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也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無法逾越的一道鴻溝。其本身並不可怕，只有貧富差距日益加劇，特別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來自體制或政策引起的不公或腐敗盛行時，這個問題才會變得複雜並危險。正如鄧小平生前所說的：「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了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出現了持續穩定的高速增長。「從1979年到2003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8.4倍；全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年均增長了7%；2003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090美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這是溫家寶總理在世界扶貧大會上鏗鏘的聲音。中國城鎮居民平均收入從1979年的400元上升到2003年的10000餘元，整整增加了25倍；中國農村人均收入從1979的150元增加到2003年的2800元，也相應提高了近20倍。
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同樣充滿了期待。權威的中國社科院發表的國情報告稱：2020到203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達到世界第一；2040到205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即「趕上或超過西方」。根據上述報告預測，205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90萬億元，是1990年的50倍。
美國高盛公司的報告更是令人鼓舞，再過30年，中國人均GDP將超過15000美元，進入世界發達國家之列。
這些大膽的預測和樂觀的論斷非同尋常，為中共十六大提出的20年後全面進入小康社會提供了經濟學上的有利佐證。
是的，50多年前，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經過數載浴血奮戰，終於揚眉吐氣站起來了。50年後，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理念的激勵下，中國人終於告別貧窮，富起來了。
中國的富裕速度和富裕程度讓一些西方觀察家瞠目結舌！短短几十年，中國經歷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上百年乃至幾個世紀才經歷的風雨歷程，沒有哪個國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見證了這麼偉大的不可思議的變化！
如果把目光投向北京、上海、廣州等繁華的都市或沿海地區，人們會看到一個美輪美奐、日新月異的繽紛世界……到處都是沸騰的建築工地、拔地而起的高樓、寬闊的馬路、富麗堂皇的購物中心。在我國歷史的進程中，沒有哪一個階段曾經出現過如此火爆的「奇觀」。
在這個令人眼花繚亂的世界裡，售價6萬元每平方米的「貢院6號」就坐落在灰濛濛的北京長安大劇院旁邊，而豪宅的前面便是簡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大樓，進進出出的經濟學家望著恢弘的「貢院6號」，心裏不知有何感想！同樣在北京，「順峰」、「金悅」等生猛海鮮酒家裡，動輒數萬元一桌的酒席每天都是高朋滿座。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天價」月餅年年看漲，2004年，不少城市紛紛推出了幾十萬元一盒的月餅。
在中國周邊，目前己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賭博網，每年吞噬著來自中國的數千億賭資，許多有錢人和有權人常常一擲萬金。原瀋陽市的常務副市長經常去澳門賭場，有一次竟輸了幾千萬元；而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夥同部下動用公款幾個億吃喝玩樂，在澳門賭場貴賓廳先後輸掉1億多元。
盛況空前的北京國際汽車展，世界頂級賽車邁巴赫被一位27歲的年輕人以92萬美元的高價輕鬆買走。而從山西襄汾縣來的幾個富豪相互比闊，一下子購買了七八輛奧迪A8，連廠商都大吃一驚。
作為英國王室用車的賓利，2002年進入中國的時候，還只是抱著試探的心理。在他們看來，中國市場是未來市場，進入中國市場是為了搶佔先機。但是，中國的富豪們可不這麼看，1188萬元的賓利在上海展出不到兩週，就被訂購一空。而888萬元的賓利，在北京也被陸續開走。從2002年進入中國以來，賓利賣出了92輛，而他們最初預計的年銷售量僅僅是10輛。
這種奢侈品狂熱不僅僅發生在汽車身上，還包括手錶、時裝、珠寶乃至眼鏡。
中國是否已成為世界上新的奢侈品消費國呢？2004年9月18日，在北京飯店的新聞發布會上，歷峰集團高級行政主管弗朗格•柯羅尼博士搶先向現場的近300名中外媒體記者拋出這一問題。
財務數據顯示，中國奢侈品消費額佔歷峰集團全球總銷售的20%，如果加上中國遊客在全球各地的採購總額，中國人對奢侈品的消費量則佔去其全球銷量的四成。預計到2005年3月，該集團所有鐘錶在中國的銷售將達到750萬隻，總額約為7.32億美元。
「我們的高檔消費品客戶群在中國大約有300萬至500萬人左右，根據瑞士手錶行業聯合會的調查，中國已經成為瑞士的第十大出口國，我相信不久這個數字會迅速變成第五、第三，甚至第一。」弗朗格•柯羅尼博士表示。
伯爵表(國際)首席執行官麥振傑透露，售價100萬美元的伯爵表有很多被中國人買走，其中60%是珠寶表。「不少人買表不是當作禮物送給別人，更多的是自己佩戴。」
以做筆著稱的萬寶龍推出萬寶龍表後，帶動的中國消費力成為其繼美國、義大利後的第三大消費市場。目前，萬寶龍已在中國41個城市開設了105家專賣店，幾乎佔其全球專賣店的一半。
當德國人斯蒂芬把90副LOPOS眼鏡在坐落於北京王府井的雅視一仟眼鏡店擺開時，史蒂芬堅持認為，這些每副10萬－50萬歐元的眼鏡在中國會有很大的市場潛力，眼鏡的消費者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如此昂貴的眼鏡，購買者如果不是官員，也應該是有錢人買了送給官員的禮物。
這種驚人的消費力不僅僅發生在國內，在海外的旅遊市場和教育市場，最受歡迎的恐怕也是中國人。僅在英國，自費留學生已達7萬多人，他們每年在英國的消費高達8億英鎊。 澳大利亞旅遊部門的統計表明，自2003年7月至今年6月，中國內地來澳旅遊的人數超過10萬人，居各國之首。統計結果還表明，中國人出手也更加大方，中國遊客在澳州人均消費約2200美元，而日本遊客只花費約712美元。在紐西蘭寬闊的街道上，黃皮膚的少男少女開著豪華的跑車呼嘯而過，顯得特別的惹眼。
在富人們瘋狂消費的時候，偏遠而又落後的農村，窮人們卻經常為了一日三餐發愁，有些家庭一年的支出不到三百塊錢，因為交不起學雜費，許多兒童早早就輟學。據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徐永光透露：希望工程實施之初，全國每年有100多萬適齡兒童因家庭貧困而失學。而今天遊走在城市街頭的失學農民工子女也高達100多萬。青基會今年曾宣布在全國27個城市為19385名失學農民工子女每年發放600元助學金，使近2萬名失學農民工子女重返校園。然而，面對龐大的失學群體，這種捐資助學的形式只能是杯水車薪。
今天，有人用上千萬爭搶一個代步工具，更多人為可以改變命運的600元激動不已。
2004年發生在四川的一起慘案更是令人心酸和悲憤，達州通川區蒲家中學高三應屆畢業生鄭清明，因為家裡實在交不出600多元的學雜費，老師威脅不發給他准考證，鄭清明一氣之下跑出學校，迎著呼嘯的火車羞憤自殺。
家住北京海淀的劉先生年過半百，下崗數年一直找不到工作，妻子身患尿毒症無錢治病。他於是不顧街坊的勸阻跑到大街上乞討叫賣。「誰給我5000元，我就當人眾砍下自己一節手指頭，連皮帶骨頭吞下。」如此殘忍的方式顯然出於無奈，也令人感到恐怖！
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已經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即一邊是在現代化路上狂奔的富人，一邊卻產生了大量的窮人；一部分人富的只剩下錢，一部分人窮的吃不飽飯。
法國《解放日報》北京分社社長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面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由此引起的貧富差異，也表現出少有的困惑和無奈：他試圖向一個遠在巴黎的朋友解釋中國，但對他而言，這確實是個巨大的挑戰。如果只看到城市裡拔地而起的高樓，飛速奔馳的磁懸浮列車，或者楊利偉壯觀的太空之旅，他的巴黎朋友會認為整個中國都活在後現代的21世紀文明之中……如果將目光投向城市裡下崗失業的家庭，或者渴望上學的農村孩子，或者農村早已崩潰的醫療保健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他會想像中國仍然存在於旅遊商店裡的黑白明信片之中……這種巨大的反差存在於同一個真實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雙面的，大都市的燈紅酒綠之下到處遊走著滿腦肥腸之徒，而貧困家庭的溫飽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當一部分人在電腦前享受著現代信息社會的豐富多彩，另一部分人還生活在前工業社會極為單調的農耕時代！
一個國家好比一個家庭，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一個穿金戴銀，另一個則衣不遮體，孩子們會怎麼看待這個家庭？這個家庭又該如何面對孩子？
在2004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美林集團發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財富報告，2003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達到24萬人，所掌握的財富總額達到969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2003年13億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總和。姑且不論這種數字是否準確，但透露的信息至少告訴我們，中國的社會財富正以迅猛異常的速度向極少數人群聚集，這一群體在泱泱13億人口的大國所佔的比例不到1%。
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10%的人掌握著60%的有價證券和40%的銀行儲蓄；90年代末，20%的人擁有80%的銀行儲蓄；而現在，1%的人擁有50%以上的社會財富。《新財富》公布的2003年「中國400大富豪」調查報告顯示，400多名富豪擁有3031億資產，相當於人口數千萬的貴州省3倍以上的GDP。
根據民政部門的統計，2003年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2100萬人，而中國農村未解決基本溫飽的人口有3000多萬，低收入人群（即人均年收入低於100美元）為6000多萬，幾個數字簡單相加，人數便超過了1億。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扶貧辦公室主任劉堅7月中旬宣布：2003年未解決基本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更為嚴重的是，貧困人口與其他農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貧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是2622元。兩者之比為1：4.12，與1992年的1：2.45比較，貧富差距在進一步擴大。
中國社會對貧困缺乏切實的救助措施，使得貧困人口維持生計都極為困難；同時貧困人口的大量產生，與極少數富人過分擠佔社會資源密切相關，可以說，改革開放即造就了富豪，也製造了窮人。90年代以來，窮人的增長速度遠比富人要快的多。
根據聯合國統計，中國目前18%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足一美元，這就是說，中國目前仍然有2.35億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之下，而不是世界銀行所說的8800萬，更不是按我們自己的標準所說的3000萬。
清華大學李強教授對貧富問題做過比較多的量化研究。他認為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已遠遠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國際警戒線。這種判斷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結論是一致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過數年長期跟蹤，分別於1988年、1995年、2002年展開三次全國範圍的住戶調查，並與2004年初完成了調查報告，其結論是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貧富差距世界最高。
《中國財政》曾經披露過一組統計數據：2000年，高收入家庭僅佔2%，中等收入家庭佔18%，而低收入家庭佔80%。這說明，中國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呈金字塔形。少數人佔有社會大量財富，大多數人處於相對或絕對貧困之中。
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也是貧富懸殊的最大的地區之一。2003年深圳各佔10%的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年均收入分別為7.5萬元和5200元，兩者相差十幾倍。
衡量一個國家貧富差距，經濟學上有一個名詞叫「基尼係數」。按照國際慣例，這一數字在0.3以下為最佳狀態，在0.3至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於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這一數字在我國的發展情況是：1978年為0.18，1988年為0.382，1994年為0.467，而目前個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分別達到了0.529和0.561，這麼短的時間內，社會公眾的收入達到一種嚴重不均的狀態。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數據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近2億人，佔城鎮總人口的45%，非常不滿意者約3200－3600萬人，佔城鎮總人口的7%－8%。
當然，對於基尼係數，專家學者的看法並不一致，國家統計局的邱曉華曾指出：「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國家，不能以基尼係數一般的標準來衡量。對一個不是二元經濟結構的國家，基尼係數可能管用，但中國農村人口佔大多數，基尼係數要放大」。
按照他的觀點，似乎是二元經濟結構越嚴重，所造成的社會不公現象就越嚴重，基尼係數就越不管用。基尼係數大，並不意味著貧富差距大。
實際上，中國現階段的二元經濟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強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種不公正、不合理的奇特現象。中國農民對現代化的貢獻同社會應有的回報是極不相稱的，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從1952－1986年，國家通過長期的價格「剪刀差」從農村隱蔽性地抽走了5823.74億元的巨額資金，加上逐年收繳的農業稅1044.38億元，34年間國家從農村拿走了6868.12億元，而在整個60年代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僅僅只有幾百億元。更嚴重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手段低價從農民手中征地，然後再高價售出，牟取的暴利相當驚人。農民在土地轉讓中的損失不低於2萬億，這筆巨大的資金卻在很短的時間內，流入到了各種利益集團的手中，農民作出了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