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5-01-26 14:32:00作者：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說：「我們黨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人民群眾。」但中共堅稱六四學生運動為「反革命暴亂」，似乎正是「頂風作案」。目前，從中國的北京、上海、廣州等發達城市的情況來看，下一場「反革命暴亂」很可能就是農民革命。
外國專家、中國學者，甚至中國的線民都向亞洲時報表示，第四代領導人不願回到毛澤東的「共同貧窮」體制，再接受當年的外交路線。
多數人希望能推翻共產黨，實行多黨制；當然，這種想法在中共陣營裡鮮有應者。北京學者認為，「中國社會充滿了不穩定因素。」這其中，農民問題更是不可避免。
《中國農民調查》， 農民的血淚史到底中國農民的力量有多大，先看看農民受到的壓迫和剝削吧。陳桂棣、吳春桃夫婦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寫的就是農民的血淚。
為了寫這本書，作者歷時三載，耗盡所有積蓄，跑遍了安徽50多個鄉鎮深入調查，訪問了從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於農村改革的有識之士、專家教授和黨政要員。該書依據大量第一手材料反映了當前農民的生存狀態，由此引出了一個讓終年生活在城裡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今日中國之巨大變化，蓋得益於二十多年前那場舉世矚目的大變革，既然是億萬農民引領了中國改革的風氣之先，現在怎麼又會淪為如此難堪的境地?
陳桂棣於1943年在安徽出生；吳春桃於1963年在湖南出生。夫婦二人均為合肥市文聯專職作家，陳桂棣還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們都出自農民家庭，在農村度過了童年後，才去了城市。他們再回農村的感受，正如他們在序言中寫道「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沈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的採訪時，陳桂棣強調世界有40%的農民在中國，所以中國的農民問題還是個世界性問題。陳吳二人已經積累了足以再發表3本書的資料，已開始寫一篇關於為農民在法庭上奮鬥的書。
敘述農民被剝削的血淚故事的《中國農民調查》2003年年底在中國的《當代》雜誌刊出後立即造成轟動。去年1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並推出單行本，一個月內就賣出了十五萬本。雖然「兩會」期間，該書被查禁，不過海盜版流通市面就有七百萬冊，連網路上也很容易找到全文。這本厚460頁的書甚至仍擺在書店不起眼的角落裡，公然出售。10月，《中國農民調查》獲得尤里西斯報導文學獎。
去年的人大會議上，胡-溫政府強調不再片面追求國家的GDP增長，而是關注百姓和環境為主的發展策略。其中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受到廣泛關注，但關鍵依然是反腐。
當《中國農民調查》被禁後，陳吳夫婦二人一夜之間從深入調查農民問題的功臣變成了當局的眼中釘肉中刺。城市裡更是流傳著這種說法：「想去安徽採訪陳桂棣，而不被中國公安發現，是不可能的。他已經被禁止接受任何外國媒體的採訪；也沒有人敢冒著被公安逮捕的危險替外國媒體採訪他。」
陳吳只不過是改革派，堅信黨需要改革，而非所謂的「分裂分子」；這兩者之間有著明顯區別。雖然他們竭力把問題推給地方官員們，而讚美中央政府，但 「中國農民調查」仍揭示了不少社會體制的不平等：比如，農民年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但是他們所繳的稅卻是城市居民的3倍，還包括說不出名目的地方稅。因為貧窮，不少農民一日開銷不到2元。
書中披露的幾起重大涉農案件，甚至驚動中央。一位農民舉報村官貪污，而且事實確鑿；但蹲監獄的卻是這位農民，罪名是「擾亂社會安定」。腐敗是中國社會的腫瘤，也是《中國農民調查》的重點話題。書中還有一個章節，詳細描述了村官們如何在數字上弄虛作假，欺上瞞下。
因為寫《中國農民調查》，陳吳二人被送上了法庭。書中第四章中提到的安徽臨泉縣縣委書記張西德控告他們「誹謗」，訴狀送到了阜陽人民法院，法官是張西德的兒子。陳桂棣問道： 「我們能期望法庭公平嗎？」，其律師要求換地另審，以示公允，但遭法院拒絕。庭審在八月底進行，被告提出的14份證明檔中有13份被法官拒絕，檢察官對作證的農民大聲吼叫，直到他們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張西德說，「農民調查」這本書很危險，它唆使農民對抗官員。」陳吳二人應該明白，這只不過是中共的變相迫害。
12月底，陳吳夫婦的律師浦志強向安徽省阜陽法院遞交申請，要求法院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及時裁決已經違規，超過審理期限的名譽侵權案。耐人尋味的是，國內的大小媒體一致「失聲」，沒有報導。新聞自由和反誹謗罪都是中國憲法的內容，執法者們決不會認同新聞自由，更不用說像這種為公眾利益而起訴中共幹部的案件。
城市居民對此相當支持。他們認為，該案會表明法律一方面可以是政黨統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可成為公民監督政府官員、維護個人利益的利器。溫家寶希望在中國建立類似新加坡的新獨裁製度。新加坡早在60年代就可以說是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制，但其政府的廉潔程度，世界聞名。
中國的獨裁主義有改革的餘地嗎？一位北京學者稱，中共領導在此問題上也很矛盾。他們一方面認為，在一個充滿不穩定因素的社會，法院應該是中立的，並得到所有人尊重。法院應該在反腐和加強中共執政能力上扮演主要角色。但他們又擔心，推崇法治精神將對其獨裁統治造成威脅。
中國2020年的GDP將是2000年的4倍，這是第四代領導人邁向「小康社會「」的口號。但如何實現共產主義所倡導的「消滅貧窮，保護環境，遠離戰爭，為所有國民創造機會」等理念，大家都心存疑慮。
城市裡的農民工，國內暴動的潛流為了發展集體化農業，中國政府在1958年第一次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開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二元制的戶籍管理制度一直被沿用下來；而今，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舊的戶籍管理制度阻礙了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地區間的合理流動，不利於城市化建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
胡-溫政府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羅干曾起草《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並獲國務院批准，但是實施進程緩慢。這份新檔允許農民流向城市，前提是他們可以在城裡找到工作。
中國的兩極分化比印度還要嚴重。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指出，除了非洲撒哈拉地區的國家外，中國是最糟糕的。中國的農民問題在醞釀著一場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社科院的學者估計，改革開放使2.7億國民成功脫貧，但與13億人口相比，這只是很小一部分。4億城市居民享受著改革開放的成果，而9億農民仍在貧窮中掙扎；無論中國經濟如何令人驚嘆，也很難讓這9億農民獲益。
所以，城市所面臨的威脅不是外來恐怖份子，而是多達2億的農民工。另有報告顯示，農村的富余勞力已達4.5億，每年有2,600萬流向城市務工。
在人群中，農民工很好辨認：他們常常穿著藍色或棕色的工衣，而且還有斑斑泥跡。由於長年從事體力勞動，他們比較瘦小，甚至因此招致歧視。他們是中國經濟奇蹟中最默默無聞的創造者。不少城市中的流動人口甚至已超過常住人口。
在中國的建築工地上，處處可見他們的身影。工棚擁擠過牢房。技術熟練的，一天70元勞動12小時（半小時休息）；新手只有30元。每隔兩個月，他們還得去當地政府辦理暫住證。上海有300萬農民工，每週有一棟大樓封頂。加上農民工，上海總人口已達2000萬。在北京，農民工冒著冬日的嚴寒，辛勤地勞作。到了短蕕男菹⑹奔洌
外國專家、中國學者，甚至中國的線民都向亞洲時報表示，第四代領導人不願回到毛澤東的「共同貧窮」體制，再接受當年的外交路線。
多數人希望能推翻共產黨，實行多黨制；當然，這種想法在中共陣營裡鮮有應者。北京學者認為，「中國社會充滿了不穩定因素。」這其中，農民問題更是不可避免。
《中國農民調查》， 農民的血淚史到底中國農民的力量有多大，先看看農民受到的壓迫和剝削吧。陳桂棣、吳春桃夫婦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寫的就是農民的血淚。
為了寫這本書，作者歷時三載，耗盡所有積蓄，跑遍了安徽50多個鄉鎮深入調查，訪問了從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於農村改革的有識之士、專家教授和黨政要員。該書依據大量第一手材料反映了當前農民的生存狀態，由此引出了一個讓終年生活在城裡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今日中國之巨大變化，蓋得益於二十多年前那場舉世矚目的大變革，既然是億萬農民引領了中國改革的風氣之先，現在怎麼又會淪為如此難堪的境地?
陳桂棣於1943年在安徽出生；吳春桃於1963年在湖南出生。夫婦二人均為合肥市文聯專職作家，陳桂棣還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們都出自農民家庭，在農村度過了童年後，才去了城市。他們再回農村的感受，正如他們在序言中寫道「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沈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的採訪時，陳桂棣強調世界有40%的農民在中國，所以中國的農民問題還是個世界性問題。陳吳二人已經積累了足以再發表3本書的資料，已開始寫一篇關於為農民在法庭上奮鬥的書。
敘述農民被剝削的血淚故事的《中國農民調查》2003年年底在中國的《當代》雜誌刊出後立即造成轟動。去年1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並推出單行本，一個月內就賣出了十五萬本。雖然「兩會」期間，該書被查禁，不過海盜版流通市面就有七百萬冊，連網路上也很容易找到全文。這本厚460頁的書甚至仍擺在書店不起眼的角落裡，公然出售。10月，《中國農民調查》獲得尤里西斯報導文學獎。
去年的人大會議上，胡-溫政府強調不再片面追求國家的GDP增長，而是關注百姓和環境為主的發展策略。其中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受到廣泛關注，但關鍵依然是反腐。
當《中國農民調查》被禁後，陳吳夫婦二人一夜之間從深入調查農民問題的功臣變成了當局的眼中釘肉中刺。城市裡更是流傳著這種說法：「想去安徽採訪陳桂棣，而不被中國公安發現，是不可能的。他已經被禁止接受任何外國媒體的採訪；也沒有人敢冒著被公安逮捕的危險替外國媒體採訪他。」
陳吳只不過是改革派，堅信黨需要改革，而非所謂的「分裂分子」；這兩者之間有著明顯區別。雖然他們竭力把問題推給地方官員們，而讚美中央政府，但 「中國農民調查」仍揭示了不少社會體制的不平等：比如，農民年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但是他們所繳的稅卻是城市居民的3倍，還包括說不出名目的地方稅。因為貧窮，不少農民一日開銷不到2元。
書中披露的幾起重大涉農案件，甚至驚動中央。一位農民舉報村官貪污，而且事實確鑿；但蹲監獄的卻是這位農民，罪名是「擾亂社會安定」。腐敗是中國社會的腫瘤，也是《中國農民調查》的重點話題。書中還有一個章節，詳細描述了村官們如何在數字上弄虛作假，欺上瞞下。
因為寫《中國農民調查》，陳吳二人被送上了法庭。書中第四章中提到的安徽臨泉縣縣委書記張西德控告他們「誹謗」，訴狀送到了阜陽人民法院，法官是張西德的兒子。陳桂棣問道： 「我們能期望法庭公平嗎？」，其律師要求換地另審，以示公允，但遭法院拒絕。庭審在八月底進行，被告提出的14份證明檔中有13份被法官拒絕，檢察官對作證的農民大聲吼叫，直到他們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張西德說，「農民調查」這本書很危險，它唆使農民對抗官員。」陳吳二人應該明白，這只不過是中共的變相迫害。
12月底，陳吳夫婦的律師浦志強向安徽省阜陽法院遞交申請，要求法院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及時裁決已經違規，超過審理期限的名譽侵權案。耐人尋味的是，國內的大小媒體一致「失聲」，沒有報導。新聞自由和反誹謗罪都是中國憲法的內容，執法者們決不會認同新聞自由，更不用說像這種為公眾利益而起訴中共幹部的案件。
城市居民對此相當支持。他們認為，該案會表明法律一方面可以是政黨統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可成為公民監督政府官員、維護個人利益的利器。溫家寶希望在中國建立類似新加坡的新獨裁製度。新加坡早在60年代就可以說是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制，但其政府的廉潔程度，世界聞名。
中國的獨裁主義有改革的餘地嗎？一位北京學者稱，中共領導在此問題上也很矛盾。他們一方面認為，在一個充滿不穩定因素的社會，法院應該是中立的，並得到所有人尊重。法院應該在反腐和加強中共執政能力上扮演主要角色。但他們又擔心，推崇法治精神將對其獨裁統治造成威脅。
中國2020年的GDP將是2000年的4倍，這是第四代領導人邁向「小康社會「」的口號。但如何實現共產主義所倡導的「消滅貧窮，保護環境，遠離戰爭，為所有國民創造機會」等理念，大家都心存疑慮。
城市裡的農民工，國內暴動的潛流為了發展集體化農業，中國政府在1958年第一次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開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二元制的戶籍管理制度一直被沿用下來；而今，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舊的戶籍管理制度阻礙了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地區間的合理流動，不利於城市化建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
胡-溫政府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羅干曾起草《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並獲國務院批准，但是實施進程緩慢。這份新檔允許農民流向城市，前提是他們可以在城裡找到工作。
中國的兩極分化比印度還要嚴重。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指出，除了非洲撒哈拉地區的國家外，中國是最糟糕的。中國的農民問題在醞釀著一場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社科院的學者估計，改革開放使2.7億國民成功脫貧，但與13億人口相比，這只是很小一部分。4億城市居民享受著改革開放的成果，而9億農民仍在貧窮中掙扎；無論中國經濟如何令人驚嘆，也很難讓這9億農民獲益。
所以，城市所面臨的威脅不是外來恐怖份子，而是多達2億的農民工。另有報告顯示，農村的富余勞力已達4.5億，每年有2,600萬流向城市務工。
在人群中，農民工很好辨認：他們常常穿著藍色或棕色的工衣，而且還有斑斑泥跡。由於長年從事體力勞動，他們比較瘦小，甚至因此招致歧視。他們是中國經濟奇蹟中最默默無聞的創造者。不少城市中的流動人口甚至已超過常住人口。
在中國的建築工地上，處處可見他們的身影。工棚擁擠過牢房。技術熟練的，一天70元勞動12小時（半小時休息）；新手只有30元。每隔兩個月，他們還得去當地政府辦理暫住證。上海有300萬農民工，每週有一棟大樓封頂。加上農民工，上海總人口已達2000萬。在北京，農民工冒著冬日的嚴寒，辛勤地勞作。到了短蕕男菹⑹奔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