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歷任幫主是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鄧小平美其名為「核心」。）幫主為了建立一言九鼎的權勢和威望，總是要動用他掌握的宣傳機器（黨的喉舌），通過他的忠實奴僕的吹捧，把自己變成黨的同義詞，然後再逐步凌駕於黨之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報刊雜誌把原來的「黨中央、毛主席」的稱謂變成了「毛主席、黨中央」，這就白紙黑字地寫明瞭毛澤東是位於黨中央（按民主集中制，也即全黨）之上的。1992年，退休的前黨主席、身為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鄧小平，通過南行講話使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急轉彎，這在事實上表明瞭鄧小平是位於黨中央之上的。江幫主也想學習前兩任幫主凌駕於黨中央之上。無聊的幫閑文人幫他想出了文理尚嫌不通的嵌字句：「江淮之水澤於民」，在全國廣為傳播。只是江幫主的人望太低，加上有以鄧力群為首的老左派的鉗制，所以無法得逞。
當幫主凌駕於全黨之上以後，他就實現了由人到神的轉變。他就變成了宗教的教宗，高高地坐在神壇之上，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施展神威，發號施令。這時的中國共產黨也就進一步由封建幫會組織演變成了教宗主宰一切的宗教迷信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毛澤東就莊嚴宣告：「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於共產黨把它的指導思想等同於宗教教義，只許人民信仰和崇拜，不許人民質疑和批評。所以這一宣告在事實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大陸上的第二黨國（蔣介石自稱他統治下的中華民國是黨國，是為中國大陸上的第一黨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體制。
在此政治體制下，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具體體現。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職責就是不折不扣地執行這些方針政策，「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懷疑和反對黨的方針政策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反黨，就有囹圄之災。任何人，如果他想入黨、在黨（進而陞官發財），他就必須對教義和教宗忠貞無二。他就必須閹割掉他的思想功能，無條件地聽黨（教宗）的話，做黨（教宗）的馴服工具，把黨性原則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哪怕黨已經蛻化變質，與人民為敵；哪怕黨的方針政策與理性、人性、正義、良知、人權、道德、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格格不入、背道而馳。也就是說，在把思想閹割之後，中國共產黨黨員還必須閹割他的道德觀念和獨立精神。
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這是原則上的抽象要求。它的具體體現則是聽上級的話，做上級的馴服工具，（民主集中制的規則之一：下級服從上級）。因此，在中國共產黨這一封建幫會中，下級對上級唯唯諾諾、吹吹拍拍、有求必應、有令必行。對此，一名刻苦鑽研的黨干甚至還寫出了一本「學術專著」《下級學》，恬不知恥地專題討論下級應該如何揣摩上級的意圖，把吹牛拍馬的功夫練到爐火純青的程度。在沒有出版自由的中國，這樣的書可以堂而皇之的正式出版，這說明共產黨對該書的觀點是讚賞的、鼓勵的。與此相反，下級對上級懷疑、批評和違抗是絕對不容許的。在中國共產黨看來，這無異於違法亂紀、忤逆不道，必須受到黨紀國法的懲處。於是，在中國共產黨內，敢作敢為、堅持真理的人越來越少，庸庸碌碌、得過且過之徒卻越來越多，形成了一種令人憎惡的落後腐敗的逆淘汰機制。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它凌駕於人民、國家、法律之上，僭佔了一切政治、經濟、社會資源，把國家當作它揮霍無度的私有財產和鎮壓異己的暴力機器。作為它的一份子，中國共產黨黨員享有政治特權，通過權錢交易還可以撈取經濟實惠。所以，許多追名逐利之徒揮刀自宮，閹割自己的獨立思想，拋棄人類的道德觀念，心甘情願地當心靈太監、思想太監、精神太監，想在這個封建幫會和宗教組織中佔據一席地位元，撈到一些好處。這與明「景泰（明景帝1450年）以來，近畿民畏避差役，希圖富貴者，往往自宮赴禮部求進」[1]，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不能否認，也有一些理想主義者輕信馬克思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空洞口號，滿懷革命激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入黨之後，他們如果想在黨內呆下去，就必須按照黨的要求揮刀自宮，閹割自己的思想功能和獨立精神。如果他們堅持要做一個功能完整、獨立自主的人，他們就或遲或早會被共產黨的選劣去優的逆淘汰機制淘汰掉。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胡耀邦、趙紫陽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值得慶幸的是，隨著共產主義制度在世界範圍內的破產，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倒行逆施給中國和中國人民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由衷信仰馬列主義教條的人越來越少。在夜深人靜之際，中國共產黨的現任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等人如果捫心自問，據實以答，他們大概也不得不承認，連他們自己也不再真正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他們之所以還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因為離開了四項基本原則，他們的宗教就失去了教義和經典，他們的政權就會隨之轟然倒塌，他們享有的特權將會不翼而飛！
明朝的法律是嚴禁自宮的。弘治5年12月，禮部曾榜諭天下：「今後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1] 與此相反，中國共產黨卻大力提倡、熱情鼓勵、強烈要求、嚴格規定全國人民必須閹割掉自己的獨立思想。它要求人民向組織靠攏、向黨交心、站穩階級立場、反戈一擊、大義滅親，也就是命令人民自殘心靈、自閉思想、自絕精神、自投體制羅網，以大無畏的精神揮刀自宮，爭取加入它的幫會和宗教。這些做法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邪教組織。
（二）
共產黨掌權伊始，農民分得了土地，工人「當家作了主人」。他們認為共產黨把他們由舊社會的剝削和壓迫中解放了出來。他們由衷地擁護新社會，相信共產黨，以為共產黨真的能夠把他們帶入共產主義，過上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因此，當時的工農大眾在思想上與共產黨幾乎沒有隔閡。但是，知識份子卻大為不同。他們大多數人接受的是歐美教育，政治地位和經濟狀況比工農好。他們中的姣姣者留下來沒有跟國民黨走，甚至專程從歐美國家趕回來報效祖國，並不是因為他們信仰共產主義，而是因為他們憎惡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化，期盼新生的共和國能夠一改舊中國的陳腐氣息，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所以，他們對共產黨不像工農那樣感恩戴德，對共產黨「一邊倒」（向蘇聯）的方針政策也不像工農那樣盲目擁護。
以馬列主義為宗教的共產黨不能容忍這種狀況的存在，遂於1951年底發動了一場以全國知識份子為物件的「思想改造運動」，脅迫知識份子拋棄自己的獨立思考，轉變為馬列主義信徒。在這場脅迫自宮的運動中，各大學的黨委發動學生、職工中的「積極份子」（業已揮刀自宮者），大會批判、小會「幫助」，對必須交待「過關」的教授們一一受過歐美教育的大知識份子一一進行圍攻，追查他們的歷史，逼迫他們主動認罪。1952年元旦，毛澤東又號召全國「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些舊社會帕糲呂吹奈鄱鞠錘刪弧薄?p>知識份子雖沒有貪污、浪費、官僚主義之類的問題，可是人人身上都有「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誰也不敢說自己一身清白。為了避免與這個咄咄逼人的新政權發生針鋒相對的正面衝突，大多數知識份子只好低頭認罪、向共產黨表示竭誠效忠。許多享譽中外的大學者爭先恐後地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深刻檢查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例如羅常培、金岳霖、錢端升、王家楫、周培源、梁思成、陸志韋、潘光旦、馮友蘭等），有的人還主動給自己帶上了剝削階級帽子（例如茅以升）。少數不甘自宮的知識份子失去了教職（例如劉文典）。有的知識份子不堪侮辱，甚至以自殺來表達最後的抗議（例如高崇熙）[2]。
就這樣，共產黨邪教以「思想改造運動」完成了脅迫知識份子自宮的預定目標。從此，獨立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就基本上不再存在了。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忘記了他們是民族的良知，應該為民族發出時代的吶喊。在被迫自宮以後，他們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向共產黨政權爭寵獻媚，以免再受批判和「幫助」，誠惶誠恐的就是得不到共產黨的信任和重用，丟失已有的名譽和地位。
筆者的父親就是這樣一個在黨的教育（脅迫）下，自覺改造思想（自宮）的「先進」高級知識份子。從五十年代起，他就積極要求進步，靠攏組織，總算在歷次運動中沒有受到重大打擊，並且終於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如願以償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曾多次諄諄告誡筆者，「一定要自覺改造思想，向組織交心，積極靠攏組織，爭取加入組織。加入了組織，你就會感到自己無比強大。你就不再是一個個人，你就成了組織的一員！」筆者進大學以後，統管全家財務的繼母給筆者每個月的生活費在繳完伙食費後只剩下五毛錢。筆者覺得無以為生，寫信向父親討錢，說「我一人在外，舉目無親。你們起碼應該寄給我全家人的人均生活費。」父親的回信叫筆者哭笑不得。他說：「你怎麼能說你是『一人在外，舉目無親』呢？無論你走到哪裡，都有黨、有組織、有群眾。你永遠都不會是 『一人在外，舉目無親』的。」筆者不懷疑父親的真誠。
在他的心目中，黨、組織、群眾就像如來佛，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解決任何人的任何困難。在黨的教育下，他忘記了黨、組織和群眾也是由具體的個人組成的.而每一個個人首先要關心,要忙碌的還是他(她)自己的事情.他們不可能管到你今天沒有錢買墨水,明天沒有錢買紙張！而且，像他那樣泛泛地談論黨、組織和群眾,這本身就不符合黨的方針政策.他忘記了,黨、組織和群眾是講階級路線的.黨、組織和群眾首先關心氖槍と私准逗推斷輪信┮約八(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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