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以群分的。做學問的人，名氣只是在學術圈的軌道上運轉。超越了軌道，就會面臨翻船。陸德明，一個很普通的名字，要不是名字與「嫖娼」搭上瓜葛，不會成為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 被公眾玩耍，滋養公眾的獵奇欲，相反，只是在他的行業內，被大家尊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陸德明被逮住了，惹了一身時代潛規則的臊，只好遠離喧囂，默默揹負著天下人的譴責，或者同情。我相信中國高校的學者和教授仍然是中國的道德楷模，同時我也相信陸德明嫖娼事件不是一個個案，還有很多陸德明在潛伏著。
什麼力量使一個本該擔當道義的文化學者放棄最基本的道德職業操守？文化的崇高價值，不能引導一個高級知識份子的行為理念？我們的教育者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形象使者，包含著一層道德光暈：作為傳道、授業、解惑者，他們往往被時代界定為時代的道德持有人。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論到：你們都是最優秀的知識份子。如果最優秀的知識份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麼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裡去尋找道德善良呢？有人認為：最絕望的腐敗並不是官僚腐敗，而是知識份子的腐敗。因為，知識份子墮落，敗壞的是整個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精神操守。知識份子的墮落，是一個社會和民族徹底的和最後的墮落。我想，此言未免過重和偏激。現在高校，流行著「官僚+知識份子」的管理經營模式，倒是最可怕的。官僚也罷，官僚的目的無非是陞官；知識份子也罷，知識份子無非是要吃飯。如果各掃門前雪，搞行政的搞行政，做研究的做研究，這也罷。要是「官知」結合，好比「官商」勾結，知識份子官僚化，官僚化知識份子，最終帶來的只是那些在招生中明碼實價的博導，那些強迫女生為領導陪舞的校領導，那些剽竊他人文章的人文學者，那些嫖娼並且已「常態化」的教授們。知識份子被行政軟化，被權力奴役，慾望在膨脹，內心在攀升，道德在下滑，當是高校頻頻出問題的一大癥結所在。
私人道德的下滑會逐漸擴散到整個公共道德領域，一個人的舉動會為更多人所效仿。嫖娼這種事情，總是會挑動國民最敏感的神經。何況是人世間最高貴的職業嫁接於人世間最不光彩的行為。國民的興趣點，正是道德建設的最低點。當今社會，如何構建一個道德體系，顯得艱難而又重要。在性道德領域，今天許多人的立場已大幅後退。當然，和傳統嚴苛的性道德戒條相比，這種基於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後退體現了道德觀念的進步，但是如果因為性是一己自由，就不值得計較，不值得做道德批判，那麼這種低姿態顯然又是道德所不能承受的。如果社會的道德秩序建立在這樣的道德基礎上，前景無疑不容樂觀。如果可以用信仰來恆定，那麼，我們用什麼樣的度去信仰？信仰會不會因此而被利用直到成為默然？如果可以用包容來固守，那麼，我們持什麼樣的度去包容？包容會不會被利用直到成為放縱？究其根源，更多的是我們的體制在作怪。如何改變教育體制，切實加強體制建設，如何讓學者回歸學者，官僚回歸官僚，還教育本真，這該是社會上仁人志士所不得不面臨的艱難問題。何時可以使學術腐敗，教授「嫖娼」等不堪的事情削減，這是我們大家都期待著的。
這個時代，不是我們自己不放過自己，是時代不讓放過自己。陸德明嫖娼事件被鬧得滿城風雨是一明證，我相信陸德明是不願意自己這等事情被人揭發的。就是被沉默了一段時間的余秋雨先生，又被抖出猛料：涉嫌剽竊。學術腐敗成風，剽竊別人成果拼湊成自己專著的事兒太多了。可是，事情出在其大散文被奉為現今散文圭臬的「文化苦旅」大師身上，實在很有趣。再把余大師拉到道德上一展覽，更為有趣。
《中國青年報》載，余秋雨對高考作文抄襲現象氾濫，曾告誡說：「這種現像一定要改變。要讓他們知道精神勞動中的抄襲行為是不道德的。我們在教學生寫作技巧的同時，還要進行道德修養教育。」今天，余秋雨先生卻被人證據確鑿地拉到了道德的審判台上。他還可以義正詞嚴地說「精神勞動中的抄襲行為是不道德」的嗎？曾著有《石破天驚逗秋雨》一書的著名文史考證和評論專家金文明著文批到：「然而，余先生在電視、報紙特別港臺媒體上，始終是以溫文儒雅的君子形象出現的，你要他一下子改演相反的角色，確實很難。到了現代的經濟社會，凡是上得了台面的文化名人，精心包裝、刻意美化還來不及，哪有把自己思想、經歷中曾經有過的斑漬污點拿出來曝光自責之理?像巴老、邵燕祥先生這樣心懷坦蕩、足以彪炳史冊的真君子簡直是鳳毛麟角。有鑒於此，所以我這回對余秋雨涉嫌剽竊的問題，只是披露曝光，不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直到今天，他對自己『文革』中無法迴避的一般政治錯誤還在挖空心思地粉飾，你怎麼能指望他在『剽竊』這樣的道德人品問題上去觸及靈魂、自我反省呢?」。著名科學家何祚庥、慶承瑞夫婦還特地致信打假專家方舟子，要求「立此存照」。何氏夫婦在信尾說：文學「大師」余秋雨先生也出現了「剽竊」公案，可見當前中國學術腐敗之風是何等盛行！呵呵，也真難為這兩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了。
文章指出，在余秋雨先生的一本以舊充新的《笛聲何處》的昆曲研究專著中，據金文明先生考證，這一長達435字的有關劇作家洪升生平的文字，竟是出自復旦大學章培恆教授在1979年所著《洪升年譜》中的第4 5頁，在金文明先生精心核對之下，發現：「這兩段由兩位都是著名學者撰寫的同一個歷史人物洪升的專論，竟然不多不少，都是435字!而且不但句句相同，詞序和語序完全一致，就連用字和標點也達到了99.5％以上的高度密合(所不同者，僅僅是余先生寫錯了一個人名和引錯了一個字)。」
那麼，這其中就總有一個是抄襲者了，是章培恆，還是余秋雨？章培恆的《洪升年譜》出版於1979年，余著殺青於2004年，時間對比強烈。即使上推到余 1985年著的《中國戲劇文化史述》，也晚章6年。並且，有人認為，《笛聲何處》一書，純屬「兩碟冷盤的拼盤」，其下篇的全部內容，都是從余舊著《中國戲劇文化史述》中原封不動地抬過來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是余秋雨抄了章培恆的，而且還是梅開二度，兩次「作案」！余所抄的雖然才區區435字，但卻是章之學術功力所在，學術含量是難以用常人眼光衡量無法用字數來計算的。我不知道余秋雨先生是否可以看到，或者，究竟是看到了，依然裝作看不到？或者，他只能看見在其封筆之作《借我一生》裡寫到的那樣「這些年來中國大陸報刊間對我的誣陷和謾罵的文章鋪天蓋地，成捆成堆」。然後，他大頓悟：我一年吃驚，二年憤怒，三年發笑，四年驕傲。余老師已經到了一種常人難以企及的境界，任它風吹浪打，勝似天涯信步。罵他得越多，越可以「襯托一個家族的傳代自豪」了。
據說，胡適的後代子嗣震驚於余大師「顛倒黑白的勇氣和厚顏無恥的謊言」，忍無可忍悲憤提筆「我就來揭開這段歷史的隱秘，讓普天之下的讀者都來看一看：你這個信誓旦旦、說的比唱的好聽的『謙謙君子』，究竟有沒有批判和傷害過別人？」起因是余秋雨教授責問批評者說：你們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謂『石一歌 』的筆名寫過許多錯誤文章，必須懺悔。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一直等待著你們能舉出一篇實例，卻至今沒有等到。現在，我再降低要求，舉出一句也好。請問，你們還要我和海內外讀者等到何年何月？並且還公然宣稱：我現在發出懸賞：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筆名寫過一句有他們指控問題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為獎勵。這當是中國大師之「範型」(此詞余秋雨常用)和「榜樣」了。曾經一次與余秋雨合影時，感覺其儒雅可掬，可又在媒體上甩錢「懸賞」，這倒是創中國文化學者第一奇蹟了。道德與修養，往往的孿生兄弟，失去其一，難以服人，失去其二，難成「範型」。或者，余教授同樣以為此越可以「襯托一個家族的傳代自豪」了。
縱觀這些年來發生的幽默和滑稽之怪現狀，足以引發人們無盡的思考。道家講命運，佛家講輪迴。自古佛道是一家，命運輪迴裡，又有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呢？中國古代神話記載，黃帝和女媧創世之始，黃帝舉一火炬，女媧舉一大規，人間自此有了規矩，創造這天規地矩的神佛們，同樣也逃不出規矩之掌心。人世間有太多的條款，有太多的界限。道德是，法律是，人情是，親情是……自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歷朝歷代無不把儒術奉為神明，殊不知儒家總被統治者所利用，儒術為政治服務，也成了不成文的規矩。英國的喬治 格雷任紐西蘭總督時，曾著有《多島海神話》。他說，著書的目的，並非全是為了學術，大半都是政治上的手段。比如，為了統治紐西蘭土人，只要從他們的神話歷史裡拿出一個可以讓他們信服的事例來，就好辦了。比如要造路，如果說有什麼益處，這是徒勞的。但是，如果說根據神話，說從前有某某神仙，曾經推著車子在霓虹上走，現在就是要仿他造一條路來，事情就搞定了。中國儒術，十三經二十四史，大凡都可以這麼用。而那些抱著爬升而著文，那些抱著道德而倒在道德門檻上的教授者流，時間會封存他們，如果說交付給歷史，那只是一個笑話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