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回想那個關鍵的時刻：單身女子，背著背包，背包在後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攤開地圖。
這是一個國際「傻根」形象。那個街口不必是在廣州老城，也可以是羅馬噴泉，莫斯科紅場，華沙廣場，法蘭克福火車站大道。以那樣大方不設防的架勢，往任何一個城市中心一站，對於那個城市裡活躍於灰色空間的人而言，怎麼說都是一種挑釁或邀請。所以我的遭竊絕不足以被解釋為「中國特色」。
但它是不是「廣州特色」呢？
事情發生了之後，集體的「口述歷史」就打開了。一桌五個廣州市民，四個人有被偷被搶的經驗，而且每一個人都是多次，先講親身經歷：被摩托車撞，被小刀割，人怎麼欺身而上，怎麼搶了就跑……然後再敘述發生在親友身上的：兩歲的孩子的媽，護著包，以致於整隻手被砍斷。愈講，恐怖的細節愈多，我聽得兩眼發直，開始覺得：自己真是個好命的人啊，可喜可賀。
回到香港，香港人說，唉呀唉呀，你怎麼會想到一個人跑去廣州？廣州啊，我們男人都要成群結隊才敢去的。香港的大陸人說，怎麼你還沒學到呢？在這邊，背包背在後面，一過邊境，背包要背在前面。
我一邊奔波於銀行和移民局之間，一面讀到廣州官員的反應。省政協委員以「龍應臺遭竊」案詢問廣東省公安廳長梁國聚對於治安有何對策，梁國聚說，廣東一億多人口，只有十三萬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問題。
公安廳長的談話倒是坦率，於是我開始算，照廳長這麼說，在廣東省，每一個警察要服務846個市民。臺北總共有7702個警察，也就是每一個警察要照顧341 個臺北人，而香港有32986個警察，一個警察服務207個港人。柏林的一個警察只要管好130個柏林人的安全。如果算工資，香港的警察工資會是廣東和臺北警察的好幾倍。
以這樣的制度和物質條件來看，梁國聚的自我辯護不算錯。香港警察的效率和他背後的制度之間，不論是管理結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有一個明確的因果關係。知道了這個數據，對中國警察便不忍苛責，可是，這是現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譬如說，那846個人是否真正得到那 「一個」警察的服務？雖然警力微薄，警察的辦案效率，服務品質，以及廉潔程度，和臺北、香港的警察比起來如何？有人做過比較和追蹤，做過查核和監督嗎？警察本身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體社會問題的連結與呼應，又如何？
如果沒有績效的查核和紀律的監督，那麼表面上所謂治安問題可能根本就不僅只是治安問題，而是整體的政府管理問題。如果警察的制度和社會的現實發展根本脫鉤，譬如說，戶口制度和城鄉差距的問題嚴重惡化，警力之於它如杯水車薪或牛頭不對馬嘴，那麼所謂政府的整體管理問題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真正的癥結就可能在國家的根本政治，在政權政體，而不在管理，不在效率不效率那個簡單的層次了。
我收到很多大陸讀者的來信，譬如這一封：
看到您被竊的新聞,身為大陸人除了感到丟人和羞恥、向您表示歉意和慰問. 同時也為您感到「慶幸」,還好遭竊是在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因為不能想像，如果發現被竊,按您的性格你會怎麼做,而那樣的話,您也許會遭圍毆,更可怕的是深圳和廣州有一群砍手黨,我可不想這麼恐怖的事發生在您身上。
其實，被竊的「待遇」我們都「享受」過，您遭遇的是許多大陸中國人都遭遇過的事，我家最後一輛自行車距今正好被偷一週年，從此不再買車，而自從我父親在公交車上被偷3500元（他帶著錢去醫院開白內障，交費時才發現醫療費全沒了），我乘車時，總是睜大雙眼；自從有一天，在街上走，忽然發現自己的口袋裡伸著別人的手（我回身看到的是一張新疆小姑娘的臉），現在我走在街上，總是 「瞻前顧後，左顧右盼」，非常緊張。
我知道您不喜歡做「貴賓」，可是要做一個普通的大陸人，必須小心小心又小心！記住這裡是中國大陸，不是香港，不是臺灣，更不是德國！只要腐敗依然存在，只要貧富分化還在加劇，只要體制不變，一切仍將繼續。
那樣溫柔敦厚的一封信，而同時又把問題看得那樣冷透，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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