巴經濟「處於有大量活力的層次」。至於那裡遭到古拉格摧殘的人民，她卻視而不見。
六十年代桑塔格不僅反越戰，還去河內朝拜，歌頌在北越「愛成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結，那裡的人民和一黨制的關係，不該被說成是非人道的。」越戰結束時，桑塔格說，東亞人民終於從「美國的屠殺機器中被解放出來」。「人們為越南民主共和國和越共的勝利而高興，但也有點悲哀，因為（越戰結束了）美國的反戰運動就會失去勢頭。」反戰者卻因為戰爭結束而悲哀，簡直毫不掩飾其借反戰而反美的本質。
南斯拉夫裔美國作家特里科維奇（Srdja Trifkovic）撰文表示，「桑塔格並不關心真理，也沒有思想能力，她只狂熱意識形態。她撒謊，不誠實，缺乏道德感，自我欺騙。」桑塔格等左派們痛恨資本主義，認為「美國是個癌症社會，有著洪水般大量物質，有過剩的活力，野心過於膨脹」他們反感物質文明，同時又厭惡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嚮往均貧富的共產烏托邦，因此對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和西方文明，怎麼看都不順眼。
對人類的重大問題，桑塔格們為什麼會這麼糊塗？《一九八四》的作者奧威爾曾說，「有些非常錯誤的想法，只有那些非常高智商的人才會相信。」桑塔格拿過兩個碩士，讀了博士（沒寫論文），看了不少書，她的藏書據說有一萬五千冊。但正如英國《每日電訊報》所指出的「如果任何人能證明，缺乏最基本常識的高智商是毫無價值的東西，那就是桑塔格。」。五、六十年代在美國，嚮往共產蘇聯制度的，許多是像桑塔格這樣的猶太知識份子。即使今天支持布希總統先發制人戰略的右派「新保守主義」中的主要人物，當年也多是支持托洛斯基的猶太知識份子。好在他們後來終於開始從本質上認識人類的的邪惡。
八十年代初，桑塔格也有了些新認識，說她忽視了共產制度的殘暴，忽視了真實，承認共產主義是帶了人道面具的法西斯主義。但桑塔格從來沒有從本質上去理解共產主義到底邪惡在哪裡，所以她攻擊美國主體價值的立場幾乎絲毫沒有改變，只不過找到了新的 「理想」，那就是穆斯林世界和阿拉法特們。在她那裡，穆斯林就是好的；基督文明世界該遭到詛咒。科索沃戰爭時，她呼籲美國軍事干涉（這時候完全不反戰了），支持用B52轟炸南斯拉夫，並跑到波士尼亞拍穆斯林人的電影。而到了鏟除薩達姆的伊拉克戰爭時，她又絕對「反戰」了，因為她認為這是「屠殺」穆斯林。在恐怖份子劫持飛機撞毀世貿大廈時，她不哀悼喪生的無辜平民，不惋惜自己所住城市的巨大損失，卻批評美國罪有應得，寫文章同情恐怖份子，說「他們不是懦夫」。
勇敢，是指做正確的事情而不畏懼。但在桑塔格那裡，沒有道德要求，只要敢實現自己的目標，就是勇敢。按這種邏輯，納粹的毒氣室，哈馬斯的自殺炸彈，都可算作勇敢，因為他們都敢實現自己的目標。
按這種邏輯，桑塔格也是「勇敢」的，她不僅反美，反白人，反基督文明；17歲時和一位猶太老師見面八天就結了婚，生活八年有一個兒子離婚後，40歲時又成為同性戀者，和一個女猶太攝影家保持了30年的同性關係。晚年寫的歷史小說《在美國》敢在12處抄襲別人的成果（多達四頁）。
桑塔格得了三種癌症，她三十多年來和疾病頑強搏鬥的精神值得敬佩。但她斥責白人是人類的癌症。針對這種說法，上述評論家斯德姆則蓋棺論定道，桑塔格本人才是美國社會的癌症。癌細胞外表上很像正常細胞，它們寄生在人體裡，在吸收營養的同時傷害身體；它不僅絕不感謝身體，更不報答身體的價值。這種細菌多了，就會把人殺死。因此必須對癌細胞進行控制，不能讓它們繁殖太快。
桑塔格這類病菌之所以能存在，就因為美國是個自由的社會，即使對明顯錯誤的言論，也不會禁止。但桑塔格們鑽了言論自由的空子，結果傷害的是成千上萬的美國年輕人，影響了他們人生道路的選擇。桑塔格、喬姆斯基和賽義德們另一個重大傷害是，他們的反美、反白人言論，被那些第三世界的專制政府，共產政權，以及御用文人們當作「武器」來攻擊美國所代表的自由價值。
桑塔格是個典型的「偽知識份子」，她所代表的是美國人民和歷史潮流正在揚棄的價值。今天桑塔格和《紐約時報》所代表的反常識的「知識份子主義」正在走向衰落；911後美國高揚的基督文明的傳統價值，這次總統大選所傳遞的「道德」關注，都展示了美國社會對癌細胞的「遏制」，健康的細胞仍佔主體，這是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幸運。而桑塔格，正如上述南斯拉夫裔美國作家特里科維奇所說，「她用自身的樣板，讓美國人蔑視知識份子。」（caochangqing.com）
（載《開放》2005年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