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仍在中國遊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無神論的辯護，舊世界的一切勢力，老左派和新左派、江澤民和胡錦濤、朝鮮的金正日和新加坡的李光耀，都聯合起來了。
有哪一個獨裁者的朋友不是中國共產黨呢？又有哪一個獨裁者不拿共產主義這個旗幟去回敬更進步的反對黨人和自由主義者呢？
從這一事實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中國共產主義已經被世界的一切文明力量公認為一種反人類的勢力；
現在是向全世界公開說明中國共產黨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並且拿黨自己的宣言來反駁關於中國共產主義的神話的時候了。
為了這個目的，北美各地自由派作者集會於網路，擬定了共產黨宣言終結版，用網路、報紙、電臺、電視、通信和電話公布於世。
一、共產黨和社會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不僅僅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也是階級和社會成員合作的歷史。共產黨執其一端而濫觴於世。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有時候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有時候處於分工合作的狀態，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而更多的時候，革命之導致更殘酷的暴政，導致革命權力對人民更殘酷的壓迫和經濟的破壞。歷史證明，暴力革命是社會改造最壞的一種方式。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不能用現在的方式把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儘管社會地位可以從某一方面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僕、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但這些對立從來不像馬克思描述的那樣不共戴天。
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因為，一方面，階級對立從來沒有像共產黨人宣稱的那樣激烈，另一方面，消滅社會分層的計畫是十足的狂妄──沒有任何一個新階級不是利己主義者。共產黨人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由於它把自己打扮成人類的先知，它以建設人間天堂為名在中國等地方建造了人間地獄。
但是，我們的時代，共產黨統治的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有權階級和無權階級。
從清末明初的災民中產生了初期城市的共產主義小組；從這個災民群體中發展出最初的中國共產黨人。
馬克思的理論、繞過俄國的列寧和斯大林，給窮凶極惡的中國激進黨人開闢了新天地。蘇聯勝利和中國民主理想的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的入侵、國民黨的右傾和一般民眾的愚昧，使革命、戰爭和殺戮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中國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在經濟方面，隨著戰爭的發展，以前那種家庭的或行會的工業經營方式已經不能滿足隨著軍事動員的出現而增加的需求了。國家資本主義和民間搶劫代替了這種經營方式。行會師傅被軍隊等暴力階級排擠掉了；各種行業組織之間的分工隨著政府部門和流寇的入侵而消失了。
但是，戰場總是在擴大，需求總是在增加。甚至國民政府的壟斷工業也不再能滿足需要了。於是，軍隊和警察以及各方勢力開始掠奪近代工業的生產成果。1928年以後，政府的大工業完全接替了工場手工業；政府中的百萬富翁，一支一支軍閥的首領，現代資產者，代替了工業的中間等級。這是中共興起的經濟背景。人民的普遍貧困化為革命準備了理由和群眾基礎。
1949年以後，權力消滅了內部競爭並更徹底地統治了社會，最終導致經濟的崩潰和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計畫經濟建立關閉了因戰爭結束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世界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但是，中國共產黨只是增加了自己的資本，卻把中國社會的一切階級都排擠到後面去。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中國社會和世界局勢的一系列變革的產物。
中國共產黨的這種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伴隨著相應的政治上進展。它在國民黨統治下是被壓迫的等級，在農村裡是武裝的和自治的團體，在一些地方組成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另一些地方是組成山大王政治中的流寇之一；後來，在抗日戰爭時期，它是蔣介石政權和日本侵略者之間抗衡的第三勢力，而且是日本軍國主義賴以離析中國的主要政治基礎；最後，從1949年建立政權的時候起，它在現代的專制國家裡奪得了重要的政治地位。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共產黨戰利品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儘管革命的作用不一定等於進步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人性的、文明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安排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傳統倫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敵人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政治搏鬥，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剿肉機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使用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謀財害命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搶劫代替了由宗教信仰和經濟自由支撐著的文明。
中國共產黨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不需要出錢招雇的義務勞動者，並把抗拒者毀滅在五七干校和勞改營中。
中國共產黨撕下了罩在革命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統治關係。
中國共產黨揭示了，在過去深受統治者稱許的那種人力的野蠻使用，是以極高的成本作為相應補充的。它第一個證明了，揮霍人的活動能夠取得甚麼樣的成就。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秦始皇、德國的希特勒和蘇丹的奴隸主的奇蹟；它在和平時期完成了完全類似于于民族衝突和軍事戰爭的死亡記錄，而且這一數字遠遠超過前者。
中國共產黨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從而對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進行破壞，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自由的生產方式，卻是其他的一切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破壞，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共產黨中國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穩定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被鬥爭了。一切自由的和和平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狼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計畫經濟和十年動亂使共產黨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受到巨大破壞。不斷擴大權力佔用的需要，也由於重新分配資源的需要，驅使中國共產黨開始於1978年「改革」。新政權必須到處投資，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貿易關係。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但是黨為了自己的利益控制這一進程，結果使改革越來越成為黨的個體權力以市場和黑社會形式的瘋狂謀利過程。
中國共產黨，由於進入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毛派勢力大為惋惜的是，中國共產黨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1989年偉大的民主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中國的人權問題從鎮壓悲劇之後開始成了國際社會的問題。民族的片面性和侷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民族主義幾乎取代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一種共產黨的文學。中共只是想讓自己在世界市場上賺錢，卻堅決抵制世界的主流文明。這是注定要失敗的。
由於網際網路路的迅速改進，由於通信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傳輸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中國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和專制黑暗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網路時代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這種文明，即變成網民階級。一句話，它按照古典自由主義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過渡中的世界。
中國共產黨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但卻反對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無法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共產黨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農民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東方。
江澤民上臺以來，這個新分肥集團日甚一日地掠奪生產資料、財產和侵犯人權。它使城市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公開以腐敗的方式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裡。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係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習慣、不同派別、不同發展水平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新黨魁、統一的意識形態、統一的權力利益和統一的精神氣質的統一的既得利益集團。
共產黨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統治中所破壞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破壞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環境的破壞，市場的消滅，暴力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應用，對內壓迫，對外的戰爭，原子彈的開發，整個整個地區的開墾，河川的污染，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政治裡蘊藏有這樣的破壞力呢？
由此可見，共產黨統治賴以形成的經濟基礎和政治暴力，是在「革命和建設」中造成的。在這些打砸搶運動中，所有的社會關係被消滅，因為這種關係已經在阻礙專制了。它變成了束縛專制的力量。它必須被炸毀，而且已經被炸毀了。
起而代之的是國家對經濟的壟斷以及與國家壟斷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共產黨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現在，我們眼前繼續進行著類似的運動。共產黨的經濟壟斷和經濟瓜分，改革開放重新確定的腐敗關係，這個曾經赤裸裸搶劫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並消滅了交換手段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像一個劊子手一樣支配自己用刀與血保衛搶來的財富並鎮壓民眾的造反。幾十年來的改革和開放的歷史，只不過是中國權力階層從集體佔用國家資源向個體權力重現分配的歷史。只要指出在週期性的投資過熱中越來越危及整個權力私有化的經濟危機就夠了。在經濟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製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投資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彷彿是一次飢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投資；彷彿是房地產和商業全被毀滅了，──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為權力控制投資，不管效益，投資越多，尋租的機會就越大。這些投資形成的項目從開始就不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的；相反，這些無效生產已經造成了銀行破產和土地、能源的耗費。民營經濟已經強大到這種關係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係的阻礙；而它一著手和權力經濟聯合，就使整個社會主義社會陷入混亂，就使共產黨集體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共產黨的集體所有制已經太危險了，再不能容忍這種內外結合的瓜分。──中國共產黨用甚麼辦法來克服這種危機呢？一方面不得不像朱鎔基和溫家寶一樣搞「宏觀調控」，另一方面就是開闢新的能源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能源市場。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辦法呢？這不過是中國共產黨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
中國共產黨用來推翻國民政府的武器，現在卻對準共產黨自己了。
但是，中國共產黨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失地農民、失業工人、法輪功等宗教信仰群體和自由派知識份子。
隨著改革和開放的發展，中國抗議群體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農民和工人只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他們的勞動對瓜分資產有利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由於投資危機及其暫時性控制，這些人甚至是找不到機會把自己零星出賣的人，他們連商品都不是，只是國家廢棄的物品，所以他們更徹底地感受到社會的一切變化、一切濫用權力的影響。
由於國企改革的推廣和城市建設、工程建設對土地的掠奪，城鄉弱勢群體已經失去了任何獨立生存的能力，因而「胡溫新政」對他們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城鄉弱勢群體變成了改革開放的犧牲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極其簡單、極其單調和極容易學會的操作，並以拖欠工資的方式欺負他們。而更多的人連這樣的工作機會也沒有。因此，花在城鄉弱勢群體身上的費用，竟然低於維持人的生活和延續人的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商品的價格，是同它的腐敗費用相等的。因此，城市經濟越「繁榮」，越使人感到厭惡，普通人的工資也越減少。不僅如此，腐敗越嚴重，分工越細緻，對勞動量的需求也就越減少。於是窮人越來越多，而商品越來越貴。
現代分肥事業已經把家長式的師傅的小作坊變成了政治局委員的家族企業。擠在街道上的城鄉弱勢群體就像退伍軍人一樣被甩出來。他們曾是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普通士兵，沒有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或大學教育。他們不僅是共產黨國家的奴隸，並且每日每時都受警察、黑社會、首先是受各個種流氓勢力的奴役。這種專制制度越是公開地把營利宣布為自己的最終目的，把發展宣布為硬道理，用穩定壓倒一切，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惡。
網路時代的一些新興產業，對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氣力越少，換句話說，現代技術越發達，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擠。網路時代在某種意義上進一步拉斷了中國社會，它使中國城鄉弱勢群體進一步邊緣化。
當一個農民或城市居民好不容易經營起一個小買賣，當他們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辛苦報酬的時候，馬上就有共產黨豢養的另一部分人──警察、城管、稅吏、居委會等等向他們扑來。
以前的中間等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城鄉弱勢群體的隊伍裡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和權力經濟競爭；有的是因為各種權力的壓榨和騷擾使他們無法正常經營下去。城鄉弱勢群體的隊伍就是這樣從居民的所有階級中得到補充的。
城鄉抗議群體經歷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共產黨的鬥爭是和它的存在同時開始的。
最初是單個的人，然後是某一工廠的工人，某一村的農民，然後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勞動部門的農民和工人，同直接掠奪他們的單個權力作鬥爭。他們不僅僅上訪，而且有時候攔鐵路；他們也到天安門廣場自焚，力圖喚起中南海大人物的注意和同情。
在這個階段上，抗議者還是分散在全國各地並為競爭所分裂的群眾。大規模向北京集結，還不是他們自己聯合的結果，而是最高權力部門集中在北京的結果，當時「胡溫新政」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須而且暫時還能夠容忍城鄉弱勢群體有限度地發動起來。因此，在這個階段上，城鄉弱勢群體不是同黨作鬥爭，而是同黨的基層組織作鬥爭，即同專制政治的僕從、地方官員、警察、企業主和小流氓作鬥爭。因此，整個歷史運動都集中掌握在「新政」的手裡；在這種條件下取得的每一個勝利都是「胡溫新政」的勝利。
但是，隨著腐敗的發展，城鄉弱勢群體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它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力量。網路使他們的聲音不再被封閉，一些律師、作家、知識份子也開始直接進入到「門前政治」當中來。黨內鬥爭、特別是未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者彼此間日益加劇的競爭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危機，使鎮壓越來越不自信和統一。單個工人和單個權力者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具有兩個階級的衝突的性質。我們相信，不久以後，城鄉弱勢群體將開始成立反對共產黨的同盟；他們聯合起來保衛自己的土地、房屋、孩子和女人。他們甚至會建立了經常性的團體，以便為可能發生的反抗準備食品。有些地方，鬥爭爆發為起義。
抗議者有時也得到勝利，但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他們鬥爭的真正成果並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抗議者的越來越擴大的聯合。這種聯合由於信息時代所造成的日益發達的交通工具而得到發展，這種交通工具把各地的抗議者彼此聯繫起來。只要有了這種聯繫，就能把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的鬥爭匯合成全國性的鬥爭，匯合成政治鬥爭。而一切門前政治鬥爭都是政治鬥爭。1989年民運靠自行車需要幾天才能達成的公開信，現代的維權運動利用滑鼠只要幾分鐘就可以達到了。
中國抗議運動組織成為現代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於殘酷鎮壓和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總是要產生的，並且一次比一次更強大，更堅固，更有力。它利用共產黨內部的分裂，迫使他們用法律形式承認抗議者的個別利益。成都的李思怡案件、廣州孫志剛案件就是一個例子。
舊體制內部的所有衝突在許多方面都促進了政治抗議運動的發展。中共處於不斷的權力內戰中：最初反對四人幫：後來反對兩個凡是；經常反對一切的所謂外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一切鬥爭中，中國共產黨都不得不向人民呼籲，要求人民援助，這樣就把人民捲進了政治運動。於是，共產黨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對自身的武器給予了人民和網民。
其次，我們已經看到，專制的壓制把很多知識份子和政府官員（如焦國標和黃金秋）整批成員拋到體制外抗議者的隊伍裡去，或者至少也使他們的生活條件受到威脅。他們也給政治異議運動帶來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後，在政治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於抗議的階級，即掌握著未來的階級。所以，正像過去貴族中有一部分人轉到共產黨方面一樣，現在共產黨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分共產黨精英人士，轉到政治抗議運動方面來了。
在當前同共產黨對立的一切運動中，城鄉弱勢群體和法輪功是真正有力量的運動之一。其餘的力量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趨消沉或正在重新盤整，但城鄉弱勢群體的抗議卻是改革開放本身的產物。
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小官僚，他們同共產黨沒有直接展開鬥爭，他們甚至需要這個體制，他們的存在和發展很多是通過腐敗實現的。
流氓無產階級是舊體制製造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抗議運動捲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猶大的勾當。但是出賣可以破壞革命事業，卻不能破壞自由主義的事業，因為自由與密謀無關。
在城鄉弱勢群體的生活條件中，文革時期的生活條件已經被消滅了。那時候他們沒有財產，現在他們連工作也沒有了。他們和妻子兒女的關係同共產黨高官的家庭關係再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了。法律、道德、政策，在他們看來全都是共產黨的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後面的全都是共產黨的利益。
過去共產黨爭得統治之後，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現在中國的無產者又回到了共產黨起家的地方，他們同樣打算廢除全部現存的佔有方式。他們同樣沒有甚麼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國有財產的一切。
過去共產黨的一切運動都是表明為著奪取政權的運動。現在的政治抗議運動會有所不同嗎？同樣由於毫不妥協的鎮壓，今天的無權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最後必然要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而在幾十年以前，現在的上層曾領導他們這麼幹過一回。
我們已經看到，至今的中國的一切王朝都是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礎上的，其理想都是建立起點公正。過去的統治不能再被容忍了，直到新的統治變得同樣不能容忍。情況總是這樣的，人民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情況總是這樣的，統治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情況總是這樣的，社會再不能在它統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說，它的存在不再同社會相容了。情況總是這樣的，新一輪政治改造再週而復始……
每個專制統治都產生生產著它自身的掘墓人。如果說，國民黨的滅亡和共產黨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那麼，共產黨的失敗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在於：經濟決定論過高估計了它對人的決定作用，更重要的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一個徹底的政治謊言。由於人的普遍侷限性，共產黨的勝利只是財產佔有者的換位，而不是政治本身的勝利。政治抗議的文明方式就是拋棄共產革命的方式，拋棄掘墓的方式。抵抗是對的，怎樣抵抗仍是一個中國問題。
二、無權者和共產黨人
共產黨人同全體無權者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共產黨人是同其他現代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
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權階級的利益相同的利益。
他們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欺騙無權階級的運動。
共產黨人同其他無權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國無權者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自己奪取和控制國家權力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權階級和專制政治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專制政治的利益。
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專制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的專制統治的地方在於他們瞭解無權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專制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共產黨成為明確的有產黨，維護共產黨的統治，並堅決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
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在的反人類文明、我們眼前的反歷史運動的真實關係的一般表述。廢除先前存在的文明成果，並不是共產主義所獨具的特徵。
一切所有制關係都經歷了經常的歷史更替、經常的歷史變更。
例如，法國革命廢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革命者的所有制。
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所有人的所有制。
但是，現代的共產黨權有制是建立在內部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殘殺上面的產品支配和佔用的不是最後而又不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建立權力佔用制。
有人責備我們共產黨人，說我們要消滅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要消滅構成個人的一切自由、活動和獨立的基礎的財產。
好一個勞動得來的、自己掙得的、自己賺來的財產！你們說的是辛亥革命以前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小農的財產嗎？那種財產用不著我們去消滅，辛亥革命已經把它消滅了，而且每天都在消滅它。
或者，你們說的是現代的所有階級的私有財產吧？
但是，難道雇佣勞動，無產者的勞動，會給共產黨創造出更大的財產來嗎？沒有的事。這種勞動所創造的是資本，即公民個人的財產，只有在不斷產生出新的自由市場條件下增加起來的個人財產。現今的這種財產是在資本和勞動的合作中運動的──這與我們共產黨有甚麼關係呢？讓我們來看看共產黨與市場這種對立的兩個方面吧。
做一個共產黨人，這就是說，他在生產中不僅沒有佔有一種純粹個人的地位，而且沒有佔有一種社會的地位。資本是別人的產物，它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運動起來。
因此，資本不僅是一種個人力量，而且是一種社會力量。但不是共產黨的力量。
因此，把資本變為共產黨的、屬於共產黨全體成員的財產，這並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而是把個人財產變成共產黨的財產。這時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獲得它的階級性質。
現在，我們來看看共產黨統治下的雇佣勞動。
國家雇佣勞動的平均價格低於最低限度的工資，即工人為維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額。不僅如此，雇佣農民靠自己的勞動所佔有的東西，甚至不能勉強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我們一度打算（如大躍進和文革）消滅這種供直接生命再生產用的勞動產品的個人佔有，使任何佔有不會留下任何剩餘的東西使人們有可能拒絕為黨勞動。我們要消滅任何這種佔有的可憐的性質，在這種佔有下，工人和農民有時候還可以為自己而活著，我們必須做到只有在黨的利益需要他活著的時候才能活著。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活的勞動只是佔用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的一種手段。在共產主義社會裏，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只是擴大、豐富和提高黨的生活的一種手段。
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是現在透支未來，在資本主義裡是現在支配過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因而活動著的個人也有獨立性和個性。而共產黨卻把消滅這種關係說成是解放個性和自由！說對了。的確，正是要解放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
在現今的共產黨生產關係的範圍內，所謂自由就是自由鎮壓，自由揮霍。
但是，公有制一消失，自由揮霍也就會消失。關於改革開放的言論，也像我們的共產黨的其他一切關於公有制的大話一樣，僅僅對於無名財產的買賣來說，對於把集體佔用權變為個體權力所有權來說，才是有意義的，而對於自由主義要消滅公有制欺騙、消滅權力佔用制的生產關係和國家壟斷本身這一點來說，卻是毫無意義的。
自由主義要消滅公有制，我們就驚慌起來。但是，在我們的現存社會裏，公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被消滅了；這種公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公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不存在。可見，你們責備我們，是說我們要保留那種以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財產為必要條件的所有制。
總而言之，你們責備我們，是說我們要消滅你們的那種所有制。不對，我們不完全是要這樣做的。
從勞動能變為資本、貨幣、地租，一句話，能變為可以維持的社會力量的時候起，就是說，從個人財產不再能變為共產黨財產的時候起，個性自由了，但黨性就受到威脅，黨的利益就可能被消滅了。
由此可見，你們是承認，你們所理解的個性，不外是自由主義的個人解放。這樣的個性確實應當被消滅。
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黨員佔用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其他所有社會成員利用這種佔有去解放他人的權力。
有人反駁說，私有制一消滅，一切活動就會停止，懶惰之風就會興起。
這樣說來，社會主義社會早就應該因懶惰而滅亡了，因為在這個社會裏是勞者不獲，獲者不勞的。所有這些顧慮，都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同義反覆：一旦沒有軍隊鎮壓，也就不再有雇佣勞動了。
所有這些對共產主義的物質產品的佔有方式和生產方式的責備， 也被擴及到精神產品的佔有和生產方面。正如黨的所有制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是生產本身的終止一樣，公民教育的終止在他們看來就等於一切教育的終止。
自由主義唯恐失去的那種教育，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把人訓練成人。但我們要把人訓練成螺絲釘，訓練成工具，
但是，你們既然用你們自由主義關於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觀念來衡量市場自由的主張，那就請你們不要同我們爭論了。我們的觀念本身更是共產黨的生產關係和所有制關係的產物，正像我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我們這個先鋒隊的意志謊(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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