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信息網公布了《北京市社會發展七大領域發展指數的評價分析報告》，透露的正是一種狂歡不起來的發展信息。《報告》總結了穩、升、降三個特點：社會結構、經濟效益、人口素質、社會環境四項領域指數以年均提高1個點的水平，保持平穩增長趨勢；生活質量領域指數突飛猛進，2000－ 2003年增長了近10點，從20.46點提高到29.55點，是社會發展總指數增長最重要的拉動因素；社會風險領域指數逐年下降，社會保障領域指數升中有降。根本地說就是，最近幾年社會總體有較大發展，但貧富分化也日益擴大，高低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3.1：1擴大到了2003年的4.7： 1。
社會發展值得慶祝，但貧富分化更值得憂心。一個社會要獲得持續發展，就必須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這已經是絕大多數人的共識。但如何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卻是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一個社會要保持長期穩定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但從社會結構基本的層面講，貧富差距不應過大是基本的保證。貧富差距不應過大不是沒有貧富差距，適當的貧富差距是刺激人們工作積極性的重要源泉，但過大的貧富差距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會強化和固定人們的貧、富地位，反而會壓制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因為，對那些眾多的貧困者來說，努力工作已經並不一定能使自己擺脫貧困。當社會相當一部分人口通過努力工作不能擺脫貧困地位時，社會的穩定也就不再能夠得到保持。
社會發展差距的拉大，並不是發展本身的問題，卻經常是發展的成績一面所造成的。比如《報告》說：「2003年，北京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達到9.99年，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52%，在全國遙遙領先。」這當然是北京教育的進步，是很大的成績。但這「遙遙領先」的成績恰恰又是中國教育不平等的結果，是幾近罪惡的成績。北京學生並不比其它「遙遙落後」的地區學生更聰明、更努力，但卻可以「遙遙領先」地接受高等教育，除了因為北京地區比那些地區經濟能力強外，更享受著一系列明的、暗的教育特權，僅以全國高考入學分數言，同樣進入同一大學同一專業讀書，一些省的學生就要考取比北京學生高達甚至近百分的成績，要知道，高考成績一分之差在全國就可能等於成百數千考生的命運。教育差距是社會差距的一個重要內容，它所強化的，是導致社會一部分人口絕對或相對減少教育機會，從而導致人們失去改變命運的重要渠道，進一步加大貧富差距的擴大趨勢。
多年來，中國經濟所執行的是積極財政政策。積極財政政策在西方自美國羅斯福新政後得到全面推廣，為二戰後西方經濟的恢復、發展和維持社會穩定作出了很大貢獻。積極財政政策的思想來源是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但是，中國經濟學家片面地理解了凱恩斯經濟學，僅僅把積極財政政策當作刺激國民經濟增長的簡單工具，丟掉了凱恩斯經濟學最重要的靈魂。凱恩斯經濟學最重要的靈魂，是以「我們生存其中的經濟社會，其顯著缺點，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財富與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即貧富嚴重分化為前提，通過一定程度的國家經濟政策和調控，以限制這種分化，從而使社會發展「不需要革命」（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結語》）。我們的經濟學家不懂凱恩斯的靈魂，撿他的皮毛當令劍，結果是強化了本就太強的權力干預，使強的更強，弱的更弱，富的更富，窮的更窮。
《憲法》第一條規定，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什麼是社會主義當然可以有各種理解，但不管怎麼理解，在經濟上總是要求維護和保障社會低層人民的基本利益，總是要求避免社會的兩極分化。鄧小平一再強調社會主義不是搞窮社會主義，但他也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可見，社會主義不是沒有貧富區別，但貧富的日益分化則一定是違背社會主義本質的，同時，也是背離《憲法》的社會發展傾向。
可見，無論是從保持社會長期穩定從而保持社會長期發展來說，還是從搞社會主義和遵守《憲法》的角度說，貧富分化的加大都是件非常令人憂心的事情。我想，這大概正是有了發展需要慶祝卻不敢狂歡的根由。面對現實，誰能狂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