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我認為後一種說法是有點過頭的。從醫學上說，愛滋病並不比呼吸系病、惡性腫瘤、腦血管病等疾病給中國人的健康和預期壽命造成的影響更大。實際上，愛滋病從產生的那天起就是一個被意識形態化的問題，它更多地是一種標識。一國政府在愛滋病問題上處理的好與壞，關係著其國際信用、國際貿易、經濟發展，關係著本國政府和民眾的關係、內部事務的處理。愛滋病問題的深遠影響，比在醫學視野下病毒給人類造成的災害影響要大得多。正是由於它處在社會結構的深層，所以對貧困和社會不公正，對惡化了的人與人、人群與人群之間關係具有進一步的破壞力，而且能不斷地複製惡果。
愛滋病在中國顯現了一個發展中的問題，在貧富差異的群體和地域中，它的傳播途徑、流行和治療狀況也就有著明顯差異。相當數量的人處於貧困和被邊緣化的狀態，缺少和主流系統的溝通，缺少從主流社會獲得防範疾病的信息，不享有醫療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在社會事務中，包括愛滋病防治，他們處於被動，難以作為主體主動參與。這種狀況如果不改變，愛滋病的傳播就很難遏制。
《國際先驅導報》：我們注意到一個數字：全國累計報告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為89067例，此外還有一個估計數字是84萬。這兩個數字的巨大差距，是否會影響國家決策？
李楯：這個數字從來就沒有說清楚過，這也是愛滋病問題複雜的原因之一。報告數字是一例一例數出來的，估計數字84萬是用數學模型推出來的，這一點連一些官員，一些決策者也不清楚。當然，一些數學模型在做量化研究的時候是非常有價值的，但如果把這個做過了，就成了數字遊戲了。另外，取樣和哨點（檢測站）分布是不是能夠全面地反映全國的情況，這裡面有些問題是值得考慮和值得推敲的。如果一個國家的決策長時間處於情況不清的狀態，那是非常糟糕的。
數字問題，確實向我們提出了挑戰，我們面對著一個到今天說不清楚的愛滋病流行勢態。實際上，不只中國，其他國家的數字也搞不清。但問題不在數字，而在數字不清的背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我們的決策。但如果為了搞清情況我們都去做強制性的檢測，我個人是不讚同的。
《國際先驅導報》：今年國家對於防治愛滋病的財政撥款達到8.1億元，而很多貧困的愛滋病患者還是不能得到免費治療和藥品供應，中間的障礙在哪裡？
李楯：國家承諾出錢給他們治病，是一種價倒鄣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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