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最近半個世紀流行的說法，很早很早以前，人類被分為兩類，一類叫奴隸主，一類叫奴隸。過了一些世代，一類叫地主，一類叫農民。再後來，一類叫資本家，一類叫工人。
歷史延伸到最近半個世紀，中國人的分類方法有所改變，一類叫做農業人口，一類叫做非農業人口。這兩類人的社會地位，他們所擁有的經濟資源，他們的勞動方式和分配方式，他們在社會各種階層和各種行業中流動的權利和機會，樣樣都判若天壤。在這個歷史時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對自己認定的壞人最大的懲罰就是讓他像農民一樣從事農業勞動。虛構藝術中對一個生命最大的折磨就是將他打入地獄變成厲鬼，在我們時代的現實生活中則座實為打成農民。小時候我常常聽大人說：「我們種田的還怕什麼？我都已經是農民了，他再怎麼治我也不過是讓我種田，他抓我坐牢也還是讓我種田，他還敢不讓我幹活？」一句牢騷話，表明農民已經卑賤到底。
說非農業人口生活在天堂當然是誇張，說農業人口因為命運沒有變數而生活在地獄，卻基本恰切。
我的老家是都昌縣鳴山鄉萬家灣村，與鄱陽湖隔一座山，這座山就叫鳴山，家鄉因此而得名。這個村是鄱陽湖地區自然條件最好的村落。我十來歲的時候村裡有300多人，現在大概有500多人。除了兩戶雜姓，全村都姓萬，是一個大家族。因為大山的阻隔，鄱陽湖每年的水植換崳：Φ秸飫鎩Ｔ?949年以前村民只要願意幹活總歸會有一口飯吃。連 1960年餓殍遍野的時代，我們村也沒有一個人餓死。但是在我成長的那些年頭，人們一直處於半飢半飽的狀態。人們尋找一切可以下嚥的東西充飢。我念小學的時候，常常跟小夥伴一起拿著糠粑邊走邊吃。長大一點之後，很羨慕公社大院供銷社衛生院等等天堂裡的人不用吃糠粑而能吃上白饅頭。我17歲那年考上一所學校進城唸書成為遠近聞名的事件，人們當然羨慕我因為戶口轉為「非農業類」而改變了命運擺脫了地獄，但最基本的羨慕還在於我從此以後可以吃上一口飽飯。他們越是羨慕我，我越是知道我是農民的兒子。
走進大都市以後，我才知道實際上我們家鄉山清水秀，比地獄漂亮多了。我這幾年甚至常常想回家鄉定居。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把家鄉誤讀作天堂。經過最近二十多年的社會變革，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沒有改變，農民依然被排斥在體制之外甚至是社會之外。我們考慮中國的問題，很少將農民視為中國的一個群體而納入視野之中，很少把農民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來考慮他的需求、權利和感受。比如討論圖書館博物館等等文化設施建設問題，討論健康保障體系、國民福利待遇、國民權益、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文化娛樂、弱智殘疾人員救助等問題，農民肯定不在其中。農民依然生活在屈辱和絕望的境遇之中。
我每次回農村都有一種負罪感，雖然我在城裡只是一般的市民，並沒有過上富足的日子，但總感覺自己在城裡擁有的太多，一回到農村就感覺受不了，心情很沈重，面對農民覺得不好意思。
農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擊，而現在城裡很多有錢人提倡定期體檢，已進入保養階段了。兩者一對比，農民的生存狀況是多麼艱辛。
我每次回農村都有一種負罪感，雖然我在城裡只是一般的市民，並沒有過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農村就感覺自己在城裡擁有的太多，面對農民覺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們好一些，回家過年是坐硬臥，他們則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來的。他們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上在汕頭一帶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卻賺不到多少錢，一年到頭夫妻雙雙也不過能攢下幾千塊錢，有的到年底還拿不到全款，也許僅夠回家的路費。在政府總理出面講話之前，政府沒有什麼有力措施為農民討工錢。許多人的工錢一拖幾年，最後甚至竹籃打水一場空，農民沒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訴，沒有任何法規或者政策能夠真正維護他們的權利和利益。
那些在汕頭打工的兄弟們多次邀請我到他們的工地去看看。有一次，我利用到廣州開會的機會，特意到汕頭去看他們。他們住的條件非常糟，一般是一幢房子蓋到兩層左右，有了一點框架基礎，他們就住進去。條件好一點的用兩塊木板鋪在地上當床，條件差的就是把水泥地掃乾淨，把被褥一鋪就睡覺，我也在那裡住了兩三個晚上。他們一點文化生活都沒有，晚上要麼上街閑逛，要麼打牌賭博。在正常情況下，他們在外辛苦打工一年，可以賺到四五千塊錢，這還必須是沒有一點惡習的人。如果是喝酒、抽煙，花錢太多，餘額就會小得多。如果有賭博的嗜好，那他就可能一年到頭落個兩手空空。有的人一不小心就弄得連回家過年的錢都沒有，只好借路費回家或者乾脆不回家。
有一年我在6月份回過一次家鄉，在村裡住了一個多月。發現村裡的青壯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輕女子也出去了，在村裡悠悠走著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覺空氣裡有幾分淒涼。留下來的那些家庭主婦，大抵都是一臉的蒼白、蠟黃，一看就是嚴重的營養不足。她們除了要忙地裡的活兒，還要操持家務，三頓飯就隨便打發了。這些婦女的犧牲精神很強，只要是老公和兒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捨不得吃點好東西，只有來了客人，才會想到買點肉吃。那次回到北京以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滿腦子都是農婦們嚴重營養不良的面容……
如果家人都平安健康，艱苦日子還算平靜。家裡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災兩難，那麼這戶人家基本上就要拖垮了。在農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幾年，我見到外村一個六十歲的老頭，鄉村醫生估計他有心臟病，他連到縣城醫院檢查都不肯去。他說我都過六十歲了，還檢查什麼，管它哪一天發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去年冬天，我村裡有個兄弟叫萬里民的，得了白血病，醫生告訴他如果治療得好，還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療，連一年也挨不到頭。但是他哪裡拿得出那麼多錢來治這種病？沒有幾個農民之家有能力承擔治療大病的醫藥費，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親戚朋友再怎麼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春節期間，那個兄弟找到我，希望我寫一篇文章在報紙上幫助呼籲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會上一些捐助。我告訴他，寫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裡去發表呢？八十年代初發表這種文章還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後再發表這樣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關注和同情，因為大家聽說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已經無力顧及了。我幫他出了一個主意，先讓親戚朋友、社會各界幫助捐一點，再請一個人來就大家熱心捐助他這件事寫一篇報導，也就是不能採取這個個體生命痛苦的角度、而只能採取一個歌頌社會光明面的角度，這樣的報導或許能夠找到發表的機會?
這幾年老在我心裏盤算的事情，還有村裡兩個孤兒的命運。我的鄰居萬躍平，是我的侄子輩，三十來歲，年年在廣東打工。兩年前，他春節後剛到汕頭不久，覺得自己身體不對勁，到醫院一檢查，發現是肝癌。城裡的醫生問他是什麼身份，他說自己是農民工。醫生說，那你早點回家吧，想吃什麼就吃點。這病你治不起，檢查費就不收你的啦。
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啦。他對在一起打工的兄弟姐妹說，我回家去等日子啦，你們跟我一起回去吧。那意思就是幫忙處理後事。
兄弟姐妹陪著他回到家鄉，在當地醫院勉力治療了一陣，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他的妻子叫但艷紅，看到這一切，知道這個家快要完了，留下兩個孩子她哪有能力撫養？於是在丈夫還沒有閉眼之前，她先喝農藥自殺了。過了十多天，萬躍平去世了。這是發生在2002年四五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對兒女，女兒萬穎當時是7歲，兒子萬通當時是5歲，只好由祖父母撫養。這兩位六十多歲的農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沒有保障，哪裡還有能力撫養兩個小孩？只能說是過一天算一天吧……
農民的生命如此不堪一擊，而現在城裡很多人提倡定期體檢，已進入保養階段了。兩者一對比，農民的生存狀況是多麼艱辛。最近，我老想寫一篇文章，題目想好了，叫做《咱們村的非正常死亡》。我在那個500人口的山村長大，卻見證了許多非正常死亡。十多年前，樂平縣一家小煤窯發火，燒死了 20多個人，我們鄉死了7個，其中我們村有2個人。這兩個人當時都只有三十幾歲，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時期。煤窯燒起來以後，窯主立即把窯門封閉起來以切斷氧氣，防止發生更惡劣的事故，那些死難者的遺體就這樣捂在裡面化為灰燼。家裡人只能拿幾件他們生前穿過的舊衣服堆了一個衣冠塚，妻兒老小都在淚水中艱難度日。那次煤窯發火發生在元旦那一天，我們村裡那兩位死難者都是十二月三十一號趕到煤礦的，意思是掙點錢回家過年。哪知道第二天就把命搭進去了。迫於生計，我們村里許多人不得不從事這種最危險的工作。有的人至今還年年去樂平的小煤礦挑煤。我每年春節回家見到他們，都為他們能夠活著回家過年而感到慶幸。
看到農村中學這麼惡劣的條件，當年我心裏總會生出一股怨恨。每當這時候，再看到學校牆壁上刷的標語－－「再窮不能窮學校，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覺得分外刺眼……
我看見這些教室真是揪心，學生坐在裡面怎麼成長啊！九江地區的農村在全國來說還算是自然條件不錯的，都只是這個樣子，其它條件惡劣的農村更可想而知。
時下農村落實九年制義務教育還很困難，輟學的孩子仍然很多。我家鄉的小學生上學要交95塊錢，中學生交100多塊錢，但是開學之後，學校總要找點理由再收一些。當地的校長有的是我同學，我和他們在一起聊天，他們也是一個勁地訴苦。學校其實也非常艱難，能得到的撥款非常少，不得不靠學生多交一點錢來維持運轉。可即使只收100來塊錢，對於農民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有些農民還真是拿不出。
現在教育體制的變化，幾乎打破了農民改變命運的幻想。過去上大學是公費，只要你能考上大學，家裡需要負擔的開銷不是很大。我的父母那一輩人，就希望孩子能夠通過考學走出鄉村，改變自己的命運。因此，家境好一點的家庭便會努力供孩子唸書，爭取有朝一日金榜題名。現在農民連這點幻想都沒有了，因為現在上大學的費用不是一般農民家庭所能夠承受的，既然考上大學卻上不起大學，何必再供孩子念完中學呢？這就是農民最實際的想法。
不過，大多數農民供小孩上小學還是比較積極。因為上了小學可以識字，最起碼到了九江知道火車站在哪裡，知道怎麼上車，買東西知道怎麼數鈔票……現在農村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是初中念了一兩年就輟學了，初中都不能畢業。他們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可苄員任頤欽庖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