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沒有受到特別的衝擊。」 曾為《星島日報》報導矽谷動態的IT記者崔米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 IT業除了白人外，剩下主要是印度和中國人，各自受影響面和整體數量比例是一致的。」
提到外包的衝擊，AEM Inc.的產品經理劉志峰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採訪時說：「來美國的中國人大多數讀碩士或博士，在IT業，他們多是白領，而外包的工作機會大部分是藍領職位。」
「外包給美國IT業帶來的影響，不同規模和性質的公司感受不同。」劉志峰說。以他的個人感覺，大公司以及軟體業受影響更明顯， AEM Inc. 總部位於加州聖迭戈，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手機電子元器件供應商。
在IT 產業中經驗豐富的崔米認為，「外包的衝擊有明顯的地域特徵，對外包感受最明顯的還是矽谷，這裡是IT業的前沿陣地 集中了最好的人才，最先進的技術，IT 行業的新趨勢在這裡最先出現。相對而言，東部 中部的IT行業走的慢一些。」崔米曾經探訪過佛羅里達州的IT公司，當地技術人員的危機感就沒有這麼強烈。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電腦科學在讀博士生陶濤可說是圈中的專業人士。他談到：「從操作系統資料庫到圖形圖像，IT行業的絕大部分都受到外包的影響。」
對於就業前景，陶濤多少有些擔心。但他認為，前兩年經濟不景氣帶給IT業的衝擊更大。隨著經濟開始復甦 IT行業的就業市場眼下又有所好轉。
「但外包是一個趨勢，規模逐漸擴大，即使目前的影響還不是很嚴重，周圍的人對此已經有所關心，」陶濤說，「今年夏天在Google實習期間，就有同事在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雖然Google 近期沒有外包的打算，但顯然大家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外包對行業的長遠影響是個爭議性的話題。經濟學家認為，通過降低成本，外包提升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因此有利於整體經濟。但因為美國經濟的長期不景氣和失業率居高不下，在敏感的大選年，外包成了一個政治上的燙手山芋。
從IT整體行業來說，外包促進了IT業的優勝劣汰。《聖荷西水銀報》近日報導，據官方統計，過去三到四年，矽谷的IT業工作機會喪失了一半，但剩下的人也都是一些具有技術優勢的人，而且這些人也都享受了不同程度的薪金增加。
作為在校學生，陶濤認為，「外包將促進IT業的轉型，生物信息學(bioinformatics)會熱起來，美國政府在這方面也投資很多。對於中國留學生，盲目轉到電腦專業或只讀電腦碩士學位的明顯少多了。」
《商業週刊》今年九月報導，美國公司將業務轉往印度 中國 東歐，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的潮流可能很快就會冷卻，而且速度比人們想像得還要快。這篇報導說，美國和亞洲國家的工資差距正迅速縮小，外包所能帶來的成本優勢很快就不那麼顯著。
如果業務外包(outsourcing) 離岸(offshoring) 能產生效益，美國和外包地的收入差距至少要達到300%-400%，才可以補償因時間和地域差異、跨地域管理和長距離溝通造成的生產率降低。媒體的報導動輒提及美國數百萬計的工作將流失到中國、印度等地。但是，這些聳人聽聞的預言沒有考慮到，業務全球化給全球勞務市場帶來的影響，對亞洲人才的爭奪正導致亞洲薪水的飛速增長。
「除了工資差距縮小以外，跨地域管理，兩地不同的做事方式都增加了項目風險，帶來額外的成本支出，而減少這些支出，需要額外人力資源的投入。」AEM Inc.的劉志峰說，「結果可能並不省錢，或者省了錢，但質量不能保證或無法及時交貨。」
崔米說，「IT業外包現在走到了一個階段，很多將業務外包的公司開始反思。外包的目的是為了節省成本，但能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不同的行業效果不一樣。」
對於硬體方面，半導體晶元的設計業都在往中國大陸轉移，但在軟體開發方面，很多公司的服務對象是美國公司。特別是小的初創公司，需要講究效率，客戶提出一個新要求，需要立刻得到解決，而如果程序開發外包給中國，中間有十幾個小時的時差，效率顯然就沒那麼高。
曾經回國觀察中國軟體外包業的崔米說，「從規模性的外包上說，中國軟體外包業水平參差不齊，美國公司為保證質量需要投入很多培訓，人員組織和市場推廣力量。」她認為，一般和亞洲市場連在一起的項目更可能會外包到中國。
「但外包不會停止，而會處於一種動態平衡，業界將不斷摸索，尋找資源的最優化組合。」崔米總結道。
華盛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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