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亞歷山大．奧爾洛夫（真實姓名為列夫．費爾德賓，？－－1973），曾任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高級官員，在1938年7 月從他被派駐的西班牙逃亡美國。他根據個人經歷和見聞所寫的這本書，提供了主要是1938年以前蘇聯政治清洗浪潮中一些人和事的細節。
這部書稿於1953年斯大林死後不久由美國《生活》雜誌發表，並陸續以英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種版本印行；成為西方研究蘇聯的學者所重視的史料之一。
現將這本書的中譯本出版發行。為保存史料價值，對本書全文、作者前言和原編者約瑟夫．科辛斯基所作的註解和後記，均未作改動。謹供關注與研究蘇聯歷史和現狀、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讀者以及有關領導閱讀、參考。
一九八八年三月
前 言
我不屬於任何黨派，寫此書也不是為要達到任何狹隘的政治目的。我唯一的意圖，是把斯大林的「肅反」秘史公諸於世。為此，我將再現這一大事件中一系列關鍵環節，沒有了這些環節的披露，這場大悲劇，就將成為永世不解之謎。
直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我還是一個蘇聯共產黨黨員。蘇聯政府曾先後讓我擔任過一系列重要職務。我曾積極地參與過國內，在西南戰場的紅軍部隊裡奮勇作戰，在那裡我還指揮過敵後游擊隊，還負責過反特工作。
內戰結束後。黨中央任命我為最高法院副總檢察長。順便提提。我在那時參加過蘇維埃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工作。
一九三四年，我被任命為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後更名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局副主任。任務是代表國家監督蘇維埃工業的改造和打擊貪污受賄。後來，我被派往外高加索，指揮一支邊防部隊，負責保衛跟伊朗和土耳其接壤的邊界。
一九三六年。我被任命為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外事局經濟處處長，並兼任國家監察委員會的全權代表，負責外貿工作。
一九三六年，爆發了著名的西班牙內戰。政治局派我去那裡擔任共和國政府顧問，組織反間諜工作和發展敵後游擊戰。我干一九三六年九月到達西班牙，在那裡一直呆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我與斯大林政權決裂的那一天。
在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任職期間，我成功地收集到了許多絕密材料，爾後又帶到了國外。這些材料涉及斯大林為獨攬大權而作的罪行；涉及一系列由他組織的、旨在清洗十月革命領袖們的審判；涉及他同那些受他迫害而死的人的關係。
我還記錄了許多材料：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會議上發給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人的口頭指示；發給偵訊人員的有關粉碎列寧老戰友的反抗和迫使這些人作假口供的指示；斯大林與個別成了他的犧牲品的人的談話，以及這些必死之人在盧比揚卡高牆內說的話。這些嚴禁外傳的絕密材料，是我從內務部的一些偵訊人員手中得到的，他們中間有不少人都在我手下工作過。其中有曾是我助手米隆諾夫（後來是內務部
經濟局局長，為斯大林準備所謂莫斯科審判的主要幫手之一）和內務部外事局副局長別爾曼。
在整個非法活動中，斯大林不可能沒有內務部的忠實助手。隨著他的暴行的增加、他的同謀者也就越來越多。斯大林害怕自己在世人面前名聲掃地，決心在一九三七年除掉所有親信，使其永遠不能成為他的罪行見證人，一九三七年春，內務部裡絕大多數領導人，以及那些按他的直接指示而對布爾什維克黨的奠基人、十月革命的領袖們大搞刑訊逼供的偵訊人員，統統未經偵查和審判便被槍決了，此後，上千名內務部工作人員又相繼銷聲匿跡：這些人在內務部工作過，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有關斯大林罪行的絕密材料。
我是在西班牙得知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被捕的。緊接著，我的老朋友和同年－一被殺害的消息又傳到我耳裡，看來，馬上就該輪到我了。然而，我不能與斯大林制度公開決裂。我的母親還住在莫斯科，按斯大林那些野蠻的法律規定，她實際上是當權者扣下的人質。一旦我拒絕返回蘇聯。她就可能被處死，我妻子的母親也將處於同樣的境地。
在西班牙戰場上，特別是在火線組織共和國軍隊進攻時，我常常遭到敵軍炮火的猛烈轟擊。在這種時候，我多次產生這樣的念頭：如果我在執行任務時被打死，那麼我的家庭以及我那些留在莫斯科的好友所受到的威脅，馬上就會解除。這種憧憬對我來說。遠比公開與莫斯科決裂更有吸引力。
但這是軟弱的表現。我繼續在西班牙人中間工作，他們的英勇無畏常令我讚嘆不已。同時，我頭腦中還存在一個幻想：說不定，斯大林會死在某個同謀者手中。或者，莫斯科那場惡夢般的「清洗」，會突然間自行停止。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收到內務部外事局局長斯盧茨基的一份電報。電報說，佛朗哥和德國希特勒的特務組織正在制訂計畫，企圖將我綁架出西班牙，以便從我口中掏出有關蘇聯援助西班牙的規模的情報。
斯盧茨基還通知說，內務部打算派一個十二人的衛隊來保護我的安全，他們將時刻不離我左右，我頓時意識到，這個「私人衛隊」的首要任務是來除掉我本人。於是我電告斯盧茲基，說我用不著私人衛隊。 因為我的司令部晝夜都有西班牙的「國民近衛軍」守衛，而且，一出司令部就有西班牙秘密警察局的武裝便衣特務護衛。事實也的確如此。
這樣，內務部就沒給我派什麼私人衛隊，但這件事卻使我警惕起來。我開始懷疑葉若夫這個新上任的內務人民委員已給自己的秘密「別動隊」下令，要把我殺死在西班牙。預料到這一點後，我就派了一個參謀前往正在前線作戰的德國國際支隊，要他們挑選十名可靠的、戰鬥經驗豐富的共產黨員給我送來。從此，這些手提自動槍、腰挂手榴彈的戰士就寸步不離地一直跟隨在我身邊。
一九三七年十月，斯盧茨基的副手什皮格爾格利亞斯來到了西班牙。三個月前，正是他在瑞士組織暗殺了拒絕回莫斯科的內務部情報站站長伊格納季．萊斯。什皮格爾格利亞斯的妻子和女兒都還在蘇聯，實際上就是人質，因此他對自己的命運也不太樂觀，說不定，也在想方設法擺脫困境。但這也絕對不會使他變得不那麼凶險。西班牙並沒什麼事非要他來辦不可，所以他的到來只能加深我的懷疑，尤其是我後
來得知，他曾在馬德里與某個姓鮑羅金的人碰過頭。而那個鮑羅金是葉若夫派到西班牙來領導「別動隊「進行恐怖活動的。
什度格爾格利亞斯和鮑羅金肯定考慮到了這樣一個問題；我有專門的衛隊保護，要想暗殺我，難免發生槍戰。那樣，雙方就會死傷慘重，誰也佔不到便宜。所以我想，莫斯科會不會命令鮑羅金綁架我那十四歲的女兒，然後再恫嚇我，逼我回蘇聯呢？這可怕的念頭死死地纏住我，迫使我火速趕往郊外我妻子和女兒住的地方，用汽車將她們送到了法國境內。我在那裡為她們租了一座小別墅，離西班牙邊境不遠，
並把西班牙秘密警察局配給我的忠實保鏢兼司機留在她們身邊，而我則又回到了巴塞羅那。
我一直在尋找機會，推遲與莫斯科決裂的時間，因為我明白，這樣做同時是在延長我母親和岳母的生命。
我一直懷著天真的想法，希望莫斯科會發生什麼事變，徹底結束那無休無止的恐怖惡夢。
最後，是莫斯科自己決定了我的命運。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我接到了葉若夫的電報。此人當時已是僅次於斯大林的第二號人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