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不是人人，但至少是相當多的人都希望，在這個日子之前，另一個日子先來。那個日子人人心中有，個個嘴上無，無論是期盼它的人，還是恐懼它的人，心裏都明白，那個日子像這個日子一樣，無法躲避。洗雪沉冤的日子的到來速度，與一個國家進步的速度成正比。看來，中國的在政治上的進步還是慢於自然規律，社會心理的陰雨期還是長過一個偉人的餘生，信息時代的趙紫陽還得懷抱農耕時代陸游式的遺憾長眠。不知道他臨行前是否也遺詩後人：「王者重整乾坤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趙紫陽先生與我並無多少個人交往，我並非他的什麼「智囊」，更不是他的秘書。我作為一個政策研究人員和講稿寫作組成員，主要為胡耀邦先生工作，在胡先生被貶後，我們的工作單位被趙先生慰留。當時被慰留的還有為胡先生工作的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我們組的負責人鄭先生把報告草稿和辦公室的鑰匙同時移交給趙先生的班子，不久，趙先生讓我們繼續工作，鄭先生說，「我們關門了。」趙先生說，「門關了還可以開嘛。」
他不把胡先生的人當外人，他知道胡先生的門和他的門是相通的，所以不用關。但六四後，他被某些人描繪為胡先生的構陷者，這成為他晚年的一塊心病。有朋友建議我為趙先生作傳，在他的聯絡人徵求他的意見時，他有點遲疑，說先要徵詢他的前大秘鮑彤先生的看法。這不是不信任，他可能是擔心，作為胡先生的前外圍工作人員，我能否在處理他與胡先生的關係時保持公允。為避嫌疑，我沒有考慮做那件事。其實，他是胡先生的戰友，不願意被誤解為胡先生的對手。在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和政治事件中，趙先生都是胡先生的堅定支持者。在1986年的學潮中，趙先生在書記處會議上支持胡耀邦的開明立場，明確表示，「學生鬧點事並不可怕，是對我們執政能力的考驗。我們要學會在中小動亂中建設現代化。」據我所知，捅進胡先生後背的第一把刀子，來自另一手，那隻手是胡先生從未防備過的。
但並不是說我與趙先生從未有過直接工作接觸。1987年至1988年，趙先生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我是該組的工作班子──秘書組的三名副組長之一。每次小組開會，對於我都是一次洗禮，趙先生的睿智、洞察力和簡化複雜問題、深化簡單問題的能力令我嘆服。在我看來，他比當時某些名經濟學家們有更深的理論功底，更不用說現實透悟力了。當時的經酶母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