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媒體（現在還包含網路信息）是現代人獲取信息的基本手段，許多人雖然知道中國媒體消息不太可靠，但卻無法辯識其中真假。我遇到過這樣的疑問：「你既然說中國媒體不可靠，為甚麼你的研究卻大量使用媒體資料？」對於這一詰難，我可將自己的經驗與讀者分享：
要想在各種如山堆積的媒體消息中辨別真假，筆者主要憑藉3條，一是憑藉自己多年觀察積累而成的常識理性，二是憑藉常識理性從媒體的字裡行間找出真實的信息，三是以「內部人」的方式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從中觀察真相，而不是以某種官方（或外來）調查者的特殊身份去獲取信息，因為這種調查往往受到控制，流於形式。
常識需要長期生活在一個社會裏才可獲得。作為「外來者」與「內部人」的經驗也完全不一樣，幾乎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學會閱讀中國的媒體，並瞭解如何作出判斷，卻是可以與他人分享的重要經驗。在此我想向讀者貢獻兩條重要的常識：
第一，對災情、治安、腐敗等一切所謂「負面消息」，這類消息一般都是真的，實際情況往往比公開報導的還要嚴重很多。因為中國的「宣傳紀律」是報喜不報憂，每有災害事故發生，都要嚴格控制對災情事故實際狀況的報導，如規定公開報導的死亡人數不得超過幾人（不管事實上死了多少人），甚至災情損失匯報都成了中共表彰自己的官員們如何勤政的機會。而讀者每次讀到這些消息時，並不瞭解媒體人為了報導這些消息所要承擔的政治風險與記者們的勇氣。
第二，學會從反面理解一條消息。中國媒體習慣於反面文章正面做，比如當中國的媒體說政府關心下崗工人問題時，大可以把這樣的報導理解成下崗失業問題非常嚴重。如果媒體說某領導談一定要關心「農民問題」，就可以理解成「三農」問題已成為社會上最嚴重的問題並且已經影響到社會生活各方面，成了一個領導者不得不表示「關注」的問題。每一次政府高官的貪污腐敗劣行曝光，也總被解釋成黨中央與政府厲行反腐的成績，卻從來不談腐敗問題產生的體制根源。
我始終相信，一個政府如果嚴格控制媒體言論，那是因為這個政府缺乏政治自信。至今為止，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3年，這段時間正好是美國社會經歷「911」事件創痛之時。在這段特殊時期內，美國國內各種反對伊拉克戰爭的聲音此起彼伏，《紐約時報》一位左傾記者為了反戰不惜製造假新聞，但最後只是《紐約時報》將其解職了事。《紐約時報》遇到的壓力來自新聞界的職業道德呼聲，並非美國政府的壓力。美國人民也表現了他們的政治成熟，儘管當時不少媒體持反戰立場，但美國人民對媒體並不盲從。美國社會的共識是：美國公民只有充分、無畏地面對針對美國政治的一切批評，才能保證民主和自由；公共討論的自由不可限制，限制這種自由等於摧毀民主制度的基石。允許各種反對力量活躍在自己的國土上，既是美國充滿魅力之處，也是美國人民熱愛自己國家和制度的主要原因。
我衷心期待，在未來的中國國土上，人們可以在沒有任何政治恐懼的狀態中，自由表達任何思想。
（寫於2004年）
前言：中國政府為甚麼要控制新聞
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
1、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並分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
2、人人對由於他所創作的任何科學、文學或美術作品產生的精神和物質的利益，有享受保護的權利。
《世界人權宣言》第27條
一、1978年以前中國新聞控制的演變與特點
1. 中國共產黨政府控制新聞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控制言論與思想自由並不始自1949年建立全國政權以後，而是從延安時代就開始了。這些事情已經有一些歷史學家進行過研究，前《人民日報》副主編王若水曾在去世前不久發表過一篇「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與黨文化的碰撞」，記述過當時中共殘酷整治思想異端的鬥爭[1]。1949年以前中共理論家與高級領導幹部確實發表過不少有關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文章[2]，反對1949年以前的政治敵人國民黨，但這只不過是他們攻擊敵人的藉口而已，事實上他們從來就沒有打算實行所謂新聞自由。
這種控制新聞的首要目的是為了穩固統治。共產黨政治從來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崇尚暴力，這種暴力被毛澤東概括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學說」；二是通過宣傳與教育控制人們的思想，讓治下的民眾相信共產黨政權的統治是最好的統治，所做的一切包括任何暴行都是正當的，凡對共產黨政權持批評態度是反動落後的，用暴力消滅它們是合理的方式。前者主要表現為對媒體的控制，所有的媒體都灌輸同一種觀念，讓人們沒有任何可選擇的信息，習慣於同一思維。後者則滲透於共產黨的教育理念與教育方式，成為民眾一種自發的思考方式。中國共產黨政府通過政治暴力與意識形態教育宣傳這兩種方式統治中國長達大半個世紀，從而使中國人對世界一些普適價值，如人權、自由、民主等觀念的認同與解釋與西方完全不同。這種影響之深遠，從下列事實可證：許多中國學生尤其是1989年以後的年輕一代出國後，對西方社會有關描繪中國的歷史，如中朝戰爭、中美關係、中共黨史等大多數抱著不相信的態度。
也正因為中共政府在意識形態教育與宣傳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國共產黨政府才能在長達50年的統治中，經歷過種種由它們親手製造的危機，還能維持其統治，並且讓中國多數民眾相信：離開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中國就會陷入動盪不安。
控制新聞的第二個目的則是國際交往的需要。在改革開放以前，按毛的定義，中國的新聞媒體是與「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修（前蘇聯）反（臺灣香港等一切國際反華勢力）進行鬥爭的武器」；在改革開放以後，則成了引導世界認識中國的工具。中國的真實是甚麼，從來就不是中國的新聞媒體報導考慮的問題。中國政府需要向國際社會展示甚麼，這才是媒體報導的主要任務。從國際社會對中國所持有的觀感來看，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
2. 毛時代控制思想的特點
事實上，中共建政以後，中共將中國在國民黨時期所開辦的報紙雜誌廣播全部接收，並「改造」為中共控制下的「以人民日報為龍頭」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體系」，新華社即中共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紅色中華通訊社，《人民日報》前身即為中共華北局機關報。從此中國大陸只剩下兩家形式上為所謂「民主黨派」主辦但歸中共領導的《文匯報》與《大公報》。
理解中共新聞控制的關鍵並不在於報紙由誰開辦，主要是看中共控制新聞的政策與管理方式。對1978年改革前實施的新聞媒體管制，國際社會由於對蘇式新聞管制比較瞭解，因而相對容易理解。那時中國社會處在毛澤東的鐵腕統治下，沒有任何思想自由。國人形容當時的情況是「10億人1個大腦」，即毛澤東的大腦。「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不超過當局允許的範圍發表言論，是每個中國人都必須恪守的行為規範。而毛控制社會的方式是發動群眾，在群眾中培養「積極份子」，讓「積極份子」自覺監視周圍人群，並鼓勵人們以各種形式告密，名曰「檢舉揭發」，告密者會得到各種獎勵。以任何形式記錄下來的不同於官方版本的個人思想，只要被人偷窺到，都會給本人及其家庭帶來滅頂之災－－那時的中國根本沒有個人通信自由這一說，任何單位的領導與同事都可拆看他人信件，尤其是在政治上受到歧視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等人的信件。至於對報紙的管理，毛的方式極其簡單明瞭，即「報喜不報憂」。他講過：「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3]」按此精神，中國的報紙其實只有一個聲音，即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聲音，而中共中央的聲音其實也就是對毛澤東意圖的解讀而已。總之，毛時代不斷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以及用於懲治思想罪與言論的「反革命罪」，被擴張到了非常荒謬的程度，不僅各種因懷疑官方思想的而成立的「學習小組」成員被以「反革命罪」處以重刑（經常是死刑與無期徒刑），即使是稚齡小孩呼喊一句「打倒毛主席」的口號，也會將其家長抓起來處以重刑，理由是「小孩不懂事，背後一定有家長教唆」。
這一時期由于思想控制極其嚴厲，再加之中共實行愚弄民眾的意識形態教育，中國與西方文化價值觀幾乎處於完全隔絕狀態，中國人民中的絕大多數對中共政治體制甚至連懷疑的能力都不具備，因為他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另一種更有價值的生活存在；加之中共用極其嚴酷的方式鎮壓，除了被鎮壓者本人受盡種種折磨而死，如張志新被割喉管後再處死刑、李九蓮被活體取腎後再被槍斃等，其家屬子女也被打入社會另冊，受到嚴重的政治岐視。在這種紅色恐怖統治下，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在中共科層組織中任職的各級幹部也知道如何做才能保住官位並陞官晉爵，對於何種言論思想是異端也處於一種自覺的防範當中，比如常有人檢舉鄰居同學熟人當中有人收聽臺灣與美國之音等「敵臺」而獲表彰，因此中共控制新聞媒體的方式反而極其簡單，因為沒有任何報紙的編輯與記者想到要在報紙上發表與「毛主席、黨中央聲音」不同的意見，也根本沒有人可能將任何稍帶批評性質的報擠⒈沓隼礎Ｓ繞涫塹攪恕肝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