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六百萬生命，焚屍爐的青煙，燻黑了人類的靈魂，遮蓋了文明的天空。
理性而優雅的日耳曼人，培育出路德、康德、歌德和貝多芬的偉大文化，促成經濟騰飛和科學發達的納粹政權，卻向自己的同類露出魔鬼般慘白的利齒，現代化的政黨、政府、軍隊和社會組織，高效率的理性、技術、紀律和管理體制，統統用於滅絕人性的大屠殺－－精確、有序、高效的屠殺。
希特勒要求種族的純潔，大屠殺計畫服務於「種族純潔」的目標，它要求劊子手的冷血。奧斯維辛的大門口，寫著最文明的口號－－「工作，使你自由」；死亡工廠也有個潔淨的名字－－「浴室」。
奧斯維辛是白色的，毒氣室是白色的，被驅趕的死亡是白色的。
現代化的屠殺，不見血腥。
當官僚機器以滅絕異己為目標時，大眾就變成殺人機器上的螺絲釘。劊子手身著整潔筆挺的軍服，裝備著最先進的武器。他們是訓練有素的狼狗，是高度理性化技術化官僚化的禽獸，是殺人不染血的白手套。
白色的奧斯維辛之祭告訴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首先是道德的，其次才是理智的政治的技術的；經濟發展、理性提升、科技進步、組織紀律和法律秩序的後果，也無一不與特定的道德目標及其政治制度密切相關。二戰時期的世界，知識和技術有迅猛的發展，官僚機構的理性化管理也日趨成熟，但人類失去了正確的道德方向，迷失在現代人的非人化的叢林裡。國家機構及其法律被極權化，知識和技術被權力化，官僚體制被非人化，徹底克服了人的良知和惻隱之心，道德上的冷漠和盲視左右著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批地生產出偏見、仇恨、殺戮和死亡。知識被用於意識形態的包裝、灌輸、鼓動和欺騙，技術被用於強權控制的精密化和無界化，現代政黨被異化為煽動和組織種族狂熱的工具，官僚組織變成喪失起碼善惡觀念的執行機器。這套高度理性化的社會機制，在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中，把普通人變成唯命是從的劊子手。
單純的反猶主義，即便達到「仇恨的頂峰」或「最猛烈的反猶」，也不足以解釋高度組織化或國家化的大屠殺何以發生。唯有反猶主義得到三種現代性的支持－－極權化的國家機器的制度支持，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支持，高度理性化工業化的技術支持－－之時，反猶主義才會由自發的民眾行為轉化為自覺的合法的國家行為，從而使每個執行屠殺任務的個體，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的雙重庇護下，不必承擔任何任罪責：既沒有個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沒有對法律後果的畏懼。只有這樣，具體執行屠殺的劊子手及其各類鐨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