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
在北京大學第七屆「光華新年論壇」上，經濟學教授厲以寧稱不能簡單地利用稅收殺富濟貧。靠實行高稅率把富人降為中產者很不足取，必須堅決摒棄。「殺富」的結果，只會使剛剛步入中產者行列的人群感到驚惶，使本來可能成為中產者的人們感到心灰意冷，不願繼續致富。（2004年12月27日 《 華夏時報 》）
報導中，厲教授所指的富人，有時指中產者，有時又指富人（即中產者之上的更富的人）。這種概念本身就有問題。習慣上，學界都是按財富擁有程度，將社會階層分為財富頂端的富人、中間狀態的中產者，和底層的無產者。我國現在財富擁有者的結構，是兩頭大中間小，兩極分化嚴重，所以，要通過稅收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殺富濟貧」，達到社會財富擁有者結構兩頭小，中間大的較為理想狀態。因此，「殺富濟貧」的富人，指的並不是中產者，而是比中產者更有產的人。
以稅收「殺富濟貧」調節社會收入分配，是政府職能的極為重要的方面，當然，這並不是政府可以採取的唯一手段；厲教授對「殺富濟貧」的指責，抽象地看似乎有理，但具體到中國實際，卻沒有道理。因為中國目前的稅收制度，存在「殺貧濟富」的現實問題，而不是「殺富濟貧」問題。
任何國家向人們課稅，都主要採用三種方法：按收入課徵、按財產課徵、按消費課徵。三種不同的課稅方法，尤其三種方法之間的結構比例對社會財富分配的影響是不同的。認真分析，可以分明看出，我們目前的稅收制度和結構，是「殺貧濟富」而不是「殺富濟貧」。
財產稅方面，針對個人徵收的房產稅、遺產稅、贈與稅都是直接稅，不易轉嫁，會起到調節分配的作用，國外都普遍實行，但我國目前並沒有開徵。按收入課稅的所得稅，徵稅比例實行分級累進位，是富者多負擔，貧者少負擔或不負擔，在國外甚至有負所得稅，即收入達不到起征點，國家要對個人予以補貼。累進稅率（即收入越多，邊際稅率越高）的所得稅具有調節貧富併合理負擔的功能，但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能夠徵收到的也就是工薪收入，對於稅務部門難以監控的其他收入，難以徵收，而巨富們的收入恰恰多為這類收入，逃稅極為方便，因而也極為嚴重。由於目前的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是收入800元，個人所得稅在中國主要由收入並不很高的工薪人員負擔。另外還有農業稅，雖然以所得稅對待，但既不扣除成本，植話湊趙率杖?00元起征，更是極不合理。雖然現在各地都在降低、減免農業稅，但是，完全取消的還少。再看從消費環節徵收的流轉稅。流轉稅是間接稅，極易轉嫁，因此，消費者在消費中都承擔了稅賦，而這種稅種是比例稅率，窮人富人承擔的稅率是一樣的，並不體現負擔能力強的多納稅的原則，調節功能很弱。
這就是說，從中國的稅制結構看，具有真正調節收入分配功能的財產稅（房產、遺產、贈與稅等）並沒有徵收，對富人極為有利；個人所得稅有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但這種稅賦主要落在大多並不富裕的納稅人頭上，等於是「殺貧濟富」；佔稅收收入絕大多數的流轉稅（商品稅、營業稅、關稅等），卻並不具有收入調節功能，與以累進稅率所得稅為主的國家相比，我國的比例稅率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對窮人更為不利，也不公。
對於我國這種有強烈「殺貧濟富的」色彩的稅制結構，應該予以改革。反對「殺富濟貧」，反對改革呼聲，就是要繼續維持這種對相對貧困者不利的稅收制度安排。不管這種說法聽起來多麼，都是站在富人的立場上維護富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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