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麻醉昏迷時，我都認為丈夫已經被救了。現在，我自己也半死不活的了！」
「丈夫的眼角膜已經被摘除，胸腔敞開著，沒有被縫合，自己本要移植在丈夫身上的肝臟，不知了去向。」
見到乾淨利落的楊潔，她的面孔泛黑中透著慘白，爬樓時，手扶著牆，一步一停。她坐下來休息了很長時間，慢慢地眼睛噙出淚水，第一句話的聲音哽咽中帶著顫抖：「這是怎麼啦，我丈夫怎麼就死了？」
在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楊潔捐出自己的部分肝臟，為患有肝病的丈夫進行肝移植。
同時手術，一邊她的部分肝臟和膽囊等器官被切除，一邊丈夫死在了手術台上。當她從手術的麻醉中甦醒，見到丈夫遺體之時，楊潔說：「丈夫的眼角膜已經被摘除，胸腔敞開著，沒有被縫合，自己本要移植在丈夫身上的肝臟，不知了去向。」
自從丈夫死亡，一年來，楊潔一直在奔走。
2003年7月5日，酷熱的深圳。
合合美美的一個家庭從此開始了煩躁、不安甚至苦難－－楊潔的丈夫崔建軍被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診斷為肝硬化晚期，同日住院治療。7月8日，楊潔從陝西咸陽市趕赴深圳陪護。而此期間，他們的兩個雙胞胎兒子正準備參加高考。
挽救崔建軍生命只有唯一的一個辦法，肝臟移植。
7月8日，崔建軍的主治醫師黃志恆告訴楊潔：「(崔建軍的)病情已經穩定，要想徹底治療必須進行肝臟移植手術，費用大概在25~35萬之間。」8月中旬，深圳第二醫院從香港請來的錢博士繼續給楊潔做工作，「作為妻子，只要血型和你丈夫一致，也可以進行活體肝臟移植，我在香港經常做，成功率很高。」而且醫院保證，手術後楊潔將很快恢復身體健康。
夫妻二人猶豫不決，「因為活體肝臟移植在深圳是首例，萬一，兩個人都因手術而……，孩子怎麼辦？老人怎麼辦？」
9月6日，醫院還是將兩人雙雙送上了手術臺。「誰知道手術當天丈夫就死了，」楊潔說，「除了麻醉昏迷時，我都認為丈夫已經被救了。」「現在，我自己也半死不活的了！」
楊潔內心深處最接受不了的是，如果自己不捐獻肝臟，丈夫完全可能多活些日子，捐獻了肝臟，他卻這麼快離開了自己和那個本來幸福的家庭。
深圳一家電視臺為了讚頌楊潔，為她錄製了《肝膽相照夫妻情》的記錄片，楊潔說：「我沒有感覺自己偉大，我感覺自己可悲、可恨！」
楊潔初來深圳陪護時，見到丈夫雖然有些消瘦，精神卻很好，自己能上下樓打飯。
楊潔哭訴：丈夫住院僅僅68天之後，即9月12日－－在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23樓的重症監護室，她望著已經死去的丈夫，震驚但沒有任何思維。
這時崔建軍的遺體橫在一張病床上，頭臉大得變形，從眼角到耳根有流過血的痕跡。一個姓崔的小護士正在給崔建軍擦拭血痕。崔建軍的兩個眼睛分別被蒙著紗布，腹腔敞開，也用紗布蒙著。帶血的尿管流出的是滿滿一袋血水，手腳僵硬。
「天啊，不是我的肝臟移植給他就能救他嗎？這是怎麼啦？」楊潔向記者複述著當時的悲痛：「我的傷口還在化膿，我是打著吊針，被幾個護士用輪椅推上去見丈夫的。」
楊潔根據丈夫遺體的慘狀，以及手術前醫生、護士關於眼角膜捐獻和用來移植的肝源緊張等言語判斷，自己給丈夫移植的肝臟沒有被移植，崔建軍的眼角膜死後未經家屬同意就被摘除。
2004年12月20日，深圳第二人民醫院肝膽外科主任王成友針對楊潔的說法表示，楊潔的肝臟肯定移植到了崔建軍身上，因為崔建軍死亡的原因是發生溶血等原因導致腎衰竭，在處理溶血過程中，採用了血漿置換手術，這是有病歷記載的。「如果肝臟沒有被移植，做這樣的手術還有什麼必要呢？」該醫院醫教科科長陳斌(他也是參加本次手術的肝膽科專家)說：「這麼多人參加手術，不去移植怎麼可能呢？」關於眼角膜一事，陳斌很肯定：「崔建軍是肝炎患者，即使摘除了他的眼角膜，能再次利用嗎？」
為楊潔免費法律援助的深圳蛇口律師事務所俞飛律師平靜中透著自信，「如果醫院的說法屬實，也只能說明他們確實做了肝臟移植手術，但不能說明移植到崔建軍身上的肝臟就是楊潔提供的。」
翻閱崔建軍的病歷，所謂血漿置換手術的記錄，沒有任何人簽字。
楊潔肝臟存在陰影
對於崔建軍具體的死亡時間，王成友和陳斌的觀點相互矛盾。
王成友：9月12日，楊潔手術後第一次見到病床上的崔建軍，處於高度昏迷狀態，沒有死亡，確切的死亡時間應該以《死亡通知書》的9月13日為準。
陳斌：可以肯定，楊潔手術後第一次見到的崔建軍已經死亡。
「縱覽崔建軍的所有病歷，裡面存在多處偽造嫌疑，比如，護士、醫生前後簽名不一致。」俞飛律師分析：「有些關鍵病歷竟然出現『楊潔(代)』的字樣，如果是楊潔寫的，為什麼用『代』呢？如果不是楊潔所寫，是不是應該寫上代寫者名字，再註明『代』呢？」
楊潔要求對崔建軍遺體進行屍檢，醫院後來對記者說也要做屍檢，但是崔建軍的遺體被從太平間直接拉到了火葬場，沒有進行屍檢。作為崔建軍唯一在深圳親屬的楊潔不知道自己煞蚴裁詞奔潯換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