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民主制度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在東方，秦始皇開始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實驗之前，在西方，希臘人就已經開始了民主制度的實驗。在廣場上，希臘自由民辯論國家大事，用豆子選出自己信賴的國家統治者。民主制度就這麼簡單，按一定的規則，個人根據自己的權利和見解，對國家大事，對國家統治者表明態度，最後接受由規則導出的結果，實質上是按規則由國民大眾治理國家。在古代希臘，這種民主制度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在近現代的歐美，這種民主制度也已逐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民主制度並不要求公民個個是滿腹經綸，高瞻遠矚的哲人賢士，有多高的覺悟，有多深的見解，只要能認識自己的利益，能儘自己的義務即可。由於生活非常複雜，簡單化的民主制度有時就應付不了，甚至於會走到自己的反面，多數公民作出最有害於國家的錯事壞事，聰明的蘇格拉底被民主地處死了，固守各自利益的城邦民主地瓦解了，希臘的民主實驗失敗了。失敗了的希臘民主沒有錯，問題出在民主沒有隨時而化，與時俱進。復興了古希臘文明傳統的歐洲，在復興希臘民主制度的同時，根據生活的提示，大大豐富了民主制度，自由，人權，憲法，選舉，三權分立，總統制，內閣制，簡單的民主制愈來愈複雜了，粗糙的民主制愈來愈完善了，民主制度愈完善，民主制度的結構就愈複雜。民主制度和生活同步發展。
但是，民主制度再複雜，公民遵循一定的規則，依據自己的利益和見解，行使權力，把統治者關進籠子裡的基本原則並沒有變。說中國人素質低，是指中國人傻到不知道自己的利益麼？顯然不是。是指中國人不懂得遵循規則麼？過去的舊中國，現在的中國大陸，除了統治者鞏固自己統治地位的規則外，還有什麼別的規則可言麼？同是一個中國，同文同種，血脈相連，臺灣同胞的素質就不低，可以實行民主制度，大見成效，大陸同胞就素質低，不能實行民主制度麼？這也太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了！不過依實而論，大陸同胞素質低之說，也許意在強調治理國家之難，治理者素質之高，並無心貶低治下的百姓。然而認為同胞們只有在特定的統治者治理之下才能生存，總歸不妥。在家天下的古代也許是那樣，在爭奪天下財富人口的生死搏鬥中，確實是只有最狡猾，最陰險，最無恥的梟雄才能打遍天下無敵手，獨佔江山，享盡榮華富貴。他們說自己奉天承運，歷史造就，當然是假話。為了「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他們日施手段，夜費心機，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則是真的。從成為他們的獵物這一點說，老百姓的「素質」比統治者低，倒也不錯。然而，西晉亡於五胡，宋亡於金元，明亡於滿清，清實亡於東洋西洋，原因可全在統治者身上，從治理國家這個角度講，統治者素質之低，遠低於被統治的百姓，史有明鑒，有目共睹。
現在是「天下為公」的時代，家天下那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論已經無用，完全過時，最先進的現實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率土之濱，莫非民主」。統治者再不是秉承天命的天子，專制民命的主子，不過是照章（憲法）辦事的工作人員，人民運用的治國工具。既不神秘，也不神聖。一如美國總統林肯所說，「我之所以暫且當選總統是因為偶然的因素。我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我的經歷證明了你們每個人的孩子都有能力入主白宮，就像我父親的兒子已經做到的那樣」。一如英國首相丘吉爾在有人譏笑他「打贏了仗，人民卻罷免了你」時所說的，「我打仗就是保衛讓人民有罷免我的權力」。現代民主政體的領導人都知道，他們的聰明才智必須按憲法規定做好為國家服務的工作，他們的價值只能體現在謀國家發展，謀人民幸福上。他們鄙視唾棄為了自己個人權勢地位施展的謀略權術，從政，對他們個人來說，最後必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1963年辭職後在家養老的丘吉爾被美國贈與「榮譽公民」的稱號，垂暮之年的二戰英雄答謝道，「我曾取得過很多成就，但到頭來卻是一場空」。他在台上，沒有利用首相的職位發財致富，沒有利用勝利的威望封妻蔭子，發現自己精力不支，便主動請辭回家，而離開唐寧街10號的首相官邸，大名鼎鼎的他也不過是一介公民。
這才是現代人的素質，中國人確實缺乏。中國人的素質確實需要在學習中，在生活的磨練中，與時俱進，隨時而化，逐步增強，逐步提高。當民主制度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時，中國人的素質也會成為人生的珠穆拉瑪峰，被世界景仰。不過眼下比較起來，現代人的素質，是百姓缺得多呢，還是領導缺得多呢？很明顯，領導缺得更多些。這從他們仍在堅持家天下的傳統中可以看出來，這從他們把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之大搞成世界之最，把中國教育經費投入搞得少到令教科文組織代表憤怒的程度，把中國衛生資源分布不公搞到令世衛官員震驚的程度,卻仍陶醉於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中可以看出來，貴為領導，富有四海，實在太缺乏現代人的素質了。中國過去有句老話，「揮新浜蟮牧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