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五四運動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作者:英雄不問出處 發表:2004-11-25 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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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申報》創刊50年,以50年來中國為題,向社會各界徵文。蔣百裡撰文,說中國如一個酒精中毒的病人,搶步前行,跌跌撞撞,在內憂外患的擠壓下,幾乎失去了理性。蔣百裡以軍事聞名,當不懼血與火;蔣百裡又是教育家,教育家超越軍人,能看出一段血與火的歷史長程,最缺少的恰是理性。

1919 年5月4日火燒趙家樓事件發生,萬人諾諾,一士諤諤。只有梁漱溟一人持不同看法:必須對北大學生中的縱火犯提起公訴,然後在法庭上特赦;無公訴,不足以維持法治尊嚴,無特赦,不能體恤學生的愛國熱情。今天看來這是二十世紀開始時最為難得的理性,但在當時已經為民族主義情緒裹挾的知識界,沒有一點回應。

不消十年,北大之父蔡元培被北大之子毆打;瀋崇事件之後,五四領袖胡適之在任何一個大學登臺,總被事先安排好的口哨、尖叫打斷,已不能從容演講。西化打敗中化,俄化打敗西化,從五四運動分野出來的這支左翼運動呼嘯直下,如入無人之境。

多年之後回首,人們才看見驚濤拍岸,只是開闢了一個「丘九」傳統,「丘九」比「丘八」對中國社會的理性精神破壞更甚。

時至今日,大陸公開出版的漢語閱讀物中,只有在韋君宜的《思痛錄》中看到對這一傳統的深刻反思。她所屬的那一代人已經是五四第二代,是以一二九運動為標誌登上政治舞臺,席捲蔣百裡之後五十年。但在晚年反思時,她終於說出了她這一類型知識份子最要緊的一句話:如果早知後來經歷的一切,她就不參加了!

「文革」是這個民族一百年酒精中毒的惡性發作,表面上是五四精神的中斷,其實是五四精神的左翼延續。時之偉人,唸唸不忘的是五四遺囑--政治革命因孤立而難免失敗,只有深入到社會革命才能保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也會顛覆,只有深入到文化革命才能保社會革命。恰好知識份子一個世紀孜孜以求,也有一個不打引號的文化革命。從不打引號的文化革命到打引號的「文化革命」,歷史執意走完一個輪迴,才願重歸它的起點。

「改革」否定「文革」,並不只有經濟轉型的意義。所謂撥亂反正,應該是「撥」五四以降的左翼激情,「反」血與火之下的社會理性。遺憾的是,「文革」只能以「文革」的方式了結,恰如俄羅斯民俗,酗酒者只有再灌一口酒,才能促使其醒酒。這就注定與「文革」相反的新時期--「改革」,要拖著「文革」的濃蔭前行,顛顛簸簸,酒意難醒。當時否定「文革」的最好理由,是痛斥「文革」武化--「打砸搶」,但是「打砸搶」卻被限定在一個狹小范圍,並沒有上溯至歷史深處,淘清五四以來的「丘九」慣性:能打能砸就是革命,能搶能分才是公平。

八十年代末。「改革」原生兩翼,折一翼留一翼,諸多改革是干了再說,甚至干了也不說,改革因此而刪削了左右;能深入,足令鄰人羨慕,卻也因此收窄了社會參與。一代人的時間裏,從貧富不均到貧富懸殊,市場經濟未必是「原罪」,卻最可能成為「替罪」。

市場經濟歷來離文人遠,亦為歷朝皇權所不喜,到了1956年,曾經被消滅過一次,乾淨而徹底。民主是與市場經濟一起來到人間,你不可能只要民主,卻不要市場經濟。文人可以找到不民主的市場經濟--權貴資本主義,也可以找到不市場經濟的「高度民主」即--斯大林的真專制,卻難找一個沒有市場經濟的民主。文人當不忘1957年反右,卻不能淡忘市場經濟被消滅的1956。1956是1957的鋪墊,在此之後,執政者才那麼坦然面對普天之下的腹誹: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二十年後,市場經濟第二次出現,如此市場經濟並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卻是一個特殊的市場經濟,它一身而兩任焉:既通向舊體制,新利潤滋養老權貴;又可能蛻化出新因素,反噬其母體。

中國終於再生出「看不見的手」,卻還有「看得見的腳」。「腳」覆蓋著「手」,既釋放「手」,也扭曲「手」,「腳」與「手」一起扭。

蔣百裡前後,沒有一代文人不要民主,但也沒有一代文人能明白有市場經濟未必有民主,但沒有市場經濟,則肯定沒有民主。

改革發生歧義,開放也免不了爭議。也是一代人的時間,中國從窮國中的大國,一躍為大國中的窮國,大國心態催人揚眉吐氣:彷彿地球發生新了的造山運動,水平方向的發展一躍為垂直方向的凸起。

歷史有刻度:一個民族積壓有被侮辱、被損害的集體記憶,有一天它突然變得富裕,哪怕是只有一部分人先富,更是它需要冷靜警醒的時候。三十年代的日本少壯是這樣,同一時代的德意志則說「國家社會主義」。1941年12月8日,日本軍隊雄赳赳跨進租界,讓白種人拉車,讓黃種人坐車,讓更多的中國人歡呼:打倒白色帝國主義!日本人這樣做,是出於大東亞共榮圈的驕傲,而中國人那樣歡呼,則暴露刺刀下的奴性,奴性不妨礙民族主義的酒性。

科索沃危機重新點燃新一代大學生的民族主義熱情,那一次「愛國主義」狂歡,也許是想模仿八十年代的師長?卻使人想起「丘九」,想起義和團,還想起瀋崇事件。龍應臺為同胞民主辯護,同時剝離綠島上的民粹主義,卻在網上被萬箭穿心,口水也能淹沒理性。兩岸少壯首尾相啄:一邊是民族主義加民粹,另一邊則還是民族主義加民粹,大家都是國家至上,再加某某主義。

八十年蔣百裡回首,中國是否已醒?幸虧還有國歌,起首一句頗理性: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危險的並不是戰時,而是在大國復興時:制度化低,可預期也低,什麼都不會發生,什麼也都會發生,惟有歷史的鋒刃在暗中逼近。

(作者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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