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一直是在共產黨那個環境成長，求學工作，出國以後又和共產黨打了很長時間的交道，那您覺得這個共產黨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費：因為我們從小就是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之下，從小就是受共產黨那種宣傳、教育，所以小的時候對共產黨當然很崇拜，對毛澤東也很崇拜，認為他們講的那套是對的。在西方生活了十幾年，現在反過來如果從人權、民主、自由的角度來看共產黨，就看得出來共產黨的本質了。共產黨顧名思義就是要共產的黨，就是說共別人的產，而且它講究共產革命，也就是要革別人的命。那麼把共別人的產和革別人的命這兩個事情結合起來，就是要謀財害命。謀財害命也就是共產革命的本質，說到底就是 「土匪精神」。現在看來共產黨搞了共產革命以後，中國人是到了最窮最窮的地步，靠別人的財產是富不起來的，這個我想通過共產革命也已經證實了。那麼共產革命，我個人認為，它有三部曲，就是共別人的產有三部曲。
第一步呢，它是共富人的產，大家想到打土豪分田地，也就是把富人的財產拿來分掉。共產黨上臺以後，殺了很多地主，把資本家的財產「共」起來了，把地主的財產也奪來了。接下來它就所謂要把土地分給農民，這一來中國就沒有富豪了。
可是接下來共產黨又搞那種互助組，到人民公社的時候，又「共」窮人的產，所以第二步它就是共窮人的產了，把窮人那些土地集中起來，或者是把那些小商人的財產共起來，搞所謂的國營，搞所謂的人民公社。這一搞，搞得國家非常貧弱，人民非常貧窮。然後共產黨沒有辦法了，才搞所謂的改革開放。搞改革開放對中國的經濟在20多年裡確實有一定的發展，但是呢，這本身也並不是共產黨的功勞，因為中國自古以來經濟上就是自由的。原來把他們的手腳捆起來不讓他們去發家致富，現在改革開放說到底就是說共產黨放鬆了那個空子，讓每個人有機會去掙錢，所以這20多年來改革開放總體上來說是中國人民拚命工作、發奮圖強的結果，而絕不是共產黨的功勞。因為我們想一想，如果不是共產黨的統治，是一個民主政府、更理智的政府在領導中國的話，如果不發生那些所謂反民主、反自由的那種惡性事件，不發生六四屠殺，不發生鎮壓法輪功，中國的發展會更好。所以說這20多年的發展絕對不是共產黨的功勞。
在這20多年的發展中同時造就了一大批貪官污吏，一大批通過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這一批人是靠什麼來致富呢？他們掠奪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掠奪中國人民幾十年積累下來的財產，化公為私。所以共產黨第三步的共產，我認為就是共全國人民的產，把全國人民積累下的財產共進了他們自己的腰包。到了這一步以後，也就進入了死胡同，那麼共產黨也該徹底完蛋了，因為這樣一來會激起全體人民的反抗。共產黨以前靠刺刀和謊言維持，現在也是靠刺刀和謊言來維持。但是最近中國人民的維權運動風起雲湧，每個人慢慢都知道要維護自己的權利。這一點我覺得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但中國有一句話，叫「個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句話我覺得從本質上會導致專制勢力的惡性膨脹。為什麼呢？我自己只管自己的事情，但別人有什麼事情我不管。那麼最後專制統治者就會各個擊破，把每一個老百姓的權利都壓制起來了，專制社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人民的權利不能得到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時候，那些專制統治者就會為所欲為。像毛澤東，可以隨便今天打「一小撮」，明天又打「一小撮」，最後加起來就是一大片。甚至當時共和國的主席劉少奇都死得很悲慘。
記者：按照中國傳統以前也是大家互敬互愛。中國社會這種「個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現象和共產黨統治以來的教育有沒有什麼關係？
費：這個應該說有關係。中國歷史上講究打抱不平，打抱不平就是維護別人的權利。雖然也有很多人膽小怕事，不敢出來為別人說話，但是大家還是推崇那種打抱不平這種思想。
但是在共產黨的宣傳教育下，中國人的思想被全面奴化了，要無條件的做黨的螺絲釘。要學雷鋒，雷鋒精神是什麼？雷鋒喜歡做好事來幫助別人，這一點我覺得還是應該值得提倡的。但並不是只有雷鋒才這樣做，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就有助人為樂的精神。共產黨叫大家學雷鋒，不是要大家學這一點，它是要大家學習，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要像雷鋒日記寫的那樣，無條件的做黨的螺絲釘，黨把自己擰在哪，就在哪閃閃發光。它是要把人變成螺絲釘，它就可以把別人全部當作螺絲釘亂按，按到哪就算到哪。所以說到底共產黨就是灌輸那種奴才思想。
共產黨統治這50多年來，中國的傳統道德已經蕩然無存。而所謂共產主義道德，以前宣傳的學雷鋒那套道德，本身也沒有建立起來，只是在一種對著虛無飄渺的東西叫嚷而已。實際上真正的道德確實需要重建。
記者：您在中國出生，受共產黨的教育，然後一直在科研機關工作，後來順利出國。是什麼使您看到共產黨的本質？您有什麼切身的感受？
費：我懂事很早，三歲時就開始過一段時間流浪生活，因為當時父母管不住我們，由於種種原因被共產黨送去勞動，那時候生活比較動盪，印象中小時候搬過很多次家，但是當時父母不敢跟我們講共產黨的事情是好還是壞，都說要聽毛主席的話，要聽黨的話，家裡這樣灌輸，學校這樣灌輸，社會上也這樣宣傳，所以一直到念高中的時候，我還是堅信要聽共產黨的領導。後來71年出林彪事件，批林彪的時候念高中當班長，那時候我就已經考慮到這個制度肯定有問題，因為毛說劉少奇是你的親密戰友，你把他打掉了，現在林彪好像又是罪惡滔天，毛澤東也把林彪搞掉了，我想一個寡頭肯定不得民心。
74年我下農村，看到農民非常悲慘的生活，當時我問他們，你們現在是不是憶苦思甜？他們說，每到2、3月份我們就憶苦思甜，原來每到2、3月份，農民沒有吃的都餓肚皮，他們把餓肚皮的時間都叫憶苦思甜，是諷刺性的說法，當時農民的生活可以說時自古以來最窮最貧困的狀態。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當時三家人要出一輛戰車，要包括士兵的盔甲，馬和車。我下鄉的時候，30戶人家也出不了這麼一輛戰車，窮到了極限。
我下去農村半年以後就把我提到工作團裡，當時共產黨搞黨的基本路線教育運動，把我抽去當工作隊員。本來我們下鄉是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進了工作團反過來教育貧下中農。搞了幾年運動，一直到78年三月上清華。我在下農村的時候就已經真正感受到共產黨的那套制度，絕對不適合於人類，當時內心卻不敢說出來。那套制度荒唐到什麼程度呢？我舉個很小的例子，當時叫砍資本主義尾巴。農民在自留地上種果樹，為了讓自留地莊稼長得好一些，他讓樹枝斜著長，樹梢樹幹在集體的土地上，根在自留地上。上面一貫徹指標說要砍資本主義尾巴，要把樹枝從根部一刀切。當時農民買鹽的錢都沒有，都沒有飯吃，樹苗要長成大樹要很多年。當時我認為果樹是整個社會的財富，不光是農民自己的，如果我們在一個非常貧窮的社會，再把果樹砍掉，是非常大的浪費和損失。我向工作團長請示，能不能採取一些調劑措施，比如說，把土地從新劃過或者什麼地方寬容一點，不要砍掉果樹。但工作團長說，小費，我們把你調到工作團來，是特別看重你，你竟然思想這麼糊塗，砍資本主義尾巴這麼不堅決。他把我狠狠的訓了一通。我當時覺得自己的考慮非常人道，考慮到農民和整個社會的利益，竟然遭到團長的無端訓斥，我也不敢說話了。而那個工作團長家也在農村，他家裡也缺糧食沒有吃的，他還到一個收入比較好的生產隊ソ枇甘場Ｒ桓齬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