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沙起義和巴黎起義的不同結局令人深思。
從抵抗運動內部情況看，以華沙為領導中心的波蘭抵抗運動團結、統一，不似法國派系重重、互相爭鬥和牽制。在時間選擇上，華沙起義說得上適時：一方面有援助的承諾；另一方面，再三呼籲華沙總起義並承諾援助的蘇聯，其軍隊已經兵臨城下，不致在該進行援助時鞭長莫及。巴黎起義則不僅沒有外部力量不斷催促，反而是盟軍採取措施要堅決防止的，對這要防止發生的起義，盟軍當然不會作援助承諾。
如果對兩場起義作預測，華沙起義因抵抗運動內部的團結統一和起義時機選在可以履行馳援承諾的軍隊已近在眼前，它應是一場勝券在握的起義－－事實上，起義一開始就顯示了勝利勢頭。德國將軍馮．梅林津後來承認，華沙起義對德軍構成很大威脅。他以為是俄軍沒能與起義者接上頭，才使德軍面臨的「緊張形勢有所緩和」。缺乏這兩大條件，在既定政治目標支配下一意孤行發動的巴黎起義，其邏輯結局如果不是慘敗，至少也是必將付出不可承受之重代價的「慘勝」。然而，實際的結局恰恰相反。華沙罹難了，巴黎解放了。
華沙血戰了六十三天，遇難的地下軍戰士和平民達二十餘萬之多，獨立抵抗運動就此被徹底消滅，城市則被炸成了一片廢墟。巴黎從起事到解放，總共六天，中間還有兩三天不穩定停火，城市基本完好無損，沒有大的人員傷亡。從雙方全面恢復交火到25日晨德軍最後一個據點投降，其間四十八小時戰鬥中，約兩萬德軍被俘，傷亡三千二百人。第二裝甲師在趕到巴黎投入戰鬥的一天中，死四十二人，傷七十七人；平民死一百二十七人，傷七百一十四人。雖然每一傷亡對承受它的個體都是不可挽回的不幸，但對於一場準備付出死二十萬人代價的起義來說，能以不大的人員傷亡實現解放，又實在太幸運。
華沙蒙難於斯大林的背信棄義。背信棄義背後，是這個大國首腦控制整個東歐的計畫。要想對任何國家進行有效控制，關鍵是一個完全受其操縱的政權。關於二戰後東歐除南斯拉夫之外各國政權的性質，有人說它們是紅軍用行李車運送給各國的，此話大致不錯。但運送來的政權在波蘭是難以立足的。歷史上，沙俄屢次瓜分波蘭並且曾把她作為一個省來統治，沙俄統治者深知波蘭的反抗傳統。蘇俄領導人斯大林也清楚瞭解這一點，而且目睹了整個二戰期間波蘭抵抗運動的有組織性和團結統一，以及抵抗力量在人民中的聲望和號召力。此外還有關鍵的一點：作為抵抗運動中堅的地下軍忠於在倫敦的流亡政府，且對蘇聯與德國合謀入侵和殘害波蘭記憶猶新，有著強烈的反蘇情緒。他很清楚，他們日後必將對蘇聯的控制構成最嚴重的挑戰。可以說，起義者落入了借德軍力量為蘇式政權清掃障礙、為今後一勞永逸地消除反對派的算計之中。不僅借刀殺人，據克里斯托弗．安德魯《克格勃全史》，起義被德國軍隊鎮壓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幹的小分隊去掃除地下軍殘餘。
而對於預測一場起義的結局來說，背信棄義、陰謀詭計以及老謀深算的背後目標（通過扶持傀儡政權對一個國家進行牢固控制），它們不在正常思維之內。
巴黎起義是一意孤行的產物。巴黎得免於難，有賴於多種與導致華沙蒙難結局相反的非預測性因素。
在美英蘇三大國結成反法西斯聯盟期間，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深刻分歧使美英與蘇聯之間既合作又防範，雙方都有基於地緣政治目的的考慮，都極力要維護和擴大自己的利益。在這些方面，雙方沒有多少區別。基於反對法西斯危險的共同需要，美英給成為盟國的蘇聯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其他物質援助，但又警惕著共產主義向西方國家蔓延，所以在給歐洲各淪陷國家的抵抗運動空投武器時，武器儘可能不投往抵抗運動由共產黨控制的地區。然而，歐美深厚的人道主義傳統和對自由的珍視使這些國家的民選領袖在精神和行為方式上，畢竟與受專制傳統浸潤、經由「秘密活動＋暴力」的公式和途徑獲得最高權力的終身領袖判然有別。在這方面，丘吉爾很有代表性。希特勒進攻英國遭挫敗後，轉而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悍然進攻蘇聯。正如他進攻波蘭之前作了一個錯誤判斷，以為西方國家不會對這個小國履行援救義務，這次又作了錯誤判斷：指望對共產黨蘇聯的進攻會得到美英資本家和右翼的同情。然而，強烈反共的丘吉爾的態度是：「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 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獄，我至少也會在下院為魔鬼說幾句好話。」儘管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條約和秘密協定，對二戰的爆發難辭其咎，之後又坐視一個個歐洲國家淪陷，對孤軍作戰的英國似乎將面臨的毀滅幸災樂禍，對德國每打一個勝仗都給以祝賀，並源源不斷把大批重要原料送到德國。但希特勒於1941年6月 22日進攻蘇聯，丘吉爾當晚就發表廣播講話：「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始終一貫地反對共產主義。我並不想收回我說過的話。但是，這一切，在正在我們眼前展現的情景對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過去的一切，連同它的罪惡，它的愚蠢，它的悲劇，都已經一閃而過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國的士兵們站在他們故鄉的門旁……捍衛著他們的家園，母親和妻子們在家鄉祈禱……俄國的危難就是我們的危難。」〔8〕整個蘇德戰爭期間，英國不斷給蘇聯以武器援助，其中大量武器和軍需物質是把美國援助英國的調撥給了蘇聯。美國更是給了最多的援助〔9〕。
當巴黎起義引發危機後，解決危機所寄望的盟軍總部作的抉擇與丘吉爾頗為類似。盟軍最高統帥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立場，但一個古老城市和這個城市兩百萬居民的安全重於意識形態考慮。所以，戴高樂強調的盡快進軍以防止共產黨控製法國的理由沒有說動不喜歡共產主義的艾森豪威爾改變計畫，但巴黎和巴黎人即將遭遇的滅頂之災迫使他改變了計畫。無論是他還是最高統帥部其他人都不能因為巴黎人不聽勸阻舉行起義而心安理得任由其承擔後果，不能為了已擬定的戰略計畫而置巴黎於不顧。對作戰計畫所作的不情願改變乃巴黎得救的決定性因素。
當倫敦收到共產黨要求空投武器的無線電呼籲後，法國國內部隊首腦柯尼希在決定是否空投武器時也作過同樣性質的抉擇。他是竭力要防止這場起義的人。當起義已經發生且惟一拯救巴黎的停火機會又被徹底破壞，使艾森豪威爾改變計畫提前進軍巴黎似乎也不可能，而且這位實際上是戴高樂派的將軍知道空投的武器大多會落到法共手中。但他不能眼看同胞用手槍和老式步槍同德國坦克作戰，寧可不顧使共產黨人得到武器和控制政權的政治後果，決定向巴黎空投武器。只是由於最高統帥部終於決定進軍巴黎，武器空投計畫才未付諸實施。
還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派往盟軍總部的代表違背其法共上級要武器不要士兵的命令，自行決定說服盟軍出兵，並且成功地實現了這一戴高樂也未能實現的目標。二是駐守巴黎的那位德國將軍面對毀滅巴黎這一瘋狂任務時有對歷史罪責的顧忌，所以要竭力避免與起義者全面交火，甚至希望美國軍隊趕在增援的德軍之前到達巴黎。
巴黎最大的幸運在於：它求救的對象在作重大決定時有道義上的考量。如果求救對象除了政治功利的考慮而不在乎別的，巴黎就只有充當政治棋盤上一顆棋子的份，存亡莫卜；如果求救對象道義上無所遵循無所顧忌，正好不必承擔責任而讓一意孤行發動起義的派別自食其果，哪怕會有很多平民為此陪葬。這種精神素質與制度安排相互憑藉和支持，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災難。相反，極權制在本性上就無節制無道德顧忌，而它的權力鬥爭規律也與此相應：最有機會勝出的是在選擇手段上最無顧忌的人。體制性的無節制與最高權力的無顧忌，使得為了既定目的而不憚於放手製造任何災難，同樣具規律性。六十年前兩場起義的不同際遇為此提供了最鮮明的對照，這種對照在之後的六十年間更是不斷以不同方式或形態呈現在世人面前。
註釋：
〔1〕8月16日莫洛托夫致英國駐蘇大使克爾的信宣布：「蘇聯政府當然不反對英國或美國飛機在華沙地區空投軍火，因為這是英美兩國的事情。但蘇聯政府斷然拒絕美國或英國飛機在華沙地區空投軍火後在蘇聯領土著陸，因為蘇聯政府不希望直接或間接跟華沙的冒險發生瓜葛。」維辛斯基同日召見美國駐蘇大使時宣讀了內容完全相同的聲明。莫洛托夫的信和維辛斯基宣讀的聲明分別引自《關於華沙起義的俄國檔案文獻》和丘吉爾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6卷，時代文藝出版社 1995年中譯本，第132頁。
〔2〕〔3〕〔4〕丘吉爾和羅斯福致斯大林電和斯大林兩天後的回電均引自上書，第134、141、143∼144頁。
〔5〕這次由蘇、德兩國進行的瓜分實際上是波蘭的宿敵繼歷史上三次瓜分波蘭之後的第四次瓜分。這次由蘇、德實施的滅波蘭計畫實際上是波蘭的宿敵在1795 年抹掉波蘭後，事隔一百四十六年再次把這個國家一筆勾銷。只不過，由於德國在1938年3月吞併了奧地利，實施瓜分和消滅波蘭的主角少了一個奧地利。而在反對兩大國入侵的戰鬥中當了戰俘的波蘭軍人，在德國或被槍殺或進集中營。佔領波蘭東部的蘇聯俘虜了二十五萬人。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與波蘭流亡政府首腦西科爾斯基將軍簽署了恢復兩國外交關係的協議，並就波蘭戰俘問題作出安排。但戰俘中有兩萬多人下落不明，其中一萬多人是軍官。1943年4月，德國宣布在俄國斯摩棱斯克的卡廷森林發現埋葬波蘭軍人的萬人塚後，蘇聯指德國栽贓、誹謗。究竟是蘇聯還是德國屠殺了一萬多名波蘭軍官，成了懸案。直到1990年，蘇聯才正式承認這批波蘭軍官是被蘇聯內務部殺害的。
〔6〕在所能見到的各種二戰史以及法國史中，幾乎沒有關於巴黎解放的敘述。譯文出版社2002年翻譯出版的拉萊．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爾合著的關於巴黎解放的著名紀實文學《巴黎燒了嗎？》對這一歷史事件作了最詳盡敘述，該書史實方面十分嚴謹，所寫內容被認為事事有根據，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處。本文這一部分所寫內容大多依據該書，特此說明。
〔7〕（美）拉萊．科林斯、（法）多米尼克．拉皮埃爾：《巴黎燒了嗎？》原注，董樂山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頁。
〔8〕《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3卷，時代文藝出版社，第367∼370頁。
〔9〕馮．梅林津在《坦克戰》「防守波蘭」一章有如下看法：美國源源不斷提供給俄國的軍需物質，特別是飛機和汽車「使紅軍的突擊力大為提高，並使戰役進程加快。一九四四年六七月間，俄軍由第聶伯河向維斯瓦河迅速推進，以及隨後突入匈牙利和波蘭，都是跟英美的援助分不開的。這是羅斯福提供了條件，要使斯大林成為中歐的主人」。
(《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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