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人來說，張純如書中所描寫的細節或許並不是很新鮮，但在北美、歐洲和英語世界其它地方，南京大屠殺的整個過程遠遠不像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那樣受到廣泛的介紹，很多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因此，張純如把這個歷史事件用英語表現出來，讓它超出了中國和日本歷史的範圍，進入一個更廣泛的世界的歷史意識，這是她為歷史研究和歷史傳播所作的一個突出貢獻。
在完成了這本書之後，張純如又出版了一本書，反映美國華人在受歧視的情況下努力奮鬥的歷史。在她自殺前夕，她正從事另一項研究，有關二次大戰時期美國戰俘的遭遇。
1942年日本在佔領了菲律賓之後，曾經強迫數萬名美國戰俘在極端惡劣的狀況下作長途步行，結果將近兩萬名戰俘在途中死亡。這個事件被稱為「八打灣--死的行進」。
如果要用最簡潔的語言概括張純如在她的歷史寫作中所關心的問題，那就是在暴行和苦難中表現出來的人性。在這個意義上，張純如的書和歷史上所有值得一讀的歷史作品屬於同一個類型。
然而，在張純如的作品所產生的影響的背後，有一個很多人或許並沒有意識到的問題。近幾十年來，種族和文化多元性在西方世界日益受到重視和保護，成了所謂政治正確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西方人對不同種族或不同族性之間的暴行特別敏感。例如三十到四十年代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本上個世紀初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迫害，九十年代波黑塞族對穆斯林的迫害，七十年代巴基斯坦軍人對孟加拉婦女的暴行等等。張純如的作品主要描寫的也是不同種族之間的衝突，在這個意義上她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由張純如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寫作，我不由得想到另一個女作家和歷史學家的工作，這就是我們在以前的節目中介紹過的王友琴關於文化大革命中受難者的記錄。王友琴是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師，她耗費了20多年代的心血，完全依靠個人能力，收集了將近700個文革死難者的材料，在最近出版了一本書，題目就叫《文革受難者》。
稍稍翻閱一下這本書，人們就會被文革中所發生的暴行所震撼。例如一個年輕力壯的男教師竟然被他的幾個女學生活活打死。在1966年夏天，短短一兩週時間裏，北京就有數千人被打死或自殺。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所有這一切發生在和平年代，殺人者和被殺者不但同文同種，甚至是師生，是同事，是街坊鄰居。王友琴當然知道文革的受難者難以計數，但作為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者，以她個人有限的能力，她只能收集700名證據確鑿的死者。她希望她的工作只是一個開端。
然而，同樣是揭露暴行，王友琴的工作遠遠不如張純如的工作有影響。如果就暴行的廣度和深度來說，文革無疑要超過南京大屠殺，因為文革所涉及到的是全中國，受文革影響的幾乎是每一個家庭，在文革中因為種種原因而死難的人，總數遠遠在南京大屠殺之上。更重要的是，在戰爭期間對敵對民族所犯下的暴行，無論多麼可怕，都要比在和平年代對本民族成員所施加的暴行要容易理解得多。因此，對文革暴行的歷史記錄和理解，應該比對南京大屠殺的敘述更應該在我們的歷史意識中佔有地位。
可惜的是，不要說在中國的中國人，就連在美國的中國人，瞭解王友琴的工作的人比知道張純如的著作的人要少得多。當張純如自殺的消息傳開後，很多在美國的中國歷史學者表示應該設立一個基金會來紀念她，因為張純如的工作代表了歷史學家面對真相的良知、勇氣和人道精神。這個建議非常好。但是我想，如果要說良知、勇氣和人道精神的話，那麼王友琴的工作難道不離我們更近，她的獻身精神難道不更值得我們敬佩嗎？
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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