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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另一位女發言人發言了。這是中文系學生馬楠。她反駁克林頓說:「本校前任校長蔡元培曾經說,當偉大的道德精神實際運用時,它們不會互相牴觸。而且,我也不認為個人的自由會與集體自由牴觸。以中國為例,它的蓬勃發展實際上確是我國人民自由選擇與集體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認為,所謂真正的自由,應該是人民有權自行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和發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瞭解自由的真諦。」這同樣是闡發政治書本上的教條。
這是一個認真讀書的女學生,她背下來那麼多條條框框。後來,馬楠與第一個提問的梁山鷹一樣,也透露說,這不是她所想問的問題,她與克林頓一家一樣,是素食主義者,她想與總統交流一下對「健康、綠色的食品」的看法。那麼,又是什麼原因,使她不問自己內心深處想問的問題呢?連自己的心靈也不自由的人,連心口都不能保持同一的人,還有什麼資格來談論自由兩個字?洛克說過:「最低級的自由是大聲說出自己心理話的自由。」
馬楠當然是在一個優越的家庭里長大的,所以她覺得在中國沒有什麼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勃發展嘛!一切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嘛!這名清秀的短髮的中文系女生,應該在學習之餘到學校外面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人們的生活,看看失業工人的生活,看看山區農民的生活。那時,再來談論「自由」兩個字,才不會如此輕率。
這次對話,顯示出北大學生似乎都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似乎很堅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後來的採訪中,他們統統露出了「原形」。《華聲》雜誌披露說,7名北大學生在談到對美國的看法時,都一致「叫好」。他們喜歡美國的理由五花八門,藝術系的學生說,「美國人自由奔放的民族個性非常吸引人。」經濟系的學生則表示,「尖端的科技研究環境,有利於個人成就的誕生。」中文系的女生理由很別緻:「因為美國吸引走了我的一個親密朋友。」
學生們對美國其實早有了共識:美國是一個文化包容性極強的國家,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處美國,也就身處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將近40%的學生參加出國考試,而出國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選美國。赴美留學成功的人數佔了全校學生總數的近20%。北大也成了「留美預備學校」,北大人戲稱自己是「寄託(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問的7名學生中,有5人明確表示,他們只要有機會,一定會去美國。
那麼,他們在會場上的言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表演了。他們把提問當作體現自己「勇敢」的好機會。這是對「辯論」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們的表演卻給世界一個錯誤的認識: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成了民族主義的重災區。
據瞭解,北大學生與克林頓「交鋒」的一幕,在美國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經產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陸士達,於當天給出的反應信息是:在中國這一代年青人身上,有一種正在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反映出一種真實的趨勢,未來我們必須對此加以處理。而中國學者大部分對北大學生的表現給予喝采。美國人的誤解和中國學者的不理智,在同一個層面上相會了。他們都不瞭解這最年輕的一代精英分子。這些年輕人與他們所想像的相差很遠很遠。
這是怎樣的一代精英呢?這是喪失了自身價值觀的精英們,他們所保留的僅僅是自己的利益,他們的表演沒有其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獲取利益。在北大平時的學生社團活動中,他們的表演就已經內在化了,他們連意識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沒有了。「我口說我心」,對他們來說,早就是一個比盤古開天地還要古老的神話。他們只知道:說那些對自己有好處的話。久而久之,他們把表演當作了本色。平時,他們還「養在深閨人未識」,現在,在一個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場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這些「精英們「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頓的對立面,在此一特定時空中能夠讓自己獲得利益。所以,儘管他們心裏深愛美國,他們也要故意與美國總統過不去---因為這樣做有好處。康德所說的「內心的絕對的道德律令」對他們來說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並不利於獲取現實利益,所以乾脆拋棄掉。
這是人格極度扭曲的、卻自己以為最健康不過的一代人。
這將是可怕的一代人。
這是可怕的教育所釀造出來的可怕的一代人。
到了這樣的時刻,還能夠不反思我們的教育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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