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目前的發展，總體上按照胡溫的思路在走，並且已經在經濟領域內尤其是農業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胡溫採用糧補等手段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通過控制化肥等農資價格保護農民利益。中央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制度，保證了農民種糧受益；降低了農業稅稅率，減輕了農民負擔；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則給了農民更多實惠。據報導，截至目前，全國已向種糧農民發放直接補貼112億元，佔補貼資金總額的96％，近6億的種糧農民直接享受到國家政策帶來的實惠。全國13個糧食主產省（區）通過糧食直補，已補貼農戶13892萬戶，平均每戶增收74元。
這是近年來少有的現象。如果我們不抱成見地去看待這個現象，那麼基本可以得出胡溫想使農民受益的決策傾向。同樣，抑制過熱的鋼鐵建設，加強能源建設的調控力度，也顯示出胡溫想在調整經濟發局，合理經濟發展的意圖。而且，隨著胡溫權力的穩固
，宏觀調控政策有可能在抑制地方保護主義方面發揮重大作用。
振興東北將成為胡溫新政的另一個亮點。如果說鄧時代是以廣東東南沿海為突破口進行改革，江時代是以復興從上海到大連的東部沿海為標誌，那麼振興東北將是胡溫確定新政體系成功與否的關鍵。胡溫對於東北最近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調整，包括對用於技術改造的投資進行前所未有的優惠等，充分說明胡溫對於東北振興的良苦用心。 由於東北是中國的工業基地，底子厚，一旦振興計畫成功，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力自然不在話下。而且，東北的振興，將使重工製造業在中國經濟的比重加大，將極大地豐富和改善現在以輕工業出口為主的外向型經濟模式，使中國的經濟結構更為均衡。
建設和諧社會，是胡溫提出的一個新理念。這個理念的背後是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現實。胡溫顯然想在彌合社會矛盾，縮小貧富差距方面做出努力。但由於胡溫提出和諧社會這一黨的任務的決議比較新，目前還沒有具體的措施或政策出臺。但我們可以從潘岳最近引起關注的文章《環境保護與社會公平》中看出一些端倪。潘岳的這篇文章，表面上雖然是從環境保護角度談社會公平，但實際上，與他以前的文章一脈相承，充滿了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質疑。這種質疑不能單純地看做來自一個理論家的個人觀察。實際上是中國社會進入新世紀後關於現實與未來、中國與世界各種觀察爭論的一個結果。這種結果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對現行的現代化模式提出了質疑，認為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這種思潮不僅具有中國背景，同時也具有世界背景，70年代迄今的後現代主義運動，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使環境意識成為一種全球共識。不僅顯著地影響了西方尤其是西歐的政治發展，同時，由於其反西方中心，反資本主義掠奪性工業化發展的本質，與共產黨對於社會主義的追求具有天然的一致性，所以這種思潮很容易與共產黨的理想相契合。潘只不過是作為一個理論家，前瞻性地看見了這一點而已。這也是為什麼他的思想在知識階層容易引起共鳴的重要原因。
潘岳在他的文章中，對和諧社會提出了很多具體性建議，包括建立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補償的機制，包括以綠色GDP取代現有GDP，等等，其核心追求都是試圖對共產黨中央的宏觀調控與和諧社會進行具體的豐富。而且他的觀點在人民日報等大報發表，無疑是中共中央下一步政策調整的探氣球。可以想見，如果其中的一部分方案成熟，一定會在現實中推行。
從這一點上看，胡溫新政並非沒有實質性內容，而是正處於調整和實施的前期。
以黨內民主為突破點進行政治改革，與其說是胡溫在政改道路上的積極一步，不如說是不得不為的選擇。現在這一改革正在小范圍內進行，其效果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聯繫中國歷史，如果這一改革在小范圍內成功，其被進一步推廣的可能性很大。
至於民間民主活動，估計目前開展的可能性很小，最多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潘岳所說的，在環境領域內提倡公眾參與。而且已有一些相關的措施出臺，比如召開環境聽證會等等。但只限於環境領域開展此類活動，也反過來說明執政黨對於公眾民主呼聲的基本態度還是比較消極的。胡溫也很難在這一點上有什麼太大的突破。
總之，胡溫新政還是有其實質性內容的，但比較中國社會本身的需求而言，這些新政內容的確還不能滿足中國社會的發展需求。相對於江時代，胡溫一方面在經濟調整上會表現的比較積極，在促進社會公平方面會比較努力，但在政治改革方面，可能反而比
江時代更謹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