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項目的嚴重失策
二00四年以來，大陸媒體暴露了許多重大投資項目嚴重失策的問題，一些重大的項目一查就是漏洞，一清就有問題，從立項到施工，從首腦到基層，官員們做盡了數字遊戲，說盡了謊言，騙盡了國家的錢財。
長江、黃河兩大河流治理工程由國家投入了天文數字的巨額資金，十年來，長江投入了約五百億元，黃河投入了六百億元，專項資金大多成了「唐僧肉」，被一個一個的「家賊」掏空了，到了真正的水利建設中，就只有一個零頭了。就拿長江堤壩隱蔽工程來說，部分施工單位買通建設和監理單位，弄虛作假，偷工減料，水下護岸拋石少拋多計，水上護坡塊石以厚薄充。有關部門抽查5個標段發現，虛報水下拋石量16、54萬立方米，僅此一個內容多結工程款1000多萬元，目前部分堤段的枯水平臺已經崩塌；抽查11個重點險段發現，水上塊石護坡工程不合格的標段達50％以上。在這一工程建設管理中，官員們以權謀私、大肆受賄。此案在2003年上報國務院後，有關部門立案查處，三百多人涉案，逮捕叛刑21人。但是，幾千億的資金能全面細查嗎？如果細查的話，將有多少手握權柄的「家賊」牽涉進去呢？而最主要的，是這些劣質工程不是起著防洪護堤、輸通河道的保護作用，而是造成更大的隱患、更大的災難，有些專家就指出，黃河、長江一些論證不科學的護崖引水、堤壩加固、水下護岸拋石破壞了生態平衡，再加上工程偷工減料不易修護，遇到大的洪撈災害將後患無窮。
胡溫體制在對省、市一級的投資項目中驚訝地發現，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投資都是盲目上馬，投資論證竟然像小孩「過家家」般的草率，致使千百萬元、甚至是數億元的資金打了「水漂」，交了「學費」。
1997年，安徽省合肥市興建了一個現代化的垃圾處理場。除了引進設備花了2400萬元，國內配套、征地、建廠房、修路等一共花了一億零六百多萬元，其中有1600萬的國債，5600萬的財政撥款，2000多萬的銀行貸款。可幾年下來，這個垃圾處理場到最後就成了一堆「垃圾」，官員們異想天開地選擇了國外「先進」的焚燒、堆肥工藝同傳統的衛生填埋相結合的方式建了這個垃圾場。但在試運行期間，卻發現設備和工藝都存在嚴重問題，就這樣，一個超過一億元的資產就這樣變成了一堆廢品，淒涼地閑置於荒野裡，鏽跡斑斑的進口設備，猙獰可怖地露在曠野裡。CCTV在6月24日調侃地用「億元工程的尷尬」進行了報導，原來，這個垃圾處理廠是經過所謂「專家」論證後上馬的，那些「專家」全是廳局長、各大辦主任。是這些人在辦公室裡「框框估估」就敲定了。既然是人民的「公僕」、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為甚麼如此的草率呢？
合肥市興建「現代化」的垃圾處理廠，是為了創建「全國衛生城市」的需要。從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的那幾年裡，在江澤民好大喜功政策的誘導下，各類「評比」、「創建」活動此起彼復，全國大小城市熱衷於做秀，創建「全國百強縣（市）」、「全國衛生城市」、「全國雙擁模範城市」、「全國旅遊城市」、「全國環保城市」等評比、創建活動已到瘋狂的地步，一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在全國大小城市鋪天蓋地的興起，結果都是豆腐渣工程、投資不見效益的短期工程，有限的地方財力，被好高騖遠的官員們打著「創建」的旗號揮霍殆盡，實際上，這些從老百姓身上搜括來的錢財，除投入了一部分外，大多是官員們兜兒裡裝了一部分，吃喝玩樂揮霍了一部分，向前來評比的官員行賄了一部分。要是不打著「創建」的活動，官員們如何尋找機會大撈、特撈呢？老百姓都說，江澤民的十三年，是中國最黑暗的十三年，黑就黑在這個地方。在所謂的各種「創建」活動中，製造了中國經濟的表面繁榮。然而，全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馬屎表面光，中間一包糠。」 全是表面華麗，虛假繁榮，病態傾斜。全國上下像合肥市這樣草率上馬的垃圾工程、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舉不勝舉，數不勝數，擺在各縣市政府裡金光閃閃的「百強縣」、「衛生城市」「雙擁模範城市」的獎盃、獎狀，記錄著官員的罪行，記錄著老百姓的不幸，記錄著制度的恥辱。 「公僕」們利用權力吃空國家
要說胡溫體制披露上億元垃圾項目使江澤民感到尷尬的話，那麼，「鐵本案」更讓他臉上無光。這個公司是在他離任的最後一年──2002年報批的。由於鋼鐵市場在大陸內已經嚴重飽和，再加上生產的鋼鐵質量不過關，產品類型單一，所以，國務院早就做了規定──嚴厲禁止盲目投資低水平的鋼鐵市場的上馬。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鐵本公司的法人代表戴國芳像是魔術大師當著世人展示他的「傑作」一樣，當著中國大陸各級官員天衣無縫地展示了他的「魔術」──先後成立八家公司，把項目化整為零，拆為22個項目，向有關部門報批。而作為觀眾的各級官員竟然沒有一個「識破」，或者說即使是識破了也不拆穿。
2002年5月以來，鐵本公司法人代表戴國芳先後成立成立八家合資（獨資）的公司，投資約105億元的公司佔地近6000畝，在長江邊開建800萬噸的鋼鐵項目。2002年9月，常州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江蘇省發展計畫委員會、揚中市發展計畫與經濟貿易局先後越權、違規、拆項審批了鐵本合資公司的建設項目。鐵本公司未取得環保部門批復、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即開工建設，到胡溫親政時已貸款投資25億元人民幣。從項目審批、建設用地，到環保審批、銀行貸款，這些數十個部門的幾百道重重關卡都是一路「綠燈」。 應該說，能夠讓胡溫政體「觸目驚心」的不僅僅是嚴重違法上馬了這個企業，也不是25億元的資金（幾乎都是銀行貸款）打了水漂，而主要的是戴國榮「闖關」記錄，千百道「關卡」、22個項目拆開後就要分成22次到數十個部門審批，每一個審批的單項資料需要各地的「公僕」們討論研究，要是戴國榮不給予「好處」，一擲重金，如何能換來「公僕」們在審批表上的「同意」二字？現在，工程雖然被迫停下了，「魔術大師「戴國榮也關起來了，但是，那25億元的銀行貸款資金由誰來償還？這最大的責任是誰造成的？不用說，是江澤民時代的體製造成的。國企倒閉，肥了貪官深入揭露國企垮掉的報導是近一年來前所未有的現象，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河南鎮平縣事件了。六月份，《新華網》、《人民網》相繼報導了河南省鎮平縣「國企改革」，幹部在廠區建起別墅的消息，報導說，六年「改制」改垮九成企業。「17家垮掉的企業廠區，有500多棟洋房別墅」；一面是下崗工人住在破亂的筒子樓裡：「職工集資蓋個廁所也被廠辦扒掉了，吃水的壓井也是職工自己兌錢修的」。一面是：「距這些破舊的筒子樓不遠，就是那些在企業生產區新建的豪華別墅。這些豪華別墅每座佔地面積為0.3畝─0.5畝，建築面積200平方米」、「 鎮平縣玉琱廠現已蓋起52座別墅，按每座別墅造價最少30萬元計算，總造價就達2500多萬元。」下崗工人們說：「俺縣原來有30多家國有企業，1997年縣裡對企業改制，這改一個倒一個，現在俺縣的國有企業都倒閉了，設備、廠房、地皮都賣了，廠子沒了工人都下崗了。」 縱觀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在短短几年間，在所謂「改制」的大潮中垮掉的、倒閉的國有企業勢如破竹；效益差的企業像賣狗屎一樣廉價處理、效益好的企業在「改公為私」中資產嚴重流失，一級一級的官員和企業主管，就像蠶食山林中的羊羔，虎豹吃肉，豺狼吃骨，「殘羹剩餐」之後留給禿鷹，最後是蚊蟲蒼蠅吃盡吸乾。國企垮掉後，留給胡溫的是兩個永遠根除不了的「後遺症」。一是各地銀行成百上千億元的呆帳、壞帳、職工工資和高利貸。找誰索要去？大大小小帶「長」的地方官員、職能部門的管理者和企業領導將各種「提成」、「諮詢費」、「好處費」早已安穩地揣進兜裡了，進了「保險庫」，巨大的碩鼠早已將企業內部掏空了，垮掉是遲早的事，遲垮不如早垮，借「改制」之機一鬨而散，屁股一拍溜之大吉，官員們真是求之不得，哪裡還會管那些債務？二是產業工人像是被擠完了的牙膏，一腳踢出門外。那些工人──社會主義主人，曾經創造了「社會主義」財富，但無奈的是，作為地方官員和廠長經理──「人民公僕」們，嘴巴太大了──吃了三分之一，兜兒太深了──裝進去了三分之一，性慾太強了──包小姐、包二奶玩了三分之一。而現在，那些沒有工作崗位，沒有收入的工人就成了一個「包袱」，哪裡是他們生存的空間？自詡為最先進的「三個代表」究竟代表了哪些人？這些下崗工作的出路在哪裡？胡溫如何妥善安置這些人員？巨貪「傑作」比比皆是
一樁樁，一件件政策的失策，為甚麼都發生在「十三年」？一樁樁，一個個的豆腐渣工程更是為十三年「景上添花」，僅橋樑建設項目來說，近幾年來的塌陷就層出不窮，1999年1月4日，被譽為「長虹臥波，綦城一景」的綦江虹橋僅開通三年多時間就倒塌了，40多人遇難，損失數千萬元；2001年11月7日，當時被讚美為四川宜賓縣「十大工程」、「亞洲第一大中承式鋼筋拱橋」的「金沙江大橋」倒塌，三死五傷，損失二千多萬元；2002年8月16日，河南省內鄉縣寶天曼旅遊公路上正修筑的萬溝大橋在合龍時突然發生倒塌，10人當場死亡，兩人受傷，損失數千萬元；2001年6月23日，投入使用僅四五年時間、被當地人譽為巨貪的「傑作」的廣西合浦縣城郊的文尉坊大橋西端引橋塌陷，幸無人員傷亡；2003年4月21日，廣東珠江大橋橋面塌陷，橋面形成一個10多米長的「大坑」，兩傷一亡。今年6月28日，準備在七月一日「黨的生日」這天剪綵通行的江蘇省徐州市弘濟橋突然塌陷，無人員傷亡。損失七百多萬元。
不該上的工程項目上了，納稅人的千百萬元、甚至是數億元的血汗錢打了水漂，官員們通過「投資」、「改制」大肆撈取好處，留下了層出不窮的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無數個重大隱患的橋樑、高樓、水電站、堤壩等等工程設施記錄著十三年創造的「輝煌」，也留下了腐敗制度的記憶。當有一天，高樓倒了、橋樑塌了、水電站破了，那該是哪一個人的罪過？到時候，那些舊帳可能都要算到江澤民一個人的頭上。
吃喝嫖賭糜爛透頂
一方面，是官員們的投資失策，留下了豆腐渣工程的隱患，另一方面，從大城市到小城市，樓堂管所、星級飯店像雨後春筍般的拔地而起，形成大小城市亮麗地「風景線，」「風景線」裡，全部是近十年來江澤民時代蓬勃興起的、世界一流的服務業與娛樂業，到這些服務業、娛樂來來消費的，也是十多年三個代表培育出來的、級別不同的官員。多如牛毛的官員們整天沉溺在這些富麗堂皇的設施裡享受他們糜爛的生活：從室內的保齡球場到室外人造高爾夫球場，從日本的「全人宴」到美女服務的泰式浴，從山吃海喝到麼三喝四的豪賭，一擲千金的奢侈消費令最發達國家的西方人瞠目結舌，食慾和色慾和健身在這些高檔建築物裡成為主題，在這裡，才真正將一群在辦公室裡、在演講台上衣冠楚楚的官員面目暴露無遺。這些「豐富」的「家產」交到胡溫體制的手裡，他們能不棘手麼？
2004年6月23日，胡溫執政以來最大的亮點在人民大會堂「閃現」了，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上，國家審計署署長李金華23日作了《關於2003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在審計報告中，李金華列出了一長串的審計清單，無疑的，這是一顆放射型的探照燈，將江澤民執政時期的腐朽與糜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儘管審計清單只是冰山一角，但是，暴露的問題的意義是深遠的。
「審計清單」最引人注目的是對中央有關部委的審計情況：1994年，國家計委批復同意所屬宏觀經濟研究院等7個單位聯建科研辦公樓，辦公樓建成後，原國家計委將其中部分面積用於出租；2001年至2003年共收取租金3285萬元，用於機關離退休幹部醫療費超支等。發展改革委應對出租房產進行清理，報國管局研究處理；國家林業局調查規劃設計院等4個單位編造、變造7份「林業治沙項目」貸款合同，套取財政貼息資金415萬元；1999年以來，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專項資金1、31億元，其中用於建設職工住宅小區1、09億元，用於發放總局機關工作人員職務補貼和借給下屬單位投資辦企業2204萬元；2003年，國防科工委共分配預算資金162、1億元，年初預留62、91億元，預留比例達38、8%；科技部在年初分配預算資金時，將科技三項費用17、07億元全部預留，直到當年8月至11月份，才採取追加的方式批復到有關地方和部門……，1994年，國家計委批復同意所屬宏觀經濟研究院等7個單位聯建科研辦公樓，辦公樓建成後，原國家計委將其中部分面積用於出租；2001年至2003年共收取租金3285萬元，用於機關離退休幹部醫療費超支等。發展改革委應對出租房產進行清理，報國管局研究處理；國家林業局調查規劃設計院等4個單位編造、變造7份「林業治沙項目」貸款合同，套取財政貼息資金415萬元；1999年以來，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專項資金1、31億元，其中用於建設職工住宅小區1、09億元，用於發放總局機關工作人員職務補貼和借給下屬單位投資辦企業2204萬元；2003年，國防科工委共分配預算資金162、1億元，年初預留62、91億元，預留比例達38、8%；科技部在年初分配預算資金時，將科技三項費用17、07億元全部預留，直到當年8月至11月份，才採取追加的方式批復到有關地方和部門……，儘管這些披露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儘管李金華在提到各部委的資金去向時「欲言又止」，但已經起到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作用。不用懷疑，袞袞諸公的「大臣」們除裝進兜里外，剩下的吃了喝了玩了樂了。
審計結果驚心動魄
從這些審計清單中不難看出，這十幾年來，在江澤民身邊的「大臣」們，膽量有多大！牙齒有多深了！那些天文數字的巨款，全部都是「三個代表」的執行者揮霍掉了。但是，為甚麼那些部長級的「大臣」、「內衙」們有如此的膽量呢？毋寧諱言，他們一方面是有「三個代表」作為擋箭牌，另一方面是上行下效，古人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臣」們生活的環境是一塊貪污受賄，吃喝嫖賭的土壤。難怪他們不腐敗嗎？所以說，正是有了這些「大臣」們的貪污系統，才有了今天全國上下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的局面。
歷史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十六世紀明朝後期的嚴嵩、十七世紀的和□與今天的大臣們先後輝映，過去的嚴嵩和和□用諂媚和恭謹的外表，把自以為聰明絕頂的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今天的「大臣」、「衙內」們也是如此，他們通過諂媚和拍馬屁得到自以為聰明絕頂的江澤民的信任，這些「大臣」、「衙內」們嘴裡喊著「三個代表英明偉大」，討得江澤民「龍顏大悅」，實際上，正是這些人嘴裡說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雖然殺了成克傑，胡長青。但是，正像嚴嵩、和□的時代，誅殺越嚴重，貪污受賄越嚴重，他們唯恐被檢舉和被檢舉後不能掩飾，必須使用更多的賄賂去尋求保護。可以說，江澤民身邊的「大臣」和「衙內」是一個無底洞，全國官員們的賄賂巨款，瀑布般地傾注到裡面去了。
大學城「誤人子弟」
「審計清單」暴露的另一個問題應該是大學「圈地」運動，據審計署披露：「『大學城』建設貸款規模過大，存在償貸風險。如南京市仙林、江寧和浦口新校區的12所高校建設項目，目前銀行貸款為27.28億元，佔實際到位資金的71%。這些學校還本付息主要靠學雜費收入，按目前收費情況測算，今後每年還本付息額將超過學雜費收入的40%，個別甚至達到80%」；「東方大學城將6007畝（含耕地5728畝）用於建設5個標準高爾夫球場，嚴重違反國家有關土地政策法規。」
這些於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悄然興起的、藉助於興辦教育而大量「開發」的「大學城」風起雲湧，鋪天蓋地發展起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建和在建的大學城已有50多個，有的大學已辦成「公園式」、「風暴式」的園藝區，現在，國內許多專家們憂慮的是國土被「圈」，巨額貸款無法償還的問題，而實際上，這些認識只不過是盲人摸象，管中窺豹。最大的隱患是教育體制的進一步墮落和腐化，一大批品學兼優的學子將會被張著血盆大口的「吃教育」的人拒之門外。以辦學為幌子、實以盈利為目地的經營商就是一群吸血蟲，會將從農村、工廠來求學的孩子的家長榨干吸盡。
「東方大學城」於1999年動工修建，到2003年竣工，它如畫的風景、氣勢恢宏的建築的外表掩飾不住農民工血淚斑斑的控訴，當衣冠楚楚的官員和有錢人在山水疊翠、湖光山色的人工打造的高爾夫球場裡尋找新的刺激的時候，場子外面是衣服襤褸的鄉下農民工脆弱的吶喊聲。欠下十多億元工程款的大股東金衛華在公安人員的保護下趾高氣揚地鑽進小車時，車外就是絕望的農民工工頭常廣風討債無門的情況下服毒倒下的身影。在這些新興的大學城裡，教育的軟環境的「改善」就意味著教育體制的全面蛻化變質，以賺錢為目的的利益集團將教書育人的場所變成了搖錢樹，教育質量的全面下降還沒有完全顯示出來，其「後遺症」將是幾代人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移民工程成了「愚民工程」
審計署披露的另一個醜陋無比的問題是「移民工程」，為了三峽的「大業」，三峽庫區的移民像被牽豬趕羊一樣趕到遠在內蒙古的「新居」，然而，當他們住進去後，才發現移民工程原來是「愚民工程」：僅內蒙古自治區克甚克騰旗土城子鎮的一個地方，「移民新村」建築面積2500多平方米、總造價90多萬元、可容納35戶170多人居住，於2003年10月完工。可是剛半年時間，許多房屋地基下沉、房頂塌陷、牆體開裂等嚴重的建築工程質量問題，就連春天颳風都能把一些屋頂掀掉。這些，都是口口聲聲高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公僕」們的所作所為！ 「審計清單」披露的最多的是省、市地方的問題，諸如「地方虛報套取救災資金問題嚴重」，「人為少徵稅款問題突出」，「長江堤防隱蔽工程質量令人擔憂」，「財政資金投資效益不高」。這些問題在筆者看來說不足挂齒了，為甚麼這樣說呢？既然這個制度已在江澤民時代變成了一個大醬缸，皇城腳下的「大臣」、「衙內」們已經醬化成了無孔不入的大蛆蟲。那麼，省、市、縣一級的官僚體系只不過是蜉化而成的小蛆蟲而已，他們虛報一些救災資金而中飽私囊、人為少徵稅款而私設「小金庫」供於吃喝嫖賭、一層一層地盤撥水利工程款用於養小車、養餐桌、養小蜜等等現象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漏洞百出的金融市場
一個具有小學文化的傳奇人物竟然先後騙取銀行貸款74億元而相安無事，這不是天方夜譚，這就是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事實。要不是審計部門審計出來，也許，他高明的騙術還在繼續。這個人就是馮本昌，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原南海市）的大型板材企業華光裝飾板材有限公司董事長。
馮本昌的騙術實際上很簡單，像程咬金一樣就那麼幾板斧，但是，就是那麼幾板斧，將本來弱不禁風的金融市場「劈」的百孔千瘡、支離破碎。
2002年，馮本昌的南海華光以從香港華森公司購進原材料為由，向南海工行申請新增貸款4、09億元。但根據原南海市外匯管理局提供的進口付匯數據，南海華光2002年進口付匯2705萬美元，折合人民幣只有2、24億元，南海華光從中虛構1、85億元的貿易額。要是當地的工商、銀行部門嚴格把關，馮本昌怎麼可能弄到1、85億元的虛構款？經審計，南海華光在南海工行的1723、3畝土地抵押物，只有76畝具有真實合法手續。其餘1647畝土地中，1574、3畝是在沒有土地使用證的情況下，由當地國土局出具國土證明文件，並由當地房地產管理局負責辦理了房地產他項權證；另有73畝雖有土地使用證，但土地地址與房屋坐落地址不符，而當地房地產管理局卻張冠李戴辦理了房地產他項權證，並擅自將土地面積虛增至145、7畝。南海華光在各家金融機構的貸款，表面上看都有抵押，但絕大部分是虛假的，為了騙取貸款，馮本昌用一座房產，經當地房地產管理局「合法批准」，可以出具多個房地產他項權證，將南海華光在南海工行的土地抵押物普遍高估8倍多。2000年，當地的土地轉讓單價每畝12、65萬元，總價4901、62萬元。而原南海市正平房地產評估所出具的評估報告，土地評估單價高達每畝109萬元，是購入價的8、66倍。
黑色的「家譜」
在一年多的時間裏，胡溫體制除了清理「家產」，審查「家底」外，將更大的力氣用於排查「家譜」上做文章。有人說，中國的官員在2003年之後進入了多事之秋，一大批官員紛紛倒下，說明胡溫正在痛下殺手打壓腐敗。這種認識很正常，面對千孔百瘡的社會現實，面對蟥蟲般凶猛地吞噬社會財富的腐敗官僚隊伍，胡溫沒有選擇，只有大加整肅。
在江澤民執政時期，雖然也查處了一些諸如成克傑、胡長青之流的貪官，然而，烈火不除去，只賴一兩杯水加到滾沸的鍋子裡，根本無濟於事。利益集團相勾結的官僚體制在近十年裡早已形成了相互依賴、堅而不摧的堅強堡壘，胡溫要攻克這此「堡壘」，就有巨大的風險。
2003年，一下子就揪出了七個省部級貪官。他們分別是原河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程維高，原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劉方仁，原雲南省省長李嘉廷，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原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田鳳岐，原山東省政協副主席、省工商聯會長潘廣田，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原浙江省副省長、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王鐘麓。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供的數據，2003年，查處百萬元大案1319件，涉及官員9452人，縣處級以上2670人。
從一個貧窮縣的縣委書記腐敗過程讓人們可以窺視一斑。吉林省靖宇縣原縣委書記李鐵成，以在抗日英雄、革命先烈楊靖宇將軍命名的縣上大收紅包禮金而名臭全國。他在「悔過書」中坦白：這錢是送給縣委書記的，不是送給我李某人的。誰坐這個位置，他們都照送不誤。於是，在窮鄉僻壤的吉林山區，李鐵成在短短几年時間，「合情合理」的收受錢財上百萬元。李鐵成收受紅包禮金，在此地創了兩項記錄。一是該縣的所有鄉鎮和縣城科局以上單位不留「死角」；二是全縣200多名科級以上幹部沒有「空白」。據《中國青年報》記者與該縣所有的機關部門反覆核對，竟發現沒有一個單位不向李鐵成行賄。在全縣科局長範圍內，李鐵成受賄沒有「空白點」。調查結果表明，全縣科、處、局級幹部除李鐵成本人和他的妻子外，幾乎無一人不向他行賄」。李鐵成有一年就收了44萬多元錢財。李鐵成還是工作在貧困的縣城，在發達的縣市，收受禮金的數目豈只是一百多萬元的問題？
腐敗的四大類型
正像三位著名中國問題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在《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所論述的，腐敗應分為四類：尋租性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腐敗、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腐敗。尋租性腐敗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最赤裸裸的權錢莫過於賣官鬻爵了，這是「成本」最低、「風險」最小的市場，近幾年來，「要想富，動幹部」的官場哲學風靡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曾經轟動一時的縣委書記王虎林最具典型性，他也是因為大肆批發官帽而倒下的，據當地紀檢監察機關後來查實，從1999年2月25日到4月24日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王虎林先後3次主持召開縣委常委會，共提拔調整幹部420人，其中提拔207人、調整213人。由於會做「批發生意」，王虎林家1995年存款僅1.34萬元，1996年存款不過3萬元，1999年一年就進帳184.36萬元。1999年3月19日這天，王虎林的妻子張玉梅就到不同的銀行存款21筆，款額72.5萬元；5月2日又存款15筆，52萬元。這種「無本生意」王虎林會做，其他官員更不是白痴。2004年初，中央組織部通報了四個賣官受懲治的縣處級幹部，他們批發官帽的收入都在百萬元左右，這些被遭受到查處的縣處級幹部，在中國的官僚體制中，只能算得上是六品、七品官員，在他們的上面，還有一品到五品的高層，還有比他們大的多的省部級、副省部級、廳局級、副廳局級等接近權力魔杖的大官，這些縣處級只是夾在石頭縫隙裡面的官。這些人即使「利用職權」賣官，他們就曾經掏錢買官，而且還要掏錢穩住自己的位置不被別人擠掉，或者花銀子繼續買更大的官。也就是說，賣官鬻爵是一級一級賣下來的，反過來說，官員們的官帽是一級一級買上去的，一直買到「江三個代表」的手裡去了。現在，胡溫要是能徹查這些賣官鬻爵的源頭，那就牽涉到江三代表身上了，無一例外的，都是江三代表時期給幹部做的「好事」，現在由胡溫來「得罪人」。他們的處境是很危險的。
江澤民留下的亂灘子不是查一批、判一批貪官能解決的問題，就像一個病入膏肓的人，胃有胃癌，冑有冑癌，腸有腸癌，肝有肝癌，肺有肺癌，只是外殼軀體還有個「人」形，即使「華佗」再世，也醫治不好了。官員的貪污腐敗早已滲透到社會組織的各個細胞裡，已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正所謂鹽鹼地裡如何長出優質的莊稼？而一池臭水裡如何能不長出水蚤水螅與水蛭？
7個省部級也好，還是2670個縣處級也好，他們只是固若金湯的臭水裡的幾個水蚤水螅與水蛭而已，他們被查了出來，應該說是天大的冤枉，因為他們在龐大的腐敗隊伍裡極盡魚水之歡，在風調雨順的臭水池裡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抓了他們一批，是天大的不幸。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碩鼠碩鼠，無食我麥」。胡溫今天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時的，但是，這十三年來積累的社會矛盾太多太多，上一任留給他們的包袱太重太重，正所謂積重難返，他們的心願是好的，決心也是大的，但無奈的是，現有的體制下是解決不了這些矛盾的，因為早在江澤民的時代，所謂的社會主義「大廈」裡豢養著成群結隊的耗子，早已將「社會主義大廈」裡的財富和資源掏空，啃噬的干乾淨淨，要麼，維持大廈原狀，治一治標，抓幾隻耗子做做樣子；要麼，將大廈推倒了打耗子，這才能治本。
2004年7月15日於廣州
《爭鳴》2004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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