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在趙紫陽的從政生涯中，最遭人病詬的政治污點是他對胡耀邦的違心批判。但是，在我看來，這種悲劇的發生，並不能簡單地用趙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權謀來解釋，也不是一句個人之間的爭權奪利所能了斷的。因為，所有把政治作為職業的人皆有所謂的野心（我認為叫做政治成就感和名譽感更準確些），手握重權者之間的分歧與爭鬥也是正常的。特別是已經走到了胡、趙這樣高位上的從政者，沒有政治野心或兩人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關鍵在於：權力遊戲規則是否公開、公正和有法律的保障。
自由社會的政壇，也有非常激烈的權力爭鬥和政見分歧，但多元政治的遊戲規則的好處是：權力爭鬥的成敗贏輸，皆有法可依且具有公開的透明性和基本的公正性，決不會陷於完全黑箱操作的陰謀和人治，也不會把人逼到一山不容二虎的你死我活之絕境，在政見論辯中更不會依靠政治權力把反面意見打入地獄，一個人也不會因政治鬥爭的失敗而被剝奪發言權和從政權。在自由制度的政壇上，只有暫時的失勢者，而沒有永遠的失敗者。
反觀大陸中國，一山不容二虎和依靠政治權力封殺不同政見、把政敵置於死地的人治傳統源遠流長，並且一代代地重演，1949年之後尤甚。僅僅在毛澤東手中就有多少「同志」兼「戰友」被打入地獄，高崗、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時代的黨內鬥爭，雖然在處理不同政見的「戰友」兼「同志」時的殘忍性降低，但其專制政治的遊戲規則沒有實質性改變，而且到現在仍然看不到這種人治的強權政治和陰謀政治何時能夠完結的希望。
由此再看胡、趙之間的分歧，就會超越個人恩怨的視角，進入制度悲劇的深處。
兩人雖然同為黨內開明派，在清算文革、平反冤假錯案、推動思想解放、主持經濟及政治的改革、向西方國家開放、抵制保守勢力和保護開明人士等方面，起到過主要作用，由此開啟了中國的改革時代。特別是胡耀邦所具有的那種中共高官所少有的人道精神、親民作風、開明胸懷和清正廉潔，更贏得廣泛的尊敬。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胡耀邦身上的傳統政治烙印顯然比趙紫陽更深，更頑固，胡更適於做一位心系民眾、廉潔自律的開明君主，而趙則具有更開放更現代更有遠見的政治觀念，其內心深處的想法更接近戈爾巴喬夫，更有可能做一位開創中國政治制度新紀元的政治家。只是歷史沒有給趙提供戈氏那樣好的機遇。戈氏在執掌最高權力時，老人集團已經全部退位，他的頭上沒有類似鄧小平這樣的太上皇；更重要的是，在戈氏謀取最高權力的韜晦過程中，沒有遇到類似八九運動這樣大是大非的挑戰：一個決心埋葬極權制度的政治家，面對極權制度的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和屠殺手無寸鐵、和平情願的民眾之時，還能韜晦下去嗎？也許有人能，但是那將揹負著怎樣的道義十字架和歷史欠帳的包袱。更主要的是，這樣的屠殺過後，肯定將是極為漫長的舊制度鞏固時期，他的政治韜晦也將看不到出頭之日。
趙的政治生涯，在胡挨整時韜晦了一下，但由於他個性中本有張揚的一面，在十三大後很難讓他處處小心謹慎、低調行事，更由於撞上了必須對之表態的大是大非的考驗，這種考驗的殘酷，不僅是對一個政治家的智慧，更是對其作為一個人的良知的考驗。考驗的結果已經眾所周知：趙紫陽的政治良知戰勝了不惜一切代價向上爬的政治韜晦，這就注定了他無法韜晦到太上皇自然死亡那天，所以他的政治悲劇也就成為必然。
2004年10月23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