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趙紫陽當上總書記之後的不夠韜晦被指責為政治不成熟，我還可以勉強接受的話；那麼，說趙紫陽在戒嚴問題上堅持己見也是政治幼稚的表現，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因為，是否同意軍事戒嚴，絕非如何應對社會危機的策略之爭，而是事關政治善惡的大是大非之爭。如果在此問題上還一味韜晦或妥協，趙紫陽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異數了，而與獨裁製度中的其他機會主義政客一樣，即便保住權力，他也可能不再是那位矢志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開明趙紫陽了，而僅僅是第二個江澤民而已－－中共官場上最常見的平庸政客。
好在，通過八九運動的大是大非的檢驗，趙紫陽在現實權力鬥爭的失敗，卻贏得了長遠的政治榮譽和道義資源，也為那些「身在曹營心在漢」高官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從政典範。換言之，趙紫陽在六四問題上的表現之於中共官場而言，堪稱歷任黨魁中的最大異數，為中國的政治人物保存了政治上的道義尊嚴。
必須承認，在八九期間，趙紫陽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開明已經是中共歷任黨魁中的極限了。而如果按照趙紫陽的思路應對民間訴求，中國非但不會陷入鄧小平害怕的「動亂」，反而會從此逐漸走上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
事實上，八九時期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非常有利於進行「可控制的大規模社會變革」，八九運動的發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證明發生了「動亂」，反而證明了民意對腐敗的強烈不滿和對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具體而言：1，由於改革的巨大感召力，政府仍然具有很強的控制力和權威；2，在體制內部有身居要職的開明派，已經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官民衝突的新模式；3，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識界及工商人士；4，在民眾方面又有已經自發動員起來的巨大民意支持。5，八九運動本身基本上是「理性、和平、有序」的，即便大絕食以後，北京城裡仍然秩序井然，並沒有出現所謂「暴力動亂」。6，當時的國際環境極為友善，西方主流國家全力支持中國的改革。在戒嚴令發布之前，西方輿論不但支持學生們的和平訴求，也對中共高層開啟官民對話的方式給予正面評價，稱之為「官權對民意的忍讓和寬容」。
這一切有利條件，可謂中國百年現代化歷史上的前所未見，使大規模的民間自發運動不會造成權威真空的無政府式的混亂，反而能夠保證：在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進行官民良性互動的政治改革。
據鮑彤先生在《近在咫尺念紫陽》一文中回憶，趙紫陽在八九運動期間的重大決策過程如下：胡耀追悼會後，趙紫陽提出三條建議：「1，追悼活動已經結束，應該勸學生復課；2，組織協商對話，解決學生提出的種種要求，力求緩和矛盾，不可擴大矛盾；，3，避免流血，只要不發生打砸搶燒，就不應該採取強制手段。這三條，常委沒有人不同意，鄧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陽訪朝，李鵬送行，李問趙『還有甚麼事情？』紫陽說，就這三條。人們從當時播放的電視新聞可以看到這樣的鏡頭：紫陽上了火車，隔著車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許在說『拜託』吧。」
趙紫陽訪朝回來，學生運動因「4•26社論」而升級，趙紫陽於5月3日發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講話，民間的反應相當正面，緊張的局勢開始有所緩和。接著，趙紫陽又在5月4日的亞銀年會上發表講話，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據鮑彤回憶：「這一原則性的主張，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鵬）說好，一名不說話的常委，當時也沒有說『不好』；列席常委會的國家主席和人大委員長都贊成；學生贊成；社會各界普贊成。在這個基礎上，五月八日常委開會，十日政治局開會，批准了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開展社會各界協商對話的具體建議。人大委員長召集副委員長開會，全體積極支持這一建議。事後，軍委主席鄧小平本人，也當著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面，告訴總書記趙紫陽：『都同意』」。
能夠印證鮑彤先生的記述的史料，還有趙紫陽在六四後的自述：他訪朝前提出的三點方針，獲得了鄧小平及大多數元老的同意，也在政治局常委之間達成了一致。趙回國後，堅持認為鄧小平支持「4•26社論」是八九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事後，鄧小平的子女也曾打電話給趙紫陽，希望趙在5月4日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會議的講話中，能夠突出「鄧小平關心青年成長」的一面，趙的紀念五四講話和亞銀講話也都得到鄧和多數常委的肯定，所以才有5月11日胡啟立去《中國青年報》召開關於新聞改革的座談會，傳達趙紫陽的講話：「開放了一點，遊行作了報導，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了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士人心所向，面對國際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與中青報新聞人的對話，與此前袁木等人和學生的對話完全不同。袁木等人出面的對話，非但沒有緩和當時的對立情緒，反而激起學生和知識界的更大不滿。而胡啟立出面的對話則在知識界和學生中產生巨大的正面影響，成為八九運動期間的官民良性互動的象徵性事件。
5月13日，為了緩和官民衝突和迎接中蘇高峰會晤，趙紫陽派出開明的閻明復與民間進行對話。在統戰部的一個會議室，我也參加了由閻明復主持的對話。必須承認，閻明復確實是中共難得的人才，他的真誠、謙遜、長者風範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即便在黨內開明派中也屬於佼佼者。但限於特定的政治條件，閻明復不是決策者，在對話中也無法滿足學生的合情合理的要求，而只能勸說學生們「給改革派留有餘地」，解決「4•26社論」的定性問題「需要一定的時間」。事實上，閻明復已經說服了參加對話的大多數學生和知識份子，王丹和吾爾開希還向閻明復做出承諾：在戈爾巴喬夫到訪之前，盡量勸說絕食學生撤出廣場，他倆回到廣場後也確實履行了承諾。然而，由於學生領袖內部的分歧，更由於知識份子的居高臨下的勸說姿態，致使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和戴晴、蘇曉康、包遵信等知識份子的勸說工作失敗。
趙紫陽在自述中還透露，在實行軍管的問題上，最初，鄧小平及其李鵬、姚依林堅持軍管，而楊尚昆、喬石和胡啟立則持反對意見。後來，中共高層5月17日在鄧小平家裡開會，楊尚昆、喬石都臨時改變了立場，胡啟立態度曖昧，而只有趙紫陽仍然堅持反對軍事戒嚴。
也就是說，在八九運動的全過程中，從反對「4•26社論」到「亞銀會議」講話和反對軍管，趙紫陽一直以寬容和理性的姿態，保護和支持大學生的民主熱情，主張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以對話的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在實行戒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是在完全無望的現實條件下，以放棄政治前途和黨內特權來堅持自己的道義立場，親赴廣場向學生們道歉，以實際行動踐行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誓言（見陳一諮《再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趙紫陽精神》）。
這樣的趙紫陽，難道還沒有盡到他的「政治責任」嗎？
在中共執政五十年的歷史上，當政權與民間發生重大衝突之時，趙紫陽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居然公開拋棄政權立場而站在民間立場一邊，這種道義姿態的確前所未有。可以說，在大陸的制度環境下，八九運動中的趙紫陽，為了推進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姿態對想在大變革時代有所作為的執政者來說，既是一種啟示也是一種道義的壓力。
現在，已經85歲的趙紫陽先生仍然被變相「囚禁」，但他在八十年代對中國改革的巨大貢獻，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他在政治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的道義堅守，也將作為獨裁政治中的異數而名垂史冊；他的存在，對已經手握最高決策權的胡溫構成巨大的道義壓力；趙紫陽模式，也已經標示出中國未來改革的方向。
2004年10月18日於北京家中
---《觀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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