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民主化運動中的今天和未來時間中，趙紫陽這個人的意義的確不好安頓。他不像鄧小平、陳雲這樣的直接向人民和民主運動舉起了屠刀的殺人犯，將來一定要受到人民的審判和批判；也不像毛澤東那樣因行為「出格」和精神的「出偏」而在一個瞬間中忽然地站到了人民一邊，一時間變成人民的「救星」；也不像李鵬這樣的人因為虎作倀而受到人民的唾罵；更不像江澤民那樣貪戀個人權位而蠅營狗苟，倒有點像他的前任總書記胡耀邦那樣可能受到人們的懷念和感激。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駕鶴西去，像這幾天香港某一家媒體所炒作的那樣，他的死亡如果可以引發一個全民性的哀悼運動的話，那麼他的意義可以同胡耀邦相媲美。但是，我們分析問題的眼光可以放遠一點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發現胡耀邦的前頭還有一個周恩來，「4、5運動」的興起是因為周的死亡的情形和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89民運」的情況就有著一種歷史的聯繫，也正是抓住了這一種歷史的聯繫，那個被共產黨自己的刀子斬為兩截的歷史（前毛澤東時代「錯誤」和後毛澤東時代「正確」）才有可能被我們「超越」，也恰恰是在這種「超越」中，中國民主運動和共產黨大人物們的關係才有可能最後被我們所澄清，也只有這樣的「澄清」，我們才可以承擔起來中國民主化的偉大事業；否則我們就只配給那些我們心中認為是「設計師」的「大人物」們「繫鞋帶」。
趙紫陽從小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19歲時就當上了縣委書記，「文化大革命」時是省委書記，80年末代坐上了共產黨總書記的頭把交椅，因此，我們把他看成是中國共產黨政治園林中的一枝「紅杏樹」就完全正確，1989年，這棵「紅杏樹」的枝伸到了共產黨園林之外，從而被鄧小平的剪刀「剪」了下來－－這就是我們評價他時應該說的第一句話。對這一句話的解釋無非是說，他在「89風波」中因同情學生運動而被鄧小平為首的「8老集團」發動「政變」趕下了臺，同光緒皇帝一樣地被「監禁」起來，直到今天也還沒有恢復自由。就這一點來看，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趙紫陽並沒有因此而失去意義，在某種程度上講，一個身陷囹圄的老人倒有點像關在籠子裡的老虎，關他的人對他的害怕程度絕對不亞於人對老虎的恐懼。因此分析趙紫陽被囚禁的這種事情，就可以發現我們中國的政治還處於傳統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政治權力的保持建立在對危險勢力和危險人物的控制與禁閉基礎之上，這和現代政治的開放性和寬容性沒有沒有共同之處。
把趙紫陽看成是中國共產黨社會的一位政治政治「設計師」的觀點，我不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