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三星公司器重於我。03年初，進入公司半年後我就任研發中心先行課課長一職。先行課在韓國的金湘玉副總指導下，我負責過空氣清新器、空調和冰箱的殺菌功能、立式窗機等項目的先行開發。在短短數月中為公司申請了三、四項專利。並與上海交大達成光催化空氣淨化產學合作重要協議，為蘇州三星在空氣淨化這一領域的產品開發打下基礎，使中國高校與韓國三星電子的合作有一個良好的開端。在三星『以優良的技術和產品服務人類』的經營理念下，我也非常喜歡自己所從事的家電新產品研發工作。我參與籌備的蘇州三星研發中心的成立，更是為新產品研發提供了良好的平臺。作為蘇州三星的重點培養對象，去年十月五日我被派遣來韓國三星國際經營研究院培訓十週，是在北美、澳洲等國的教師指導下與來自於亞洲各國的100多位三星高級職員一起學習、生活。學習生活比較緊張，但在與多文化背景的教師和同學交往中，也感到自己的知識面有了大的拓寬，各方面能力提高不少。這段時間的培訓，我獲益不淺。也結交了多國的朋友們，令人愉快。這一切，本來應是在國家和人民培養下，我多年奮鬥學有所成後，事業上發展的一個良好起點。
天有不測風雲，出乎朋友們和家人親戚意外的是，我在韓國培訓期間，蘇州國安在國內的多起特務行動，令有關我的一切發生了劇變。直接導致我在培訓結束後有國難投、有家難回。我曾於十月下旬給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的網站發過電郵，請法制辦轉交一封給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的信。但我一直沒有得到絲毫回音。在一年後的今天，我決定把這起由一年前蘇州國安的特務行動引發的事件公諸於眾。
我是去年七月左右在網路上認識李茜的，當時李茜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唸書，臨近畢業。李茜也介紹我認識了她在美國唸書的男友小梅。在網路上的交談中我得知，李茜的母親楊旭因修煉法輪功前幾年就被公安抓走，當時失去一切聯繫，生死不知。而且由於李茜的父親受國內電視上對法輪功的詆毀宣傳影響，仇視於妻子和女兒，在假期中李茜從南京回到四川往往給趕出家門。李茜畢業時暫時沒找到工作，而且不想回家，因為被趕走，她想著出國繼續深造。當我得知這一家庭悲劇後，就想努力幫助李茜。當時，我曾想著幫李茜介紹工作，也在李茜困難時作過少量經濟上的支援。雷江濤是2003年上半年我在網路上認識的。他是畢業於河北衡水師專的計算機高材生。當時在參與他以前的老師編寫計算機書籍的工作，由老師所得稿費發給生活費。由於有時書的出版遲，那麼雷江濤就只好靠向他的老師借錢度日。我當時認為長此下去於他的未來可能不利，就表示過也許他來蘇州可找到合適的職位，因為世界五百強企業大多數在蘇州工業園區有分支等。我想幫助雷江濤在蘇州安頓下來。扶危濟困、樂於助人一直被我當作是做人的本份。何況我本人也是一個法輪功修煉者，幫助困難中的同修是我份內之事。
由於我自己畢業沒多久，為了經濟上較好的幫助李茜和雷江濤，我問了一位在國外讀書的交大校友小張是否有餘力。小張同意借了幾千元人民幣給他們，小梅也答應借幾千元人民幣給他們。很久以後，我才得知這位剛工作的校友其實也經濟困難的，小梅更是在向銀行借錢。這是困難中朋友們之間的互助，患難見真情。
我十月五日來韓國。雷江濤離開河北後先去北京找工作，但沒找到，在國慶時回家過了節，過完國慶於十月中旬從河北到了蘇州。
李茜是十一月二日在上海她的朋友李晶的住處被蘇州國安非法抓捕的。雷江濤十月三十一日從蘇州到北京，是去他的朋友孫吉良(北京郵電大學畢業，北京太極華能公司職員)處取回他的行李箱，當晚雷江濤、孫吉良和王旭(北郵碩士畢業，首信公司職員)在孫吉良的住處被突然闖入的國安非法抓捕。
我從種種跡象推測，國安抓捕李茜的藉口是李茜的帳號上收到了小張借給她的錢，而李茜又曾轉借了一部分給雷江濤。雷江濤也可能是因此而被蘇州國安盯上的。而孫吉良和王旭則由於剛好跟雷江濤在一起而受了牽連。
那麼，是我提議小張給李茜以幫助的，故在他們被莫名其妙抓走而且國安已經在調查我的情況下，我估計自己回國很可能有失去自由的危險。而且我自己也是一個法輪功學員，蘇州國安試圖藉機轉化我來立功也是可想而知的。
當時蘇州三星的金湘玉副總和崔平錫副總於2003年12月10日來到了我培訓所在的韓國三星國際經營研究院。主持蘇州三星研發中心的金湘玉副總表示非常希望我回去繼續負責先行課正在推進立式窗機等項目。在與崔副總的交談中，我得知公司是希望我放棄修煉法輪功，立即回國正常工作，崔副總說哪怕假裝說一下不煉了應付一下國安也行。我當時向崔副總表示法輪功是被當權的壞人冤枉的，修煉真善忍只會對國家和社會有益，沒叫人做任何違法的事。我不會放棄修煉的。並且作為一個法輪功修煉者是不應說假話的。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大家如果都說假話，對整個社會的道德也是有害的。修煉者不說假話，對社會是有益的。所以我也不會向國安假裝說不煉了。我表示希望蘇州三星從愛護員工的角度，要求蘇州國安不要搞這種非法調查、不要迫害中國憲法和國際公約賦予的公民信仰自由權利。崔副總表示如果我回去後真的被國安抓走，公司願呼籲蘇州政府放人，但他也說明韓國三星電子在中國也只是客人，是不是有效果，他沒把握。對我希望留在韓國三星電子繼續工作或學習一段時間的願望，崔副總表示由於三星集團沒有這樣的先例而且三星的原則是不介入政治等考慮，蘇州三星不可能幫這個忙的(此決定也得到了韓國三星電子的同意)。故崔副總最後讓我自己立即選擇，要麼回國，要麼辭職。崔副總曾說我的辭職情況特殊而且我是公司需要的人才，無論什麼時候回國，公司照舊歡迎我，但當時如決定不回去，則必須先辭職。於是我簽下了崔副總準備好的辭職書。金副總和崔副總在與我分別時均對我表示了同情和理解。
崔副總回國後也曾向蘇州國安表示對我的重用，希望國安不要影響我的回國正常工作。國安則說只要我說清楚就沒事。通過蘇州三星的聯繫，我去年十二月向蘇州國安局的陳燕處長打過兩次電話，我表示，我沒有做任何對不起國家和人民的事，相反一直在努力報效祖國和人民，我勸他們不要危害公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更不能因為我而影響我妻子、孩子及其他家人）。並且說明你們要問什麼問題的話，可在我回國前在電話中問清楚，回國後就不要再騷擾我的正常工作與生活，因為我不想在有可能自由受要脅下回答問題。但陳燕表示，並不是她一人要找我麻煩，而是她與她的同事們必須就一些事情當面向我問清楚。陳燕說，希望我回去，找我聊一下必然的。找的方式可商量的－－她的意思是可以一起喝喝茶之類。『被國安大哥找去喝茶』，這是網路上流行的一句表示一個人因為中國國安調查而突然失蹤的話，我從沒想到真會有國安想找我喝茶。當然也許當時陳燕的意思是真的喝茶，不抓捕我。但這究竟這是不易分辯的。而且我當時已經得知李茜、雷江濤、孫吉良、王旭被國安非法抓捕。更重要的是，我以為國安在這件事上本就是無事生非在做壞事，故我絕不會配合他們的。我不會出賣良知如他們所願的。也即，我認為自己是達不到他們所要的那種『說清楚』的。
我知道，如果雷江濤和李茜不是法輪功學員，蘇州國安根本不會過問這種朋友間幾千元錢互相幫助的金錢往來。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前軍委主席江澤民確定了『由於法輪功講真善忍，不會使用暴力，故可放手打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